生物技术公司:DNA迁转带来的巨大成功与潜在风险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创造过程中，DNA在不同物种之间发生了迁转。于是，孟山都就放弃了其化学品和塑料制品部，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生物技术的先驱公司。但是，之后，人类遇到了一种看起来疑似人类疯牛病的疾病，这种病使人走路磕绊，发生颤抖，最终引起昏厥并导致死亡。他只强调了生物技术在节水、减少水土流失和碳排放等方面的潜在好处。

转基因行业中最大的公司就是孟山都^[1]。但是，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农业中的地位，这家公司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令人迷惑不解。1990年，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霍华德·施奈德曼在关于转基因技术的著述中，既强调了它的许多优势，又警告说，它并非灵丹妙药，并非解决全球农业需求的万能之法，不能用这种技术推动农民搞单一的经济作物栽培。但与此同时，作为行业巨无霸的孟山都却刻意在转基因领域深耕。它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一些标准化生产的除草剂以及抗虫棉花和玉米品种上，而这些品种明显是要作为单一的商品作物种植的。

施奈德曼这一科学先驱的观点和孟山都公司的做法之间存在着分歧，人类学家多米尼克·格洛弗认为，这一分歧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孟山都崛起成生物技术巨人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孟山都主要在石化业发展，包括应用于农业的石化制品。彼时，石化业已经变得危险重重，其盈利与石油价格紧密相连，即使在最好的光景下，利润空间也很小。随着绿色革命已经将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谷物新品种、新的灌溉系统、杀虫剂和合成化肥等的使用，农业生产在1961—1985年增长了一倍。但是，经历了几十年的创新，再要找到比上述产品更加有效的农化产品，难度越来越大。

1973年，斯坦利·科恩和赫伯特·波伊尔就已经创造出了第一种转基因生物。在创造过程中，DNA在不同物种之间发生了迁转。他们的方法是从一种细菌中提取一段基因编码，再将其引入另一种细菌之中。在当时看来，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很有发展前途，值得研究和投资。于是，孟山都就放弃了其化学品和塑料制品部，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生物技术的先驱公司。它的第一款商用转基因产品就是一种抗草甘膦大豆，这也巩固了其公司“农达”品牌的市场。如果你种植转基因大豆，再给地里大量施用“农达”，那么所有的野草都会死掉，而大豆仍会茂盛地生长。1994年，美国批准抗草甘膦大豆可以用于农业。1996年，孟山都试图将这种大豆推广到欧洲。但是它选择的时机实在是糟透了。

人们对农业产业化的一些做法以及对政府的怀疑程度深得可怕。早在10年以前，英国养牛业就爆发了牛海绵状脑病，又称疯牛病。这种病非常可怕且无法治愈，它可以潜伏数年之久，牛一旦患病，就会走路不稳，攻击性增强，并最终死掉。这种疫病从1986年一直持续到了1998年。

最终，人们找到了疯牛病的根源。因为小牛被喂食了蛋白质添加剂——肉类和骨头，而这些东西本身已被患有瘙痒病的羊的残骸所污染。于是，政府禁止给牛喂肉和骨头，有几百万头牛被挑出并杀掉。但是，可能已有成千上万头被感染的牛进入了人类的食物链。人们害怕，人类也会因为食用受感染的牛肉而被感染。但是，英国政府却试图抚平人们的担忧。1990年，英国农业部长约翰·格默为了展示英国牛肉的安全性，竟然带着他4岁的女儿公开吃了一个汉堡。但是，之后，人类遇到了一种看起来疑似人类疯牛病的疾病，这种病使人走路磕绊，发生颤抖，最终引起昏厥并导致死亡。患病者的大脑变得就像患了疯牛病的牛的大脑一样，呈多孔海绵状。进一步研究证实，牛的疯牛病和人的疯牛病（又称变异型克雅氏病，简称vCJD）之间有关联。虽然与其他疾病相比，vCJD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少（最多的年份是2000年，造成28个死亡病例），但是这种病击垮患者的情形却是非常凄惨的。

1996年，英国政府最终承认，感染了疯牛病的牛肉对人体健康构成了威胁。但是公众对农业产业化的一些行为以及对政府的信任都崩塌了。就在这一节点，孟山都要进入欧洲。1996年，欧盟官员批准了进口孟山都的大豆，但是，英国消费者却疑虑重重。一些小报嗅到了气息。1998年，查尔斯王储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题为“灾难的种子”的文章，警告称，在一个物种和另一物种间转移基因“会使人类进入属于上帝，而且只属于上帝的权限范围之内”。绿色和平组织也高调地发起了一些运动。人们对转基因生物（GMO）的恐惧开始蔓延。转基因生物被视为因为科学失去控制而诞生的怪物，媒体也给它贴上了“科学怪食”的标签。欧洲的超市都禁止出售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

孟山都对此做出了反应，发起了广告运动，大力宣传转基因技术在人道主义事业上的潜力，声称“对未来的人们忍饥挨饿忧心忡忡并不能解决问题，而食品生物技术却能”。1999年，孟山都总裁鲍勃·夏皮罗在第四届绿色和平组织商业会议上发言称，他想要的是对话，而非争论。他说，如果说孟山都有过错，那就是它太相信自己的技术能够带来的好处了。这个道歉听起来太过虚伪。他只强调了生物技术在节水、减少水土流失和碳排放等方面的潜在好处。而孟山都急于引入欧洲的转基因生物却是一种抗除草剂的大豆，这使得他说的那些好处在许多人听来成了空洞的许诺。不管这种大豆产量有多高，看起来它也不过是孟山都扩大销售其除草剂的手段而已。罗伯·弗雷利是孟山都公司内部的高级科学家，对以上所说他都曾悲叹：“如果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销售更多除草剂，那么我们就不该进入生物技术产业。”语言和行为之间的鸿沟从未有如此之深。

就在同一个会议上，绿色和平组织英国分支的副主任彼得·梅尔切特宣称：“你们提供的东西公众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拒绝接受。人们对大科学^[2]和大企业已经越来越不信任。”接着，他预言说，基于文明理念和对自然界的尊重，不仅仅是欧洲，全世界都会排斥转基因。他说对了。对转基因的反对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现象。1999年，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宣称：“转基因已死。”(www.chuimin.cn)

2006年，在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采取法律行动之后，世贸组织做出了裁决，认为欧洲事实上禁止了转基因食品，这一行为是非法的；世贸组织还认为，关于公共健康风险的担忧并没有科学证据的支撑。但是，并不只各国政府竖起了（针对转基因食品的）贸易壁垒，消费者和超市也继续抵制。疯牛病已经使欧洲消费者对风险特别敏感，与大企业有关时更是如此。

形象本就一直不佳的孟山都，更是被描绘成了一个恶魔。在互联网上搜索“邪恶的孟山都”，你就能体会到针对这一技术巨头的仇恨和猜疑。而转基因技术本身也与孟山都这一“超级大恶棍”的形象和“灾难的种子”（人力根本就不能播种）密不可分地连在了一起。孟山都推出抗除草剂大豆的时机不利，再加上人们对大科学和大企业根深蒂固的猜疑，都成功地阻碍了这一技术的发展。

夏皮罗在上一个千年之末的绿色和平组织会议上的发言中，还是有一些辛辣和讽刺性的内容的。这位孟山都总裁说，未来应该进行对话，而不是两极化的争论。如果这家公司在其生物技术研究项目一开始就能秉承这一精神——与农民和消费者进行真正的对话并发展伙伴关系，那么情况也许会大不相同。相反，他们对转基因技术的好处太有把握，其首席科学家甚至称之为“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发现”，因此他们似乎认为只需要把其他人说服就行。孟山都的管理层明显认为，全球公众会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的技术。因此，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发生的反对转基因的浪潮，他们显得莫名惊诧。

既然欧洲实际上关闭了市场，那么孟山都就急需找到其他消费者。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并购生物技术公司和种子公司，公开承诺支持贫苦农民并保护环境，启动小农户项目，投入大量资金研究转基因农作物在贫困国家有何影响。人们很容易站在一边断言，上述措施只是一场公关演练，旨在消解对转基因技术的反对。但是，早在欧洲的反基因浪潮之前，孟山都的老板们就一直讲着要扶助穷人。这种做法貌似违反常理，但是，争议的风暴和反对的浪潮也有对孟山都有利的地方，它使得公司沿着一条更具人道主义色彩的路线发展，而这一方向与他们那些科学家的救世思想更为接近。虽然人们还很容易怀疑，但是，转基因的一些实际应用确实可能帮助到世界上贫困的群体。罗斯林研究所的迈克·麦克格鲁就相信这一点。

在誓言支持贫苦农民的同时，孟山都对于自己的知识产权也很慷慨大方。它无偿与公立机构中研究稻谷基因组的科学家共享知识和技术，而这些科学家致力于自行研究黄金大米。

生物技术公司:DNA迁转带来的巨大成功与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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