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林研究人员实验鸡驯化，基因工程最新进展

罗斯林研究所有一组先进的大楼，一些里面养着实验用鸡，目的是对其进行最大限度地利用；另一些则供科学家居住，目的同样也是要让科学家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些科学家致力于对实验用鸡进行最优化培育，但是，手段并不限于选择性繁育。在过去1000年里，选择性繁育已经在鸡身上创造了奇迹，而在过去约60年里，其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直接介入生物体的基因密码。相比之下，选择性繁育就显得很过时了。驯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遗传学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前沿。

基因改良的新技术给地球带来了新选择。有了这些技术，或许未来我们农业的生产方式会更为高效、持久，也更为平等。然而，我们又不免恐惧。选择性繁育是一回事，但是，在许多人眼里，直接的基因干预——利用酶来改良DNA，则似乎走得有点过头了；使用这种方法就像是恺撒当年越过卢比孔河攻打罗马一样，会给世界带来颠覆性的改变，但我们不能鲁莽地越过这一界限。

我本能地感到，这里有什么东西被搞错了。科幻小说甚至使我这样的人都对转基因生物慎之又慎。威尔·塞尔夫是一位小说家和记者，他善于描写一些令人不安、不舒服的奇异之物。在《戴夫》（Book of Dave）一书中，他描写了一种名为“莫托斯”的动物，它是转基因的产物，外形像猪，既是宠物，又是家畜。它们有智慧，还会像学步小孩一样结结巴巴地说话，但是，它们还会被人们屠宰并吃掉。在专门繁育动物供人们食用这一问题上，“莫托斯”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我们认为，自己的味蕾比动物的生命还重要。这对我来说太难以接受了——我完全吃素已经有18年了。现在，我忍住自己的负罪感，吃一点点鱼，但是，要吃其他肉类，还是难以接受。

我们在自己的心目中，在自身和其他动物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如果我们要把其他动物作为食物的话，这一界线就是必需的。我想，你永远也不会想着吃人吧。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认为，饲养、屠宰，然后再吃掉动物并没有什么不对。那么，要改变它们又怎么样呢？如果是通过选择性繁育来改变，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对植物而言，我们可以利用辐射或者致变化学物质来制造出一些突变来，然后将这些基因变化通过选择性繁育植入农作物之中。人们已经完全接受这种方法了。如果说这种方法听起来还有些新奇和危险，但实际上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这么做。

从那时算起，人们已经创造出3200多种诱变植物并进行推广。其中一些人们现在还在种植并作为有机作物进行推广。阿根廷种植的多数落花生就是从辐照突变体中培育出来的；澳大利亚种植的多数水稻也是从一种辐照突变品种培育出来的；突变水稻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也都有种植；而欧洲则广泛种植突变大麦和燕麦；在英国，人们种植一种名为“金色希望”的大麦来酿啤酒和威士忌，这种大麦就是用伽马射线照射植物而形成的突变体。所有这些农作物中的辐射并没有危险性——辐射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即将其祖先的DNA打乱，然后创造出新的变体。

很明显，这些植物都是转基因的。那么，对于直接使用类似伽马射线一类的手段来改良基因，为什么人们会更易接受？相比之下，对于使用酶来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更加精确、控制更严，为什么人们却感觉更加危险呢？国际原子能机构急于撇清“辐射繁育”与生物基因改良的关系。它将辐射繁育描述成仅仅是使生物体自然突变加速的手段，而自然突变是物质发生的变异，也是进化本身的生命线。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利用辐射来改良DNA，并将其称为“辐射育种”，这启发我，其实我们应该将从生物学上改良DNA称为“酶育种”，这样还更加准确，并且指代清晰。

所以，我急于走进罗斯林研究所，并与研究人员交流，了解他们对基因工程的看法以及最新的手段。这些人都是遗传学领域的先驱，引领着该领域的发展。他们比其他人都更了解基因科学以及人们对这一科学的概念、偏见以及合理的关切。他们对鸡的基因非常了解。实际上，早在2004年，鸡就成了第一种所有基因组都被排序的家养动物。亚当·巴里克解释了相关技术及其潜在用途；海伦·桑则给我一般性地介绍了基因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角力；迈克·麦克格鲁给我介绍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新进展，在他的愿景中，这一技术能够成为推动世人福祉的力量。

亚当来接我，并陪着我到了他位于大楼二层的明亮的办公室。那座大楼外面都镶着钢板、玻璃和铜板，科学家就在大楼里工作。墙上贴着一些海报，显示小鸡胚胎发育的各个阶段。亚当桌上的空间大都被一些屏幕所占据，我们坐定后，他拉起屏幕上的图片。在黑色的背景下，有一片片亮绿色在闪光。这些都是从显微镜下拍摄的照片，显示了一只鸡胚胎的进化。我们看了看鸡的脖子，那一片片绿色则显示了一种特别的组织——淋巴组织，它与组成我们人类淋巴结的东西一样。这种组织通常并不发出绿光：亚当已经改造了鸡的胚胎，将一种“报告基因”植入了鸡的基因组。不管哪里形成了淋巴组织，这种基因都会发出一种绿色的荧光。

在改变鸡胚胎DNA时，亚当使用了一种传统的方法，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在鸡身上已经应用了约12年的方法。此前，他还使用过病毒来进行这项工作。因为许多病毒的运行原理就是将DNA植入受体的基因组中，所以，研究人员就利用这一机制，用病毒将选中的基因植入另一生物的细胞当中。起初，这些“病毒载体”是为人类基因疗法而研制的，但是，它们在鸡身上也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虽然通常还做不到将病毒植入新基因组中某一特定位置，但是，研究人员似乎很善于找到一些位置，将基因植入。在这些位置中，植入的基因被细胞读取或表现出来的概率很大。

亚当就是利用这种已经被应用、被试验过的技术去照亮鸡胚胎中的淋巴细胞的。他的具体做法是，找到一种通常在那些细胞（而非别的细胞）中形成的蛋白质，然后再找到那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是一个起控制作用的基因密码组，就位于那种蛋白质本身的基因密码上游方向。随后，他将开关与能制造绿色荧光的蛋白质的基因（这种基因是从水母身上隔离并提取的）结合，创造出一段新的DNA。接下来，亚当利用病毒载体将这一组新的DNA组合植入鸡的胚胎。这样，只要这个开关被植入任何细胞中来制造普通的淋巴细胞蛋白质，制造发光蛋白质的基因也会被启动。于是，这种经过基因改造的胚胎就会给自身加注标记，当人们在显微镜下用紫外线照射，它就能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淋巴组织来。

亚当介绍说：“这些可不仅是好看的图片，它们还能让我们进行量化研究。”这些图片准确地显示出淋巴组织是在胚胎中的什么地方形成的，而淋巴组织又与免疫系统相关联。亚当研究的是鸡免疫系统的形成，而要搞清楚相关免疫细胞和组织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图片非常关键。我们所研究的是鸡如何防御疾病，这就好像是画出古代的要塞图，然后努力去复原当时的战事。鸟类的免疫系统与哺乳动物截然不同，其差异之大使我们不禁要问，它们没有哺乳动物身上形成的防御手段，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我们从哺乳动物身上了解的一切都会告诉我们，鸟类无法存活，”亚当说道，“但是，面对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病原体，鸟类却找到了不同的应对之法。”科学通常就是这样进步的。首先注意到差异，然后再去研究差异为何能够存在。对于哺乳动物，包括人类而言，淋巴结显得如此重要。而鸟类虽然也有一些淋巴组织，但是却没有像淋巴结这样独立而确定的东西。然而，鸟类却依然活得很好。这一问题既令人费解，又很有意思。淋巴结的形成似乎非常复杂。那么，为什么哺乳动物需要它们而鸟类不需要呢？我们可以默认，如果能够探明鸟类是如何以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免疫系统抵御传染病，我们对人类免疫系统的理解也会深刻得多。

基因改良已经使研究人员能够比以往更精确地绘制出胚胎发育的过程图，对于上述基因科研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但是，基因改良如何能够走出实验室，被实际应用到肉鸡身上呢？罗斯林的科研人员也在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他们结合使用了胚胎发育变异和一种非常精确的新型基因编辑技术。

要使某一特定版本的基因在一群鸡中传播开来，就得将这种基因植入能产生配子（即卵子和精子）的细胞中去。鸡（和人）生殖腺中能产生配子的细胞被人们称为原生生殖细胞。从本质上讲，这些细胞是永生的，它们会不断分裂，根据动物性别的不同，有一些分裂出来的细胞会长成卵子或精子，有一些则仍然是生殖细胞，后者还会再分裂，产生出更多的卵子和精子来代替自身。要将选中的基因植入原生生殖细胞，常规的方法就是选择性繁育，这种方法是间接性的，而且随机性较强。

具体做法是，选中具有某一特点的鸡，并将它们养在一起，寄希望于产生这一特点的基因能存在于一些卵子和精子中，然后还能传到下一代的一些鸡身上。要使某一特点传遍整个鸡群，需要好几代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能够确保一只母鸡的所有卵子或一只公鸡的所有精子都包含我们想要的基因，那么，这一过程就能得到简化，所有孵化的小鸡都能直接拥有这种基因，显示出这种特点。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恰好能使遗传学家做到这一点。而且，人们偶然发现，要对原生生殖细胞进行改良，相对容易的办法就是将它们从鸡的胚胎中提取出来。

自从亚里士多德按照3星期的周期孵化鸡蛋以来，鸡就一直受到胚胎学家的关注。现在，人们有可能在不杀死胚胎的情况下，打开部分蛋壳，观察胚胎发育，甚至还能与胚胎互动。胚胎是在鸡蛋的一侧发育的，而鸡蛋是什么样子，人们都熟悉。在有蛋白和蛋壳之前，胚胎就是那黄颜色的一块东西，主要是蛋黄。

人的卵子直径只有0.14毫米。而实际上，与人体内其他细胞相比，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细胞了。

卵子里包含有足够量的细胞质（细胞内的物质），能使卵子在受精之后，形成胚胎并发育。人的受精卵能够分裂成一个由细胞组成的小球，但同时又能保持大小不变。相比之下，鸡的卵子在未受精之前则算得上是庞然大物，有一枚鸡蛋的蛋黄那么大，而实际上，鸡的卵子绝大部分就是蛋黄。如果你用科学的方法探寻，你早餐吃的东西（鸡蛋）就是一个巨大的细胞，里面充满着支持胚胎发育的蛋黄营养物，在其一端还有一点点细胞质。在细胞质中有染色体，它就是母鸡对胚胎在基因上的贡献；公鸡基因的那一部分则通过精子传给卵子。这时，情况就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哺乳动物的卵子分裂速度较慢，第一个细胞虽只分裂成两个细胞，但还要大约24小时才能完成；而鸡的受精卵则不会迟滞。在受精之后24小时，母鸡就会产蛋，到这时候，已经形成了由2万个细胞构成的盘状物了。如果这时立即打开鸡蛋，就能够看到，在蛋黄一侧有一个白色盘状物。如果鸡产出的受精卵（鸡蛋）被置于暖和的环境下，胚盘（那2万个细胞）就会继续长大、繁殖并发育成胚胎。(www.chuimin.cn)

鸡蛋产出仅4天之后，胚盘就会卷起，成为鸡身的雏形。鸡的眼睛已在形成之中，可以清楚地看见，胎心也开始跳动。而人的胚胎要达到同一阶段，则要等到受精之后整整4个星期。在这时候，鸡的胚胎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血管网络，并且延伸到了蛋黄周围。如果用光去照一只孵化4天并已受精的鸡蛋，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血管——它们像红色的蜘蛛丝一样从一个红点向外发散，而这个红点就是胚胎。在这一阶段，如果能在蛋壳上开一个小孔，并将一根细针从小孔插入那些胚胎血管，就可以提取少量血液样本。这一样本中不仅会有早期的血液细胞，而且还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干细胞。这些就是原生生殖细胞，它们最终会进入（孵化中的）小鸡的性腺，并根据鸡的性别，生成精子或者卵子。

迈克·麦克格鲁正在进行一项实验，就是从只有两天半的胚胎中提取血液。在这一阶段，仅仅一小块样本中就包含100个生殖细胞。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使这些细胞脱离胚胎，再将其置入培养液中培养好几个月。这样，他就有机会使用一种新技术对这些细胞的基因进行编辑。这种技术能够在隔离一些DNA片段的同时，再接入一些新的DNA片段，这样，就实现了基因的精准改良。

经过改良之后，原生生殖细胞就可以植入鸡的胚胎。这种胚胎的基因已经被预先改变，因此，它不能产生出自己的生殖细胞。可令人惊讶的是，之后胚胎还能正常发展——基因已被改变的原生生殖细胞还会运动到正在发育的鸡的卵巢或睾丸中。当这只小鸡孵化出来并长成一只母鸡或公鸡后，它所产生的卵子或精子就都会包含经过改良的DNA。

这种使遗传学家能够对基因组进行精准改良的技术被称为CRISPR（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它在各种基因工程技术中属于最尖端的了。与传统的病毒载体方法相比，这一技术更为精良，但是，它还是源于自然。科学家对病毒和细菌互相攻击的方法进行了多年的辛苦研究，才给这一技术打下了基础。

一些细菌防御病毒攻击的方法很高明，实际上，它们有一种系统能使自身对病毒具有免疫力。当这些细菌遭遇病毒时，它们会将这种病毒基因代码的一部分复制到自身的基因组中。这种做法看似愚蠢，因为这样做似乎是在充当病毒的同谋，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它们能够“记住”那种病原体，下次再遇到时就能有效抵御。这段病原体DNA两侧是一些重复出现的、奇怪的基因密码，它们都是细菌的标记，被称为CRISPR——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当细菌细胞被感染时，它就会查询这个标记，读取那一段病原体DNA，这实际上就是把那一段基因复制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它所使用的是一种与DNA稍有不同的名为RNA的分子（RNA就是核糖核酸，而DNA指的是脱氧核糖核酸）。细菌细胞中有一种能切割DNA的酶，就像是一把分子剪刀一样。而复制下的那个RNA“索引”就会与这种酶发生连接，并且还能返回，再与带有入侵病原体的DNA对接，这时，酶就能将病原体整齐地切开，使它失效。所以，如果想在一段DNA上进行精确切割，只要先创造出一个RNA索引，明确目标，然后把活儿交给剪刀酶就可以了，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切割，想切割多少次都没有问题。

这一新技术有多种潜在用途。利用这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人们就有可能比以前更加精确地剪除特定基因，制造出一个“剔除”胚胎来。这一胚胎在发育中，可以展示出那种特定基因情况缺失下的发育状况，进而就能揭示出那种基因的功能。更好地理解胚胎发育有助于我们未来应对各种疾病。CRISPR技术还能用于临床治疗，将生物体中受损的DNA除掉。事实上，这一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可以从一个基因组中剔除一个单一碱基对，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染色体上的一个核苷酸“字母”。但是CRISPR技术并非全是剔除DNA，它还能够在精确剔除一段DNA后，再接入另一段DNA。但是，细胞可不会喜欢其DNA被剪除，分子机械会积极行动，修复损伤。通常，细胞会求诸碱基对中的另一个染色体，让其协助重组受损的DNA。但是，人却可以将自己选定的一段DNA模板介绍给细胞，让其复制，这就相当于给细胞一个建议。这种方法已经在实验室中得到了应用，比如改良酵母以制造生物燃料，改变作物品种，使蚊子对疟疾产生抗体等。这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被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评选为2015年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在这一领域，科学进步很快，潜在的应用领域也很广泛，但是，也存在很多伦理问题。

40多年来，海伦·桑一直都在致力于研究脊椎动物发育以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目前，她仍然想揭开胚胎发育的准确细节，但同时，她还在对小鸡进行研究，想通过改良其基因以制造出高价值的蛋白质，通常小鸡是不会有这种蛋白质的。在她的研究中，要用到鸡蛋和人干扰素，后者是人体自然产生的一种蛋白质，也被用作一种药物，抵御病毒感染。鸡蛋中有一种卵清蛋白，如果提取卵清蛋白的调控序列（就是它的“启动开关”），再将其与人干扰素基因连接，就可以将它们一起植入母鸡体内。这样，母鸡体内在制造卵清蛋白的同时，也会制造出干扰素。所以，正如亚当在淋巴细胞中使用绿色荧光蛋白一样，我们可以对小鸡进行改良，使研究更加容易；我们也可以使小鸡在其鸡蛋中为人类制造出其他有用的蛋白质，比如干扰素等。

但是，近年来，海伦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如何改良肉鸡了。她想做能立即投入使用的事情——提高鸡抵抗疾病的能力。CRISPR技术具有准确快速实现目的的特点，这使海伦非常激动。她对如何使用这一技术进行了解释。第一步是要筛选对疾病（比如禽流感）有抗体的鸡，然后寻找与这种抗体相关的基因。这种基因也许与其他鸡的基因序列只有一些核苷酸上的差异，但是这些微小的差异却有重大影响。确定了一种有用的基因后，就可以利用CRISPR技术将另一只鸡身上的相应基因切除，再用人们所知的有利基因取代它。应用这一技术，人们实际上只是将一些鸡身上已有的基因变种扩散到整个鸡群，从而省去了选择性繁育的烦琐过程。当然了，还有另一种可能，除了从同一物种中引入一种基因的不同变种，应用这种技术还可以从其他物种中引入一种基因。“我们可以实现基因信息的自由迁移。”海伦轻声说，同时对这种技术表示惊叹。我说：“我认为，跨越物种界限转移基因的想法和可能性令人担忧。”“哦，这都与DNA有关啊！不管怎样，我们知道，DNA是会转移的，从我们身上就能发现一些源自其他物种的东西呢。”此言不虚啊！特别是一些源于病毒的东西（都被传到我们身上了），因为病毒喜欢将自身的基因附着在其他物种的基因组上。

事实上，遗传学家不仅仅可以把自然基因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他们还可以创造出全新的人工基因来。这听起来不同寻常，但是，这一技术已经在鸡身上结出了果实——这个比喻可能有点混淆了。“如果你对流感病毒了解很多，就可以找到新的方法制服它。”海伦说道。遗传学家已经在探索这一方法，他们从零开始，设计了一种人工基因，目的是专门破坏病毒复制过程。有一种人工基因已经显露出良好的前景，它能使鸡的细胞制造出一个小的核糖核酸分子，这个分子能给病毒制造麻烦。但是，海伦的实验显示，它并不能完全抵御病毒，要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创造出一种抗流感的鸡，还需要在实验室中做很多工作。

生物学领域的一些研究能带来诸如抗病等多种好处，还能鼓励人们接受在家畜饲养和农作物培育中应用基因改良技术。海伦认为，CRISPR技术本身就有助于缓解人们的恐惧心理。这种技术具有精确性，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将基因插入到细胞中的某处，在那里它不会破坏细胞的其他功能——遗传学家们把这样的地方称为“安全港”，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这种基因被细胞读取或表现出来的机会。传统的改良方法是利用病毒载体，这样，人们并不能预测基因会被插到什么位置。当然，人们可以在事后对位置进行核查。但是，有了CRISPR技术，就可以直接将基因插入，并能确保将其准确插到人们想要的位置。

海伦告诉我说，她开始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的时候，一告诉别人她的工作内容，一般来说，大家的反应都是积极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了不起的想法。但是，一涉及食物，这一技术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竭力想将其转基因大豆引入欧洲。这一行动充满争议，并在随后遭遇惨败。我问海伦是否认为（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转变）都要追溯到那次惨败，她的确认为那是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担忧大型跨国公司控制市场。这种心理使得关于转基因的论争变得纠缠不清，令人绝望。但是，海伦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和‘地球之友’组织里的人一样，关于我们的食物来源，很多事情都让我担忧。”她这么说还令人有点惊讶，“但是，我认为，这种担忧导致人们不能关注转基因技术本身。实际上，这种技术是可以对人类有贡献的。而且我们应该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既让这种技术贡献于人类，又让人们能自主选择。转基因技术一直被当作劣迹斑斑的大公司的象征，实际上它只是另一种工具而已。”

海伦还认为，将转基因技术与大公司挂钩，不仅无助于整个社会对这一技术的观感，而且使人们不能专注研究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未来的食品生产问题。“正在由越来越少的大公司控制食品生产。这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她解释道，“这个问题很吊诡。我们得承认，这种模式效率很高。我们也确实需要给大量人口提供食物。但是，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深入的研究，找到如何既能发挥这种效率优势，又能保护环境并给社会带来经济利益的方法。”

我问过海伦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下一个10年中，会发生什么？人们会不会更多地接受转基因技术？她的回答是肯定的。年轻人似乎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排斥这一技术。但是，她又说道：“然而，在美国，我们却看到了一股逆流。”美国有一些州已经提出转基因食品要用标签注明，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措施。从许多方面讲，给任何一种东西贴上“转基因”的标签都是很奇怪的，特别是只纳入酶诱导改良，而不纳入一些利用辐照技术生产的东西。虽然人们不认同转基因食品的生产方法，但是食用这些东西对人到底有何健康风险还不得而知。而且，就算贴了“转基因”标签，你又能得到什么信息呢？即使是一般性地告知，也应该描述对食物进行了什么样的改良和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人们想要知道，他们就有权知晓。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论题。”

我们曾讨论过黄金大米——这是一种转基因大米，提高了维生素A的含量，目的是对抗缺食性营养不良。公众对这种大米的态度差异很大。一些人认为，研发这种食品真真正正是在做慈善，并且相信这种大米能够减少维生素A缺乏症，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大米仅仅是“转基因产业”搞出来用以说服公众的一个样板。对于一些大公司，人们似乎完全有理由怀疑它们的动机是要在销售转基因农作物的同时，竭力售卖更多的除草剂。但是，对于人们帮助最穷的农民和社区的努力（正如研发的一种抗病力强的转基因茄子，它就是一个完全非营利的试验），也许我们应该给予更多信任。海伦断言：“如果我们还想既高效又可持续地生产食物，我们就不能拒绝一些可能的方法。”

也许事后的冷嘲热讽太容易了。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最初不是由大学或非营利机构展开，这似乎是件可耻之事。如果最初就是由大学或非营利机构展开，公众可能就不会有如此的反弹，信任也不会崩塌。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是，转基因技术因为与大公司有关联，而动机可疑，并已经声名狼藉。现在，即使相关研究工作由公立的大学研究院来承担，转基因技术的恶名也难以消除。

罗斯林研究所的迈克·麦克格鲁认为，基因编辑技术如果能走出实验室，得到实际应用，其最令人激动的前景就是，它有可能提高家养动物的抗病能力。迈克以毫不掩饰的自豪语气对我说：“在非洲，我们正在与比尔·盖茨基因会合作。一种技术如果能使家养鸡在那里生存发展，而且能在并不理想的气候下产蛋，它将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福音。”但是，迈克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发挥这种技术的潜力去繁育更好的家禽（特别是在非洲），他还想将这种技术用于野生鸟类。

“我真正关注的是保护生物学。以生活在夏威夷群岛上的旋蜜雀为例。人类将鸟型疟疾带到了夏威夷，因为以前从未接触过这种疾病，当地的旋蜜雀根本没有抵抗能力。”所有生活在低地地区的鸟都死于这种疾病，只有那些生活在山区中的才存活了下来，因为那里稍凉一些，没有蚊子。然而如今，随着气温上升、全球变暖，蚊子也开始出现在海拔较高地区，旋蜜雀灭绝的风险也就相应增大。“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可以抵抗鸟型疟疾的基因，”迈克沉思后说道，“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些野生鸟类，编辑其基因，然后再将其放入野生环境之中？这样，旋蜜雀就有了抗病能力，也就可以继续存活下去。仅仅想象一下（这种可能）吧。”

人们很反感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焦点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食品生产上。迈克理解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能给人类、给这个星球做些有用之事——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做很多事，我认为人们将会认可并欢迎这种技术。”他说这番话时充满激情，但又毫无炒作之意，“我们需要更多的宣传介绍，而不是网络或小报上的假消息。人们认为，DNA是一个动物的精髓或者灵魂。他们会以为，我们所做的就是改变这一灵魂。如果人们了解DNA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他们就不会感到恐惧了。”然而，肉鸡产业似乎不大可能会生产出第一批转基因鸡。美国食品和药品署现在正热衷于要求给转基因产品加标签，即使是一个碱基对也在要求之列。这一要求已经等同于对新药的要求了。所以，转基因技术不大可能在美国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