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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画的发展现状及推广探索

【摘要】:今天,“农民画”正处于发展转折阶段。在市场经济冲击艺术领域、意识形态空间日益松弛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分析中国农民画的美学内涵,以明确它的发展方向。一时间,邳县展开了空前的群众性农民绘画运动。江苏文化部门和美协也十分关心,及时总结推广,并在邳县、徐州地区和江苏省美术馆举办邳县农民画展。

中国农民画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起源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今天,“农民画”正处于发展转折阶段。中国农民画不是原发性的民间艺术,而是经过政府文化机构有意识地组织、扶植起来的“群众艺术”,属于“亚民间文化”(区别于主流文化与原生性民间文化,是主流文化与原生性民间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一直带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市场经济冲击艺术领域、意识形态空间日益松弛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分析中国农民画的美学内涵,以明确它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农民画的历史

中国农民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民间艺术,从远古先民们制作的原始崖画、青铜铸塑、骨质雕刻、彩陶纹样、画像砖石,到后来具有工艺性的工匠艺术、民间艺术,如纸马、门画、神像以及在炕头、灶头和墙上等绘制的吉祥图画,大多数表达了生殖崇拜、来世想象、理想生活。总之是农民自己创作和欣赏的、有别于贵族画和文人画的、表达传统农业社会农民阶层的自我诉求和欲望的形式,在审美情趣上直接表达了世俗的欲望,较少官方色彩和文人情趣,形式上质朴,少技法,与年画、通俗画多有交叉之处。

根据资料记载,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夏,江苏邳县(今称邳州市)陈楼乡农民张友荣在墙上用锅灰水画了一幅以批评饲养员克扣饲料粮为内容的壁画,被当作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新鲜事物而大力推广。一时间,邳县展开了空前的群众性农民绘画运动。出身延安,当时在中国美协工作的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等发现了这个新生事物,他们经历过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嗅出了其中的味道,迅速在《美术》杂志撰文介绍。江苏文化部门和美协也十分关心,及时总结推广,并在邳县、徐州地区和江苏省美术馆举办邳县农民画展。到1958年8月,全县有1800个美术小组,计1.5万人,完成壁画10.5万幅。随之而来的声势与之齐名的还有河北辛集、安徽阜阳、陕西户县(今称鄂邑区)、四川绵阳、湖南浏阳等地。“人人做诗人,个个当画家”的口号风靡一时。农民一手拿锄头,一手执画笔,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用最简单的图案表现出来。这就使得当时的绘画作品普遍存在乌托邦式的狂想和政治功利主义的痕迹,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表达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在创作形式上,多用漫画式的夸张表现手法,数量上“诗画满墙”。这场全国农村壁画运动产生的作品大多反映大丰收成果,浮夸、虚荣与浪漫、热情共生。与“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一样,农民画用粗犷质朴的形式,多采用宣传画和壁画这些公共艺术的形式,通过“被看”,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欲望和想象。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批农民作者把以墙壁为载体的壁画转变成以纸张为依托的艺术形式,农民画这一新的艺术形态开始萌芽、生长。绘画题材也由虚拟的“大丰收”向表现农村现实生活过渡,如摘棉花、打井等,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由于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农民,“农民画”的叫法由此而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陕西户县的农民画家根据形势的需要,投入到忆苦思甜的“三史”画创作中,涌现了一批反映革命与生活内容的写实造型风格作品,成为美术界的“样板戏”。但是,户县农民画的大部分作品在风格上向学院派写实风格靠拢,形式美感的表现服从于政治内容的需要,使得绘画背上了技法上的沉重负担。画法上多为钩线平涂,透视性、技巧性强。

1978年,随着农村经济好转,社会政治生活稳定,沉寂的画乡又开始活跃起来。上海金山农民画指导者吴彤章总结了前两次农民画浪潮得失的原因,认为全国各地的农民画应该作为现代民间绘画来研究,它一定要扎根于“泥土”,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才有它的生命力,只有对当地古老的民间艺术进行推陈出新才是现代民间绘画发展的正确道路。吴彤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民间绘画概念,它的根基是农民的现实生活,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表达了农民的诉求,而不是那种宏大话语的表述。吴彤章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熟悉了解本地民间艺术资源,辅导农民画作者从蓝印花布、刺绣、剪纸、灶壁画、陶瓷花纹等民间艺术形式中学习造型与配色,再运用到农民画创作中去。他们借鉴民间艺术传统,描绘现代生活,使农民画在变异中再次升华,突出了民间绘画的艺术性,成为中国农民画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改革开放和金山农民画的推动,全国形成了一股势头强大的民间美术热,一下子冒出近百个画乡群体。1984年,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全国农民画展”;1988年,全国有51个在农民画创作上取得显著成就的县被当时的文化部社文局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目前全国已有民间绘画画乡110多个。

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由嘉兴市秀洲区政府投资,于1996年建造了浙江省第一座农民画陈列馆,并于1999年10月与文化部、浙江省文化厅联合举办“中国农民画艺术展”。随之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成立,各省也建立了相应组织,并召开了全国农民画研讨会。2000年2月,经文化部社图司〔2000〕006号文件批准,每两年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举办一次“中国农民画艺术节”。2001年10月和2004年9月,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已分别承办了首届中国农民画艺术节、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全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建设成果展暨第二届中国农民画艺术节。2007年10月25日,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中国农民画艺术中心举办了“今日中国新农村——中国百县农民画大展”和“2007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秀洲论坛”。2007年11月16日,“中国农民画高峰论坛”在金山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的专家学者就农民画面对的挑战和问题、探索传承与发展的新思路等话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www.chuimin.cn)

(二)中国农民画的美学内涵

从当代中国农民画的发展历程看,农民画的崛起和发展一直走着独特的道路。传统民间文艺是一种无意识的创作,多是欲望、情趣的宣泄,带着民间特有的情韵,如民歌《十八摸》《三十里铺》,表现的是当下的生活,反映的是与存在息息相关的风俗、风物、风情,总之是对现实的想象和弥补。延安时期的“拟民歌”,如《夫妻识字》、改编版《三十里铺》《王贵与李香香》,在这些民歌里,个人的存在仅仅是背景,识字的目的是“翻身知道大道理”,凤英对情人的期望是“一心一意去抗战,革命胜利再相见”,香香和王贵是因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总之是借民歌的形式,表达革命的意识。古元、王朝闻等人也开始用革命的意识,改造自己的小资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这种意识形态建构常态化、体制化了,工农阶级被宣布为国家主人,农村文化急待改造,1950年初政府即在农村设立了文化站或相应机构。农民当家做主后,主体意识高涨,需要反映自我的在场,从无意识画纹样的萌芽阶段进入绘画再现生活时期。起初农民的创作是自发的,这种自发的艺术现象,得到了专家的过分认可肯定,并被广泛地宣传介绍,为政府所重视,加以组织发动,这是促进农民画发展的重要动力。

农民画创始人之一张铁锋把农民画概括为:“中国农民画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紧贴时代步伐,由中国农民创作的民间绘画艺术作品,它是对自然美最直接、最和谐的艺术表达。中国农民画的创作题材宽泛,大到社会热点,小到家庭装饰,可谓包罗万象;中国农民画创作方法简约,以继承传统、贴近自然、紧贴时代为创作原则,以表现自然、表达和谐为创作目的,以最贴近自然、生活的事物和事件为创作对象;中国农民画是一种全新的绘画创作形式。”北京程田美术馆馆长曹伟这样理解农民画的内涵:“中国农民画的艺术之美在于直接表达最贴近自然的人群对自然美的一种理解、一种创造、一种艺术升华,是真正做到艺术与自然的结合。‘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阐述过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农民画的艺术美正是这种自然的直接表达,是一种原生态的艺术美。”程田美术馆总策划师张铁军认为:“农民画的发展更体现了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从艺术角度的审视和表达,审视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现状,表达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这种紧贴时代特点的创作形式和印记状态无疑给国内外艺术品收藏家提供了更好的艺术品质。”上述归纳体现了今天学术界对民间艺术特质的重新认识。

农民画必须回归本原,扎根民间,与民俗结伴而行,体现出民间的特点和情趣。在视觉艺术和工业社会的新情境中,到民间美术的原有范畴中去寻找本原的根基,不断自我完善,追求纯粹审美层面上的视觉表现,进而形成一种相生、互融的视觉语境,提供一种理解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全新视角。只有三种文化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民间文化才有自己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