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如果说《大学》三纲领引导了曾国藩对德性即内圣的修养，那么他为官一生则致力于如何由内圣开外王之道。一言以蔽之，为了由内圣开外王，即“其所知而力行之……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19]。纵观曾国藩一生，他确实不是为立德而立德，立德是为开外王。可以这样说，这是曾国藩一生由内圣开外王的得意之举，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2023-10-31
清代理学伦理研究：内圣开外王的道
【摘要】：另外，曾国藩不遗余力推尊理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汉唐以来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内圣外王之学，经宋代理学家的阐发，重见天日，彰明于世。理学家不再墨守成规，不再被汉唐以来的注疏之学所束缚，从而使久久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内圣外王之学又重新焕发出生机。曾国藩之所以推尊和垂青义理之学确切地说是宋代理学，乃在于为他所志向的内圣外王之学找到了先行者的思想和学理凭借，从而为他在理论上由内圣开外王开辟了道路。
《庄子·天下篇》说：“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如果说先秦时期内圣外王之学，处于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状态，那么，到宋代其情形大不相同了。理学家对此阐发甚详，倡之最力，几乎都以此相标榜，如程颐把邵雍之学概括为内圣外王之学，他说：“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把理学称之为内圣外王之学，不仅程颐如此，宋代所有理学家都如此。理学家亦被形容为具有圣人气象风范，后人对理学家的风度有众多的描述：光风霁月，心胸洒落，圆融浑厚，从容舒泰，万物同流，豁达开朗，如坐春风，融通古今；爱民如子，于己无求，亲民廉洁，情操高尚；责任担当，忧国忧民，圣贤气象，大儒风范。宋代理学家被如此评论是否完全真实，我们暂且不论，但理学家所谓的圣贤气象确对曾国藩有极大的影响，他曾以此为修身的志向。“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即体现出此心态。为什么他对追求义理之学迫不及待呢？曾国藩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说明和解析：其一，“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这就是说，凡是为义理之学者，从外表到内心，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由义理之学主宰和支配；其二，“而五伦各尽其分”，以义理之学作指导，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五伦关系各安其分；其三，“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13]，如果将义理之学推己及物，教化万民，那么人人都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什么是义理之学呢？曾国藩对此虽未明言，但实际上是指宋代理学。众所周知，在理学产生之前，学术思想界，汉唐儒家的注疏和传注学居统治地位，考据和注解的学风甚为流行，受儒者注重的是文字疏证，而对儒学的意蕴则极少阐发，且儒学的义理多被支解和阉割。宋代理学的勃兴，引起了学风大转变，义理之学取代了汉唐以来传注儒学的统治地位，从而把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儒学的变革，儒学由此被称之为新儒学，又称为“理学”。从此之后，理学便成为历经宋、元、明、清四代支配思想发展的主流文化形态。曾国藩自白所追求的“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是指延续数百年的理学，或者说是实现了儒学变革的新儒学。
另外，曾国藩不遗余力推尊理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汉唐以来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内圣外王之学，经宋代理学家的阐发，重见天日，彰明于世。随着理学即新儒学登上历史舞台，固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获得了新的生命，更为重要的是打破了汉唐传注儒学加在思想家头上的桎梏，打开了理学家的思想空间。理学家不再墨守成规，不再被汉唐以来的注疏之学所束缚，从而使久久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内圣外王之学又重新焕发出生机。曾国藩之所以推尊和垂青义理之学确切地说是宋代理学，乃在于为他所志向的内圣外王之学找到了先行者的思想和学理凭借，从而为他在理论上由内圣开外王开辟了道路。曾国藩被史家称为晚清末世的“圣人”，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一生都秉持着以“立德”修身的理学家的思想主张。(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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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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