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尊德性道问学一体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曾国藩对宋儒讨论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的关系，虽然在理论上未作专题阐发，但于“格物致知”论中提出“居敬”与“穷理”的范畴，实际上已涉及这二者的关系。曾国藩认为“居敬”与“穷理”不可分，同样也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一体的。[9]曾国藩认为朱子的道问学与陆子（陆九渊）的尊德性本无分歧，把此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出于门户之见，即“屏绝门户之见”应坚守道问学尊德性一体说。

尊德性道问学，语出《礼记·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意指君子既要尊重人与生俱来的善本性，又要经由学习发展德性，两者不可或缺。对此，自宋代以来，理学家解读不一。朱熹认为尊德性是存心养性，道问学是格物穷理，教人以道问学为起点，强调为学下功夫。陆九渊则教人以尊德性为先，然后读书穷理。朱熹曾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曾国藩对宋儒讨论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的关系，虽然在理论上未作专题阐发，但于“格物致知”论中提出“居敬”与“穷理”的范畴，实际上已涉及这二者的关系。曾国藩认为“居敬”与“穷理”不可分，同样也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一体的。他批评把朱子的道问学与陆九渊的尊德性相对立起来：“孔孟之学，至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绝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俱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9]曾国藩认为朱子的道问学与陆子（陆九渊）的尊德性本无分歧，把此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出于门户之见，即“屏绝门户之见”应坚守道问学尊德性一体说。他认为这既是读书求知之道，也是修养德性的根本途径。曾国藩曾在致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谈到了对此的亲身感受：“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离娄》是《孟子》一书的一篇——按）‘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10]曾国藩认为《孟子·离娄》篇所说“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他在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曾国藩认为最触动他的一件事，是“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知悉了自己为官治人达不到目的，在于自己“智不足也”，即自己没有学问。“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这就是说，读书时从表面上了解文字的含义是很简单的，但还不够，还必须在“尊德性、道问学二事”上用力。“道问学”是格物穷理，尊德性是存心养性，前者是为学的起点，后者是上达德性，是为学的功夫。立言固不可少，但曾国藩坚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立德”是最关键的，这是关乎内圣开外王的大问题。因此，必须“涵泳体察”，把道问学与尊德性视为一体，在此二事上下功夫。曾国藩以自己读《大学》的亲身体悟训导儿子曾纪泽说：“《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11]曾国藩认为《大学》的“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如果“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即读书时不把自己摆进去，以为这与我了不相涉，那么，“读书何用”？也就是说表面上似乎能诗能文，甚至可以自诩博雅，但曾国藩认为这算不得是读书人，这“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也就是说，这只能算得识字的看守猪的奴仆。由此可见，曾国藩一生治学始终坚持道问学尊德性一体，既要把此作为读书求知之道，更要把此作为涵养德性之道。他早年求学把此二者作为他立学自新的奋斗目标，几乎每天的为学课程即按此原则安排，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二十日一天的课程即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