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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成果

【摘要】:李光地身居庙堂,政治上位高权重,故他的理学被史家称为“庙堂理学”。李光地理学的最大的特点,正是仰体康熙帝推尊的程朱之学。李光地的理学伦理思想,可谓是对朱子之学的传承与发展,其中以儒学人伦道德本义最为凸显,著述中的《四书解义》《孝经注》《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正蒙注》等,集中阐发了他的理学伦理思想。

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福建泉州安溪人。生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幼小,从母就学于外祖父家,读书背文,颖悟过人。据记载,一日,外祖父与客棋,以棋命赋。他立即赋曰:“棋子十六双,伍位皆相同。连呼过河去,一战似有功。”客棋者称之奇颖。年幼好学。康熙三年(1664),试策论,举于乡;九年(1670),成进士;后授庶吉子,授编修;三十二年(1693),出任顺天学政,后擢直隶巡抚,赓即授吏部尚书;四十四年(1705),登相位,拜文渊阁大学士。卒赐谥文贞。

李光地一生勤奋好学,老而弥笃,著述丰富,凡性理学史,天文历法,诗文音韵等,涉猎广泛,留下遗著达四十种二百余卷,著有《榕村全集》《榕村语录》《正蒙注》《历家本要》等。其著作今已汇成《榕村全书》十册传世。

李光地虽生于明末崇祯时期,但其两岁时明亡,一生基本在清康熙王朝度过。他在政治上极得康熙恩宠,官至相位,为清初名臣,又有“儒林巨擘”“大儒之学”之称。李光地身居庙堂,政治上位高权重,故他的理学被史家称为“庙堂理学”。李光地理学的最大的特点,正是仰体康熙帝推尊的程朱之学。“然臣之学,则仰体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诵师说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弃异端。”他对朱子之学尤为推尊。李光地认为,在西汉以来的儒学发展历史中,唯有程朱得“无上正果”。“佛家有经师,有法师,有禅师。经师是深通佛经,与人讲解;法师是戒律精严,身体力行;禅师是不立文字,参悟正觉。儒门亦似有此三派。郑、贾诸公,经师也;东汉诸贤,壁立万仞,法师也;陆子静,王阳明,禅师也。程朱便是三乘全修,所以成无上正果。”[1]李光地为了证明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无上正果”,他以宋初理学初创时议论纷起为例作出说明:“宋初有一等猖狂议论,如李泰伯之毁孟子,东坡之訾武王。就是周、程议论,亦似有过高处,张子尤高,邵子竟落数学。朱子出,将过当者一概驳落,其高远精微者,一裁之以平实,又气象生得好。”[2]李光地认为“朱子每事议论都当行,一点不错。”[3]认为朱子学才是真正的“孔子传派”。李光地为了证明程朱对孔孟学说的贡献,他追述了汉以后儒学发展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指出“汉唐知圣学(即孔孟儒学——按)者少,故佛教昌炽”,这是指两汉后期至魏晋时期儒学在佛学的冲击下被边缘化。“汉代儒者,虽读儒书,只以谶纬、文词为事,讲到经济、气节而止,将孔子合外内之道遗却一边,全不从天命之性、自己心上下工夫,所以佛家窥见此意,从内里打叠,便将来提唱叫唤,人都从风而靡。”李光地认为孔孟儒学由此衰落不振,但程朱出世后,儒学又出现一番新的发展气象,从而出现了儒学的复兴。“至周、程、朱、张出,而此理乃大明。虽未必人人能行,然此理得不晦昧……”[4]随着儒学的复兴,汉唐曾昌炽一时的佛教走向了衰落。李光地认为在此儒学的复兴中,“朱子之功与日月争光可也”[5]。(www.chuimin.cn)

李光地自认对朱子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少时只见得朱子好处在零星处,却不知其大处之妙”[6],随着学识的深进,才见得朱子的大妙之处。李光地可谓是朱子学研究的大家,他认为研究必须从大处着眼,如果“知其小处,便不能窥其大”,与此相反,“知道大处,便小处都识得”。他认为朱子门人所辑录的《朱子语类》门目多不确,指出“论为学,只当分四项:一曰立志,一曰居敬,一曰穷理,一曰力行。儒先显然说有此四项,不可偏废,有合论处,则归之总论,庶几稍有条理。又所记皆出门人手,问有错听者,有措辞不确者,竟有大相背谬者”[7]。李光地的理学伦理思想,可谓是对朱子之学的传承与发展,其中以儒学人伦道德本义最为凸显,著述中的《四书解义》《孝经注》《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正蒙注》等,集中阐发了他的理学伦理思想。李光地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基本上是由道德本体论人性论及修养论等构成,虽然未脱却儒家人伦道德的传统,但同先行的理学家思想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摒弃王学而转向独尊朱学,颠覆了明代王学的统治,显示了清代理学尚实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