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亡流弊”是否归罪于王阳明,学林中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归罪于阳明者有之,认为王阳明有功于明代学术发展的亦有之,陆陇其的认识属后者。“勒成一经”,强化文化专制,有利于思想一统。这证明了王阳明心学不但与明亡学术流弊无关,而且与此恰恰相反,王阳明对明代学术发展以及解除明王朝加诸读书人的思想桎梏,解放思想和活跃明一代的学术空气,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023-10-31
陆陇其认为明代王学在明王朝晚期流变为禅学,与佛家思想合流,这非阳明之过,而是“学阳明之过耳”。他认为阳明心学虽有“阳明禅”之嫌,但阳明心学毕竟是儒学,与佛学有本质的区别。检视史实,陆陇其以上论断,并非他的臆想,而是有其史实根据的。首先,“四句教”本身即矛盾的混合体。四句中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系佛家的主张,紧接着其他三句“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表述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四句教”作为阳明心学的宗旨,受到王门弟子的普遍推尊。
由于“四句教”存在着内在矛盾,所以引起王门弟子的不同解读,出现了王门弟子相互诘难和争论的局面,以致把争论推向公开化。王门弟子钱德洪与王畿的争论最为典型。王畿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王畿称“四句教”为“四无说”。钱德洪与王畿解读不同,他把“四句教”解读为“四有说”,“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工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说作出了修正,认为心体的无善无恶只是心体的未发状态。“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心体在已发中存在着善恶。既然如此,那么后面三句就不像王畿所说的“无善无恶”了。“四有说”即是由此提出。王畿以“四句教”中的第一句为前提否定儒家的人性本善说,钱德洪则以后三句为依据推导出心体也存在善恶。在人性论的解读问题上,王门弟子之中出现了严重分歧。这是后来王学分化的诱因之一。(www.chuimin.cn)
从史家“天泉证道”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王门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就从“四句教”中得出的“四无说”和“四有说”请教师尊王阳明时,王阳明对此不同之说皆持肯定态度。这不但未消弭钱、王之间的矛盾,相反还加大了王门弟子之间的分歧。凡是以无善无恶为理论根据的把王学推向禅化,他们以“天泉证道”为旗帜,标榜自己是王学的正统,如王畿“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与此相反,凡是主张人性本善,反对王学禅化的王门弟子如刘宗周、黄宗羲等,提出“天泉证道”是王畿伪造,指出历史上不存在“天泉证道”之说,认为王畿假造“天泉证道”是为了掩饰他把王学禅化之行径。由此可以看出,王学的公开分化始于对“四句教”的不同解读。王学内部分歧,不仅决定了对道德修养上顿悟与修持、渐次功夫的争论,也决定了心学与禅学、空与实的分化。刘宗周和其学生黄宗羲等,早已意识到王学分化的趋势,指出钱德洪“四有说”虽不是对阳明心学的本质的完整概括,但“四有说”,如同“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耳”。但王畿的“四无说”则不一样,如“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由此“竟入于禅”,即滑到禅学。王学内部的分化与纷争,在王阳明生前,有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罗洪先等,为捍卫“阳明之道以不坠”,奋起诘难,把批判矛头一致对准王畿,直到阳明死后一直都没有停止。后来明末对王学末流“空无之道”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王畿的批判的继续。因此,钱德洪与王畿关于王门宗旨“四句教”的争论,都是王门弟子在学习阳明心学过程中发生的。综上所述,王门弟子在学习心学过程发生的对“四有说”与“四无说”的争论,或者对“天泉证道”的真假的辩论,还有关于王学的空与实,以及王学的禅化与反禅化之争等,都是对阳明心学宗旨“四句教”的不同解读所衍生的结果。所有这些都证明陆陇其关于“明亡流弊,非阳明之过也,学阳明之过耳”的说法并非臆想。清初理学家主张摒弃王学,几乎为学者们所认同,但像陆陇其对王学批判得如此鞭辟入里的却为鲜见。陆陇其是清初主张以程朱理学代替心学思潮的突出代表,虽然他的思想并未走出中世纪的门槛,但他对王学的清算和批判却为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创造了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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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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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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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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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何谓“我这个身关系甚重”,初看起来,似乎很费解。细究之,有如下几层含义:其一,“要知我这个身关系甚重”即指要知一个人的人生中自我道德修养极其重要。也就是说,当世有一种人只重视才干,却不知“身”是经济之本,“先将这身坏了”,颠倒了德和才的关系。说到底,“修身”是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必须置于人生的首位。以上三点,即陆陇其“要知我这个身关系甚重”的基本含义。......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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