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王学，倡行务实学风：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朝廷而言，要厉行道德教化，泯灭明末空谈不实的风气。其四，陆世仪认为摒弃王学应与振兴和高扬儒学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相结合，破中有立，有破有立，实现学风上以“实”代“空”，以“正”去“邪”的转变。

陆世仪作为清初名儒，他所著的《思辨录辑要》可谓是关于为学的“正”与“邪”的辩证大作。著作表现出以“实”代“空”的清新学术风格，诚如《思辨录辑要》指出：“世仪之学，主于敦守礼法，不虚谈诚敬之旨，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于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稽考史实，的确如此。陆世仪为了推行实学，对明末的谈空说禅不实学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从多方面对弥漫于明末而危害甚巨的腐败学风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其一，他指出明末流行的讲学之风如魏晋时代的清谈，流弊已极：“讲学之风至嘉隆之末、万历之初而弊极，凡诸老相聚专拈‘四无’，掉弄机锋，闲话过日，其失更不止如晋室之清谈矣。”^[5]陆世仪并不反对讲学本身，但他反对视讲学为清谈，即把讲学作“口舌相角实”。也就是说，讲学要“各敦实行”，阐发并宣教儒家人伦之道。凡如此讲学者，不但不能反对，而当大力倡行，这样的讲学可治世道之衰，反之，会加速世道之衰。陆世仪由此作结论：“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6]世道的兴衰，不在于讲学人之多少，而在于讲学之人是否遵行务实的讲学之风。为此，陆世仪对古今讲学之风作了对比：“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务躬行，各敦实行，庠序之中诵诗书习礼乐而已，未尝以口舌相角胜也。”^[7]“三代之世”是指中国远古时代的唐尧、虞舜、夏禹三世，这是历来为中华民族所怀念和追慕的美好时代，陆世仪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美好时代，历史的真实当然不可能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与“三代之世”美好朝代相比，当世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今人未尝学道，使先要立一个腔拍，凡一言一动一巾一服，必先要求异于人，惟恐人不知为学道，此皆是名心，名心德之贼也。”^[8]这就是说，当世讲学人所作所为完全与古代“三代之世”相悖，既不敦行儒家的人伦纲常之道，又不诵诗书，不习礼乐，沉溺于谈空说禅的心学之中，沉溺于“口舌相角”之中，如王学末流代表周汝登自称“得心宗之正”。这种讲学置时局危难于不顾，对世道之衰麻木，醉心于与禅学合流的心学，这无异于“德之贼”，务必扫除。

其二，与上述紧密联系，陆世仪提出要一扫明末不实学风，还必须划清“道德之师”和“举业之师”的分界线，不能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恰恰在此问题上，陆世仪认为当世人们往往混淆其二者界限：“今世俗之所谓师，大抵皆举业之师也，然不惜降心相从而师之，尊之曰我功名在是也。且不特举业即一技一能亦不惜降心相从而师之尊之，曰我衣食在是也。至于道德之师则身心性命之所系，而置之若罔闻。知夫衣食功名与身心性命孰缓孰急，而世且急其所缓，缓其所急。盖直以身心性命为迂而不切故耳。”^[9]陆世仪的论述具有多层含义：其一，陆世仪认为当世推崇，或者说崇拜的并不是道德之师而是举业之师，关系人成长的身心性命的道德之师却不受人推重。其二，人们所关心的是功名利禄，为此“降心相从而师之”，对“身心性命之所系，而置之若罔闻”。其三，在关系功名利禄与身心性命之间，陆世仪认为有主次、轻重之分。功名利禄乃至衣食，虽不能排除，但与人的身心性命相比居于次要地位，要分清主次、缓急。他认为人们恰恰在此问题上颠倒主次，他们把功名利禄置于人生首位，而人的身心性命之所系却被漠视，居于次要地位。不仅如此，人伦道德的教育也被置于“缓”的地步，把举业置于最紧迫最“急”的地步，颠倒了道德之师和举业之师的主次位置。其四，对道德之师和举业之师的分界线下了一个定义：“道德之师”是对人的身心性命实施教育之师也，“举业之师”则是传授一技一能和如何登上科举之途的引路者。人生在世要经受许许多多的教育，师从的老师很多，但陆世仪认为道德之师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老师，当受尊重。以上四点分别揭示了陆世仪关于道德之师和举业之师论述的全部含义。归结起来说，人们要自觉接受人伦道德的教化，要把践行人伦道德视为人生第一要务。对朝廷而言，要厉行道德教化，泯灭明末空谈不实的风气。

其三，陆世仪为了抨击晚明倡导的非儒者学风，即“邪”学，进一步分析了聚徒讲学的学人与儒者的区别，反对将此二者混为一谈。他指出：“世俗之人必以聚徒讲学为儒者，非也，为儒不过为圣贤而已。”^[10]陆世仪认为明末聚众讲学极为盛行，但讲学者是学人，把讲学者奉为儒者，“非也”。明末讲学者鼓噪的是与程朱理学相悖的谈空说禅的心学，所以王学末流的心学非理学也，也就不能把他们奉为儒者。什么是儒者呢？“为儒不过为圣贤而已。”何谓“为圣贤而已”呢？陆世仪以明代儒者、大清官海瑞为例作出了说明：“刚峰事事学古，念念不欺，为户部主事时有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真能付死生于度外，虽圣门之子路何加焉。”^[11]在陆世仪看来，“为儒不过为圣贤而已”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儒者真实地传承儒家文化，“事事学古，念念不欺”，从论述连贯来看，这不是指的一般学古，而是特指学孔孟之道；二是，儒者经世济民，刚毅无私，对时政弊病敢于直言；三是，儒者“付死生于度外”，具有舍生取义和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总之，刚峰即海瑞是人们仰慕的儒者典范，故儒者要像海瑞那样做孔门的真实弟子。如果把以上儒者的行为与明末聚徒讲学者的谈空说禅相比较，陆世仪显然指出了非儒者充其量只是一般传授知识和技巧的学人，不足为法。应该把学者与儒者划清界限，说到底，仍如上述，摒弃王学，复兴朱学，即奉行“正学”，像程朱理学家一样，崇圣人之道，笃行儒家的人伦道德精神。

其四，陆世仪认为摒弃王学应与振兴和高扬儒学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相结合，破中有立，有破有立，实现学风上以“实”代“空”，以“正”去“邪”的转变。他在把王学与儒学的两种学风对比时说：“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论语》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都是恐人言过其实。正嘉之间道学盛行至于隆万，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风，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尽矣。”^[12]在此简短的论述中，陆世仪宣示了两种不同的学风，评判了两种学风产生的不同结果。“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是指王学无视和脱离现实的空谈，似魏晋的玄学家清谈一样，“以口舌相尚”，毫无实际内容，“意思索然尽矣”。与此相反，孔子教人“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总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恐人言过其实”，主张重行慎言，以“行”为要。在这两种学风中，陆世仪对前者即清谈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力求摒弃；对后者却态度相反，对重实用和力行的孔子之学大加褒奖，力求复兴。不仅如此，陆世仪对两种不同的学风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尽管未予详言，但也作了宣示。陆世仪之所以把王学末流泛起的空谈与魏晋的清谈视为一回事，旨在从历史上揭露魏晋玄学家的清谈与后世即明末的心学都“甚害事”。魏晋的清谈造成了国家的大分裂，世道的黑暗；晚明王学的清谈，祸国殃民，以致明王朝败亡。历史的经验值得吸取，陆世仪似乎由此作出一个结论，即为避免王学空谈误国的重演，唯有振兴儒学，特别是复兴宋代集理学之大成的朱子之学，从而倡导以理学支配清代的学风。(www.chuimin.cn)

为了论证复兴朱子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陆世仪系统地论述和阐发了儒学的求实精神。他通过对《大学》的诠释，指出学问获得，虽然“致知”是必要的一环，但“力行”更重要，“学问从致知得者较浅，从力行得者较深，所谓躬行心得也”^[13]。陆世仪认为欲求学问深，只能从力行即实际躬行中得到，学问之心得也只有在力行中检验。对此，他在论述儒学的“格物致知”时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凡看书须句句就自己身心上体贴，又要就依书上说话做去，待做得有些滋味，便觉得书上说话句句亲切，看书愈加明白矣。即如《学而》一节，如何是学，如何是时习，如何是时习便说体贴之后便把来一一躬行，自然书与身一，圣贤言语句句不错，不然只就今日看去读书是最苦事了，如何圣人反说时习而说，凡读书能开辟，只是信得过。”^[14]众所周知，读书是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然而从书本获得的知识，是一种间接的知识。因此，要把书本知识变成主体的真知灼见，重要的是“须句句就自己身心上体贴”，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要依书上说话做去”，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用以切实实行，如此言之，方能体悟“书上说话句句亲切，看书愈加明白矣”。在陆世仪看来，能否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读书主体的知识，也存在一个“实”字，即践行的问题，“一一躬行，自然书与身一”，即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这也说明避免明末王学空谈的弊病，在最初读书时即要贯彻一个“实”字。

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有一种亲身感受，即培养与开发读书主体的悟性十分重要。但对“悟”的境界，陆世仪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儒之所悟者实，禅之所悟者虚，所以悟者不同……象山诸公学术近禅只为矜这一个悟字”^[15]。这就是说，“儒之所悟者实”，指“悟”不是凭空而发，而是“格物致知”，即实际是与客体的物相接触并在对物的观察研究和体验中达到极致的程度时所发生的，并无任何的神秘，因此“古人把此境界看得平常”。但禅家则不一样，禅家把“悟”“凭空而发”“如梦方觉”“如醉方醒”看得极神秘，甚“希奇”，唯有闭目静寂、打坐蒲毡而与世隔绝才能达到悟的境界，即谓禅家所悟者是虚。心学派之所以“近禅”其关键就在于以“悟”为虚，如心学派的鼻祖陆象山即如此，所谓象山诸公学术近禅只为这一个“悟”字。如果说上述学问只能在“力行”中得到，只能在“力行”中加深，那么人的“悟性”也只能从“实”中迸发，从“格物”与践行中迸发，心学之所以陷入空谈而导致误国，其重要原因即在既漠视“力行”又视人的“悟性”为凭空而发。

陆世仪由此对明末风行的心学与理学的区别作出了一个结论：“古之学者为己，故才学则知行并进，今之学者为人，故才学则知行便分。”^[16]如果说陆世仪在上述说明中认为学问应在“力行”中培养与加深，或者说人的“悟性”从“实”中迸发，从“格物”与践行中迸发，那么陆世仪在革除王学清谈和实现学风由“空”向“实”的转变中是有所贡献的。

综上所述，陆世仪从多方面揭示了王学末流的弊病，论述了以朱学代替王学的必要性。其论述可谓环环相扣，层层演进，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陆世仪不仅揭露了王学的弊病及其危害，而且还揭示了王学陷入空谈的原因，可谓对王学的批判鞭辟入里，这在清初理学家中甚为鲜见。

摒弃王学，倡行务实学风：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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