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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理学之书的立身根本

【摘要】:推尊理学,理学不但被尊为立国之本,而且也被推尊为立身的根本,这是清取代明统治思想所发生的极大变化。康熙帝自称“自幼好性理之书”。他训诫部院各衙门官员说:“尔等皆读书人,又有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历史表明,清初朱学复兴热,形成了一种主导清王朝的新思潮,思想家们把朱学视为“正学”,把与朱学相悖之学斥为“邪学”。

推尊理学,理学不但被尊为立国之本,而且也被推尊为立身的根本,这是清取代明统治思想所发生的极大变化。首先,清代最高统治者引领着这一重大思想的变化,摒弃王学,复兴程朱理学,几乎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共识,从康熙乾隆,都是程朱理学的推崇者。康熙帝自称“自幼好性理之书”。乾隆也如此,对理学攻读极用功,据说他化名参加科举考试。康熙即位后,在批判和摒弃王学的同时,推尊朱学为“己学”,称之为“真理学”,颁行《朱子全书》和《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对讲官张玉书、汤斌明确表示了其对当时轻慢朱学的现状的不满:“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1]康熙基于明王朝败亡的教训,训诫属下官员既要重视对程朱理学的学习,更要重视对程朱理学的身体力行。他训诫部院各衙门官员说:“尔等皆读书人,又有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正因为理学是读书人的立身之本,所以在学习中必须要身体力行,康熙以自己亲身学习的感受告知说:“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2]还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3]康熙所期求复兴的朱学,不是明末徒托空言的程朱理学。乾隆也是推尊程朱理学并重践行者,乾隆说:“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在乾隆看来,宋代理学,特别是理学集大成的朱学,“得孔孟之心传”,集儒家文化的精粹,关乎天人性命的“大本大原”,故传承和践行程朱理学至关重要。乾隆紧接着说:“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历史表明,清初朱学复兴热,形成了一种主导清王朝的新思潮,思想家们把朱学视为“正学”,把与朱学相悖之学斥为“邪学”。不论是在朝儒臣的庙堂理学,或是民间儒者的理学,都一统于“正学”。当时“正学”即是朱学,庙堂理学的代表熊锡履申奏朝廷说:“伏乞皇上隆重师儒,兴起学校,畿辅则现成学院,各省则责成学道,使之统率于士子,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号称“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理学家陆陇其也认为,朱子之学即是圣人之道,朱子之学明,即是圣人之道明。要接续几千年不坠之圣人之道,唯有推尊朱学,“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程朱之明效也。每论启、(崇)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4]。此处,陆陇其把明代的衰败,简单地归罪于阳明心学,这有失公允。明代中期崛起的阳明心学是对明初已自我封闭而僵化的程朱理学的颠覆,并曾起过积极作用,活跃了学术思想,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其予以否定。但陆氏指出的启、祯时期即明王朝晚期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确实是导致明王朝败亡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未把阳明心学与其在明王朝晚期演变为谈空说禅的王学末流区别开来,但他肯定了清王朝治国必须摒弃王学、复兴朱学的策略,在当时封建专制统治下只能做出这种历史选择。

清代复兴朱学不仅是统治者的意志和儒臣的主张,同样也是民间儒者的期盼。清初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都形成了朱学热,蔚起了前所少见的学朱学思潮。在此思潮中,陆世仪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四库全书·子部》收录的《思辨录辑要》,便是他对“正”与“邪”的辩证的重要著作,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理学伦理思想。(www.chuim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