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表明其已具有做人处事的能力,奠定了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基础。虽然张履祥并未对此作明确说明,但他将“爱”作为人之“立身四要”的首项,实际上也是把“爱”作为了一个普遍意义的伦理范畴。张履祥认为“立敬自长始”即是此意,他认为这是“敬身”的根本所在。另外,张履祥对“曰俭”也作出了解析。总之,张履祥认为不越位,是立身中四要之一。......
2023-10-31
推尊理学,理学不但被尊为立国之本,而且也被推尊为立身的根本,这是清取代明统治思想所发生的极大变化。首先,清代最高统治者引领着这一重大思想的变化,摒弃王学,复兴程朱理学,几乎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共识,从康熙到乾隆,都是程朱理学的推崇者。康熙帝自称“自幼好性理之书”。乾隆也如此,对理学攻读极用功,据说他化名参加科举考试。康熙即位后,在批判和摒弃王学的同时,推尊朱学为“己学”,称之为“真理学”,颁行《朱子全书》和《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对讲官张玉书、汤斌明确表示了其对当时轻慢朱学的现状的不满:“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1]康熙基于明王朝败亡的教训,训诫属下官员既要重视对程朱理学的学习,更要重视对程朱理学的身体力行。他训诫部院各衙门官员说:“尔等皆读书人,又有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正因为理学是读书人的立身之本,所以在学习中必须要身体力行,康熙以自己亲身学习的感受告知说:“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2]还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3]康熙所期求复兴的朱学,不是明末徒托空言的程朱理学。乾隆也是推尊程朱理学并重践行者,乾隆说:“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在乾隆看来,宋代理学,特别是理学集大成的朱学,“得孔孟之心传”,集儒家文化的精粹,关乎天人性命的“大本大原”,故传承和践行程朱理学至关重要。乾隆紧接着说:“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历史表明,清初朱学复兴热,形成了一种主导清王朝的新思潮,思想家们把朱学视为“正学”,把与朱学相悖之学斥为“邪学”。不论是在朝儒臣的庙堂理学,或是民间儒者的理学,都一统于“正学”。当时“正学”即是朱学,庙堂理学的代表熊锡履申奏朝廷说:“伏乞皇上隆重师儒,兴起学校,畿辅则现成学院,各省则责成学道,使之统率于士子,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号称“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理学家陆陇其也认为,朱子之学即是圣人之道,朱子之学明,即是圣人之道明。要接续几千年不坠之圣人之道,唯有推尊朱学,“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程朱之明效也。每论启、(崇)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4]。此处,陆陇其把明代的衰败,简单地归罪于阳明心学,这有失公允。明代中期崛起的阳明心学是对明初已自我封闭而僵化的程朱理学的颠覆,并曾起过积极作用,活跃了学术思想,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其予以否定。但陆氏指出的启、祯时期即明王朝晚期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确实是导致明王朝败亡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未把阳明心学与其在明王朝晚期演变为谈空说禅的王学末流区别开来,但他肯定了清王朝治国必须摒弃王学、复兴朱学的策略,在当时封建专制统治下只能做出这种历史选择。
清代复兴朱学不仅是统治者的意志和儒臣的主张,同样也是民间儒者的期盼。清初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都形成了朱学热,蔚起了前所少见的学朱学思潮。在此思潮中,陆世仪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四库全书·子部》收录的《思辨录辑要》,便是他对“正”与“邪”的辩证的重要著作,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理学伦理思想。(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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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人还将会成为变化无常的人,为学为政失去一以贯之的“恒”心,凡事半途而废。为学志在一个“恒”字,苦学苦练,他在求学时如此,为政时亦如此。曾国藩认为古来圣贤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磨炼出来的,实际上回答了学贵在恒久坚持,回答了学贵在持久不间断地磨炼的问题。曾国藩本人之所以被称为晚清圣人,就在于他坚守了一个“恒”字,做任何事有始有终,有极强的事业心,事不成不放手。......
2023-10-31
陆陇其,名龙其,后易名陇其。陆陇其与一般程朱理学学者不一样,面对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他从容应对,反对有些人如魏商等人认同耶稣的“合儒”策略,即改变信仰,皈依西教的行为。陆陇其为官清廉,有“天下第一清廉”的称誉。陆陇其上疏朝廷,力辩不可行,与权臣发生冲突,被朝廷革职归乡。陆陇其一生,虽官场不顺,但学术上著述宏富。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陆陇其理学与伦理思想体系。......
2023-10-31
李光地身居庙堂,政治上位高权重,故他的理学被史家称为“庙堂理学”。李光地理学的最大的特点,正是仰体康熙帝推尊的程朱之学。李光地的理学伦理思想,可谓是对朱子之学的传承与发展,其中以儒学人伦道德本义最为凸显,著述中的《四书解义》《孝经注》《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正蒙注》等,集中阐发了他的理学伦理思想。......
2023-10-31
本来,“性相近”应该决定人之品性相齐同一,之所以出现“齐”与“不齐”,这是“习相远”所造成的。“性相近,习相远”告诫人们一个人生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先人的训导,并要时时坚守。这就是张履祥为什么要重新解读“性相近,习相远”的根本原因和出发点。......
2023-10-31
何谓“我这个身关系甚重”,初看起来,似乎很费解。细究之,有如下几层含义:其一,“要知我这个身关系甚重”即指要知一个人的人生中自我道德修养极其重要。也就是说,当世有一种人只重视才干,却不知“身”是经济之本,“先将这身坏了”,颠倒了德和才的关系。说到底,“修身”是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必须置于人生的首位。以上三点,即陆陇其“要知我这个身关系甚重”的基本含义。......
2023-10-31
“儒者之学本天”,这是张履祥理学伦理思想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是传统人伦道德天启论的再版。张履祥虽然未直接论及人伦道德缘起于“天”,但他说“儒者之学本天”,实际上是天启论的主张者。如果将此二者分割,分出先后,这就意味着对“天理之性”即“仁、义、礼、智”总和的伦理纲常的否定。......
2023-10-31
伦理学家认为“修身”是伦理学的范畴,具有深刻的人伦道德意蕴。他明确提出“正心修身”的概念,表明“修身”即“正心”,用古人的话说,谓“求放心”。李光地认为“身”是“心”之载体,人的思想与意识一旦离开了“身”的依托,“正心修身”就是一句空话。李光地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而心者又身之主也,意者又心之主也。故必诚其意,然后可以正心修身。”......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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