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实行重在伦理思想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8]是否“古之学者以实行”，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证，但“今之学者以空言”，却并非虚言。张履祥在此不仅抨击了“今之学者以空言”，还反对天生的“良知”说，而且还指出“知行合一说”的流弊。由此可见，张履祥上述“古之学者以实行，今之学者以空言”，并不是颂古非今和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此古今对比中始终围绕“实”而展开。

从一定意义上说，摒弃王学也就是肃清明末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影响，以经世致用之实取代谈禅说空。张履祥虽不是一个史学家，但他对历史教训甚为关切，善于从历史的检讨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他从古与今的历史对比中得出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古之学者以实行，今之学者以空言。世道人心安得而不日坏？”^[28]是否“古之学者以实行”，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证，但“今之学者以空言”，却并非虚言。最有力的证据是，明末王学末流侈谈禅说空，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阳明心学被推上禅学化之路，引起了思想上极大的混乱，朝廷的政治中心失去了思想准星，统治集团四分五裂，互相倾轧不已，政治腐败已达极点，明王朝完全失去了人心，由此延续几个世纪的王朝随之覆亡。这就是史家所称之明末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历史由来。为什么今之学者不像古之学者重实行呢？张履祥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以今举世之人，率事浮文，图利达，徒丧其心术，而无读书之实”。其二，“今之学者以空言”者，以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我心自有天则，则不必循乎古人之涂辙”。张履祥在此不仅抨击了“今之学者以空言”，还反对天生的“良知”说，而且还指出“知行合一说”的流弊。他说：“知行合一之说，流弊有二：重行者，谓行即为知，冥行伥伥，而不求当乎义理之正；重知者，谓知即是行，穷玄究寂，而不求至于践履之实。”^[29]张履祥认为“知”和“行”二者虽有内在的联系，但“知”和“行”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含义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那么势必会把“行”当作“知”，其后果是“冥行伥伥，而不求当乎义理之正”，即不求思想对行动的指导，导致无目的的行动。相反，如果“谓知即是行”，那么“而不求至于践履之实”，即否认践行的重要性，从认识论来说，将失去理论受实际检验的重要一环。“知”与“行”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构成实践—理论—再实践的理论链条。实践检验理论，理论是否正确，或者其修正和发展，都离不开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张履祥虽然未有这样的认识，但他自觉与不自觉地猜测到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他把这二者表述为“实”与“浮”的关系，虽然不准确，但他提出为学最要紧的是“实”却值得肯定。他说：“为学最喜是实，最忌是浮。……忠信只一实字，故敬曰‘笃敬’，信曰‘笃信’，行曰‘笃行’，好曰‘笃好’，无所往而不用是实也。其为人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于一实。其为人也轻而薄，小人之徒也，本于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诚，而可以为善者也。’”^[30]张履祥在此论述中，提出“浮”“笃”“诚”三个字。“浮”即飘浮，意即不落实；“笃”是“笃定”，是飘浮不实的反意；“诚”谓诚实。总之，张履祥所言“笃信”“笃行”“笃好”，“无所往而不用是实也”，说到底，“为学最喜是实，最忌是浮”。“实”与“浮”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界标。凡“其为人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于一实”。与此相反，“其为人也轻而薄，小人之徒也，本于一浮”。另外，这也是衡量善与不善者的标准，“未有不诚，而可以为善者也”，也就是说，缺乏诚实不可能成为善人。由此可见，张履祥上述“古之学者以实行，今之学者以空言”，并不是颂古非今和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此古今对比中始终围绕“实”而展开。检视历史，如何以“实”代“空”，这是时代的期许。如何肃清晚明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影响，避免历史重演，几乎成为清初理学家的中心议题。但张履祥把批判空谈提到哲学的高度，在清初理学家中确属罕见。(www.chuimin.cn)

清代实行重在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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