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益州郡设立了学校，成为正式传播儒学的机构，不过学校有限。元代时云南被纳入大一统国家以后，国家的地方学制在云南得到推广，各路、府、州均设立学校，推行儒学。在清代学校成为云南传播儒学的重要阵地。[83]由于士农工商四民观念的变化，学校教育面向有能力求学的大众学子，扩大了儒家文化在云南的传播范围。虽然云南民族较多，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儒家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
2023-10-30
清代儒学伦理思想研究：重振儒风，澄清思想混乱
【摘要】：张履祥认为，要彻底改变晚明时期士人的不良学风，使学术归于正道，首先要“重振儒风”。张履祥认为比这更为忧心的是本来是佛、道二氏的士人，不安分坚守自己的门墙，却“辄欲袭取儒先之言，牵合彼教”。不仅如此，为了“重振儒风”，澄清王学末流对儒教、佛教、道教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划清真儒与假儒的界限，张履祥重新为儒学正名。
张履祥认为，要彻底改变晚明时期士人的不良学风，使学术归于正道，首先要“重振儒风”。晚明王学末流虽以理学标榜，其弟子称之为王门弟子，实际上所追求的是佛道合流的王学，张履祥对此抨击说：“儒者不为儒者之学，反去旁求二氏之说，搀入正道。二氏亦不专守二氏之说，辄欲袭取儒先之言，牵合彼教。此百余年以来，积重之习。”[22]张履祥认为，明末在佛道合流王学的冲击下，本来奉儒家之说的儒者都迷失了方向，“儒者不为儒者之学，反去旁求二氏之说”，“二氏之说”即为佛、道之学，并以此二氏之学为正道。张履祥认为比这更为忧心的是本来是佛、道二氏的士人，不安分坚守自己的门墙，却“辄欲袭取儒先之言，牵合彼教”。即动辄把儒者先贤的话语塞进佛、道之中，“牵合彼教”，牵强附会地结合在一起，造成极大混乱。张履祥认为，这种学术上的混乱已有百年积习，并且指出佛、道二氏造成其与儒学之间的混乱，“自宋时渐有”，但“决裂大闲，则始于‘三教’一门”，即开始于宋代理学家的儒、道、佛三教合流之说。由此“遂令滥觞，不可界限”，模糊了儒、道、佛的界限，“夷夏之闲亦至尽决”。张履祥从儒家以夏制夷的传统立场出发，指出“儒者不为儒者之学”，反去旁求佛、道二氏之学，这无异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23]。如果联系到晚明王学末流禅学化，鼓吹“无善无恶说”，泯灭善与恶的对立性，为腐败统治集团的恶行开脱，并为其恶行大开绿灯，那么张履祥上述对佛、道的批判，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
不仅如此，为了“重振儒风”，澄清王学末流对儒教、佛教、道教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划清真儒与假儒的界限，张履祥重新为儒学正名。张履祥认为儒学是真正的道学。所谓道学并非是老子之道学，而是千百年来一直被儒者推崇的“圣人之道”。何谓“道学”呢？张履祥解析说：“使为子必孝，为臣必忠，以至动静取舍，出处语默，无不由乎天理，求自远于禽兽，因而命为道学。”[24]张履祥进一步分析把儒者之学奉为道学的深刻原因，这就是“后世文字科举之学盛，士之志利达者，胥溺乎此，不复知天下之有正道”[25]。这就是说，唐宋时期科举取士大兴，金榜题名，可以仕进，这对读书人颇有诱惑力，他们沉迷于此，“不复知天下之有正道”。基于此，张履祥著《假道学说》，反对异端学者以“正道”相标榜而以假乱真。他们“莫不假托圣人之言以文其说，犹所谓‘傅会经义’也”，其手法翻新，“约而言之，盖有数种，曰知行合一；曰朝闻夕死；曰殊途同归；曰体用有无；曰权以济经；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然而这些动听的话语，“探本穷原，不出于释、老，则出于功利”[26]。张履祥不胜感叹地说：“学术不明，祸乱肆起，率以此也。”由此，他认为揭穿假道学最现实的有效途径是，着力阐发儒家的“圣人之道”，即“道”学。他认为宋代理学家二程为后人作出了榜样。“河南两程子，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从其游者，莫不教以学圣人之道”，“教人以道学”。他坚信，道学即理学体现了“圣人之道”，“然举世未尝不尊仰之也”[27]，即一定会得到所有正直士人的认同和坚守。综上所述，张履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假道学”的思想家，“假道学”有其特指，即指明中叶从王学内部分化的以王畿为代表的把心学与禅学合流的心学一派。张履祥把此禅化了的心学一派称之为“假道学”，仅以此为据足以证明张履祥是明清之际“辟王学第一人”。(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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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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