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家认为“修身”是伦理学的范畴，具有深刻的人伦道德意蕴。他明确提出“正心修身”的概念，表明“修身”即“正心”，用古人的话说，谓“求放心”。李光地认为“身”是“心”之载体，人的思想与意识一旦离开了“身”的依托，“正心修身”就是一句空话。李光地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而心者又身之主也，意者又心之主也。故必诚其意，然后可以正心修身。”......
2023-10-31
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心性一体的重要性
【摘要】：元代理学家对心性一体论的阐发更进一步，如理学家刘因，对心与性关系的表述更深化了。元代之后，虽然时变势迁，但心性一体论始终如一，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同样，若否认心性一体论，必将“流于恣肆”。基于此，张履祥要维护儒家善本论，就必须维护心性一体论的思想。张履祥对心性一体的以上阐发，不单是理论上的需要，也是时代的期待。
心性论是儒家人伦道德的理论基石，其理论源于孟子。孟子不仅提出善本论，而且还进一步阐发了“善”的心理依据，指出“善”是超功利的生理—心理过程，这就是他强调的“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人性之所以善就在于有此心理依据。
心性论含蕴极其深刻，既涉及人性本质的构成，也涉及人伦道德的起源和道德修养等广泛领域。心性论历来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宋代以降，心与性的讨论，代有闻人，大体上都沿袭孟子的“心”与“性”是相即而不可分的逻辑思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他认为“性寓于心”，离“心”则“性”无从谈起。元代理学家对心性一体论的阐发更进一步，如理学家刘因，对心与性关系的表述更深化了。他直白地说：“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则无以见心。”元代之后，虽然时变势迁，但心性一体论始终如一，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清初名儒张履祥亦如此，同样坚守着心性一体论。张履祥认为“离心而言性”，或者“离性而言心”，不管对“心”与“性”作如何表述，若拆散心性一体的关系，必将“沦于虚无”，不但不能作出“心”与“性”关系的说明，相反，还从根本上否定了“心”与“性”关系的存在。同样，若否认心性一体论，必将“流于恣肆”。“肆”者，放肆也，即导致妄议。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心性本善，乃因人皆有“惕怵之心”和“恻隐之心”，如果失去此心，所谓性本善就无从谈起。基于此，张履祥要维护儒家善本论，就必须维护心性一体论的思想。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论及心性一体的同时，张履祥紧接着说：“作用是才，不是性。才乃性之作用。才出于性，则能经纶天地；不出于性，则至于放僻邪侈。”[13]张履祥从才与性的关系上，进一步揭示了“心”与“性”的关系。追溯历史，才性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古老命题之一，魏晋时期晋人袁淮著有《才性论》，书中说：“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才性同异，是中国伦理史上重大辩难之一，具有广泛的影响。曾在历史上流行着四种看法，即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主才性合者，认为性是本质，才是性的表现；主才性离者，认为二者有区别，没有必然的关系。宋代以降，理学家把才性提升为哲学概念，程颐说：“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才则有善与不善，性则无不善。”之后，程颐的才性论便代表了程朱理学的一般认识。张履祥关于才性的阐述，实际上是在清王朝统治时期重申程颐的思想主张。他所提出的“作用是才，不是性”，说明“才”只是一种才质，是才能，但“性”不一样，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张履祥认为人的贡献与其才能上的差异有密切的关系，但他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人的贡献大小仅取决于才能。他认为人的贡献更取决于“性”，即取于“德”。在“才”与“德”的关系中，“德”起支配作用。“才出于性，则能经纶天地”，如果从善本心出发，则有好的动机，不为私，不为欲，自觉地奉公和节制愿望。正因如此，张履祥说：“才出于性，则能经纶天地。”[14]如果才不出于性，纵然有才能，但没有好的动机，也会产生不好的效果，诚如张履祥所说：“不出于性，则至于放僻邪侈。”[15]故在张履祥看来，“才”与“性”的关系即与心性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才”受“性”的支配，也就是“才”受“心”的支配。只不过在理论上绕了一个弯，“才出于性”即通过“性”这一环节，最后落实到“心”上，有“心”必有“性”，有“性”必有“心”，心性一体论具有普遍和绝对的意义。以上就是张履祥为什么在论及心性一体时紧接着提出才性论的根本原因。(www.chuimin.cn)
张履祥对心性一体的以上阐发，不单是理论上的需要，也是时代的期待。明朝进入中叶以后，曾代表明代主流理学思潮的王学发生了深刻危机，出现了分化，其中以王畿为代表的一派把王学推向禅化的方向，从而把心学与禅学混为一谈。特别是王学末流已与禅学合流，他们宣扬释家无善无恶说，否定儒家性本善说，泯灭社会上善与恶的对立性。在道德修养上，他们反对在实事上的磨炼，鼓吹无阶次直觉顿悟说，引导人们走上空谈误国的道路。王学内部派系林立，有江右王门、浙中王门、南中王门等等，明晚期以管志道（东涣）、周海门（汝登）、陶奭龄等为代表的王学末流，奉守王畿为代表主张的“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宣扬“言心曰空”，“以无言道”。为了避免历史重演，彻底扔掉历史包袱，摒弃王学，张履祥在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即所谓张履祥思想三变：早年服膺阳明良知之学；中年师从刘宗周，志于“慎独”之说；明清王朝更迭，天翻地覆，迫使张履祥对王学进行反省，由此走上了王学的对立面，把明亡归之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转而服膺朱子，尽弃旧学，成为清初辟王学而倡朱学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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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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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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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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