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人还将会成为变化无常的人,为学为政失去一以贯之的“恒”心,凡事半途而废。为学志在一个“恒”字,苦学苦练,他在求学时如此,为政时亦如此。曾国藩认为古来圣贤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磨炼出来的,实际上回答了学贵在恒久坚持,回答了学贵在持久不间断地磨炼的问题。曾国藩本人之所以被称为晚清圣人,就在于他坚守了一个“恒”字,做任何事有始有终,有极强的事业心,事不成不放手。......
2023-10-31
“性相近,习相远”是一个由孔子提出的古老命题,含蕴极其深刻,涉及人性论中许多根本性问题,诸如共同人性问题、性的本质属性问题、性与后天的习染关系等等,对后世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提出了共同人性的问题。孔子认为凡是人,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孔子所说的“性相近”即指此。“相近”含相同之义,如果不相同就谈不上“相近”,故“性相近”即是指人具有共同的性。因为人与人都属于同类,所以性基本相同。但“相近”不是绝对的等同,在相同中也包含着差异。魏晋玄学家王弼对此曾作了精辟的解释:“孔子曰:‘性相近,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异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异。……虽异而未相远也。’”王弼把“性相近”理解为“性”基本相同,但不是绝对的相同,同中有异,这是颇得要领的,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孟子根据孔子提出的“性相近”得出“人无不善”,肯定“善”是人的共同本性。只不过孟子把“性相近”绝对化和夸大化了,把人性“相近”变成了“全同”,使之成为性本善的普遍性命题。另外,后世有“性三品”说,“性相近”意味着性并不是全同,即不是完全等同。换言之,“性”存在着差异,同中有异,由此“性三品”也可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如果将此差异性绝对化,那么可以引出人的先天“性”的差别,“性三品”“善恶混”甚至“性恶”说,都可以此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依据。因此,如何理解“性相近”,对以后人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如何理解“习相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人的本性基本相同,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在道德品性上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呢?这是否与“性相近”相矛盾呢?包括孔子在内的古代先贤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他们认为人性本善,也就是人所共具的“善本性”只是一种潜在本性,要把此性转化为现实生活中鲜活的品性,唯有赖于人在实际生活中的道德磨炼功夫,这种道德磨炼功夫往往因人而异,所以说“性相近,习相远”。这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不管历史如何演进,对道德主体陶冶自己品性的指导意义都不会过时。正因如此,张履祥在新旧交替即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统治的关键时刻重议此题。从张履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说明“习相远”旨在磨炼道德功夫是因人而异的,他强调说:“一世有一世之习,一方有一方之习,一乡有一乡之习,一家有一家之习,一人有一人之习。”[10]总之,人与人之间在磨炼道德品性方面,所下的功夫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性相近,习相远”的本义。(www.chuimin.cn)
再次,张履祥认为道德主体自觉的道德磨炼,促使并加速了其将“性”转化为道德品性的过程,“性几乎不可复见”,这恰好表明潜在的“性”已转化为实在的人的品性。正因为此,所以“所恃以可见者”[11],并不是摸不着的抽象的人性,而是“时时发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12]的活生生的道德品性,人人之所以皆可为尧舜,正因人人有此品性,或者说人是由此品性扩充和成长的。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品性的差异并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习相远”即道德主体的道德磨炼功夫所异而造成的。故成就道德品性,关键在习练上下功夫。人性上的“齐”与“不齐”也由此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本来,“性相近”应该决定人之品性相齐同一,之所以出现“齐”与“不齐”,这是“习相远”所造成的。“性相近,习相远”告诫人们一个人生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先人的训导,并要时时坚守。这就是张履祥为什么要重新解读“性相近,习相远”的根本原因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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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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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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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何谓“我这个身关系甚重”,初看起来,似乎很费解。细究之,有如下几层含义:其一,“要知我这个身关系甚重”即指要知一个人的人生中自我道德修养极其重要。也就是说,当世有一种人只重视才干,却不知“身”是经济之本,“先将这身坏了”,颠倒了德和才的关系。说到底,“修身”是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必须置于人生的首位。以上三点,即陆陇其“要知我这个身关系甚重”的基本含义。......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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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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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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