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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人之性皆善

【摘要】:张履祥是一个传统的善本论者,他对明末王学末流与佛家合流而奉持的“无善无恶”论持坚定的批判态度。纵观张履祥的人性论思想,可以看出他是“人之性无不善”论者,也就是说,他所秉持的仍是儒家的性本善论。他的理论依据是,人性本于“天”,人性善源于“天”立德。把人性等同于天性,这并不是科学的揭示,但将此点与上述人之生“莫不有乾坤之德”联系起来考察,就为“人之性无不善”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

张履祥是一个传统的善本论者,他对明末王学末流与佛家合流而奉持的“无善无恶”论持坚定的批判态度。为了奉持千百年来儒家所推行的善本论,他追溯“无善无恶”的历史源头,指出“无善无恶”论并不是晚明已禅化的心学的发明,早在先秦时期的告子便持此主张。“告子论性,最足惑人,为害最深。由其言食色是性,而仁义礼智非我固有之也。”[5]张履祥认为告子把仁义礼智从人性中排除掉了,以“食色为性”,把人的自然生理属性视为人的本性,并且还指出当时与告子相诘辩的荀子“只为见得血气心知之险”,“不知有仁义礼智”[6],所以得出了“性本恶”的结论。张履祥通过对历史上的人性论进行检讨,作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论:“告子生之谓性,亦不出血气心知”;荀子“性恶”,不知人的“秉彝之良不可灭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无善无不善之论,遂为释氏之前茅,故至今犹有祖述之者。若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只说得习相远,说不著性;有善,有不善,只说得上智下愚不移,非大同之论便不难破。”[7]值得注意的是,张履祥在此所作结论把告子的性无善恶说,认定是佛家“无善无恶”说的开启者,这很牵强。检视历史,明代王门立教“以无善无恶”奉为师门“权法”,与佛家存在着思想上的相通,史家所称“阳明禅”即由此得名。这与告子性无善恶说无关。张履祥指出“若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只说得习相远”,这是他思想上的闪光点,诚如上述,善与不善,这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源于“习相远”,是人之道德修养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另外,“有善,有不善”,“只说得上智下愚不移”,这与他主张的“性相近”和人性平等相矛盾。张履祥所批判的性无善恶说,“至今犹有祖述之者”,这倒是事实,明末王学末流即是此说的鼓吹者。

纵观张履祥的人性论思想,可以看出他是“人之性无不善”论者,也就是说,他所秉持的仍是儒家的性本善论。他的理论依据是,人性本于“天”,人性善源于“天”立德。他说:“人之生也,戴天而履地,莫不有乾坤之德焉。”[8]这就是说,人生于天地之间,一出生就具有天地之德。“德”者善也,人出生就具有善的本性。以此言之,可谓人性本于天性。他说,“道、德、性、命、情”五者中,“惟乾备赞之”,“乾者天也,坤者地也”。“性则惟乾有之”,其意是说“性”即是乾(即天)性,这就是张氏所说“然则惟体乾,而后谓之尽性”。由此可见,人性即天性,人性本于“天”。把人性等同于天性,这并不是科学的揭示,但将此点与上述人之生“莫不有乾坤之德”联系起来考察,就为“人之性无不善”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如果说孟子的“善本论”是以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为理论根据,那么张履祥通过人性天性一体,把宋儒的人性二元论推向了彻底的一元论。既然人性之善源于“乾坤之德”,那么人性即是天地之性了。众所周知,自宋代张载提出“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矣”后,几乎所有理学家都认为最纯乎善的是天地之性。张履祥上述“人之生也……莫不有乾坤之德焉”,等于说把人出生就具有善恶混的气质之性彻底排除,从而把元代吴澄主张的“说性即善,非善则非性也”[9]的一元人性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人之性无不善”再次得到新的阐发。张履祥以上论述,虽对人性问题在理论上并无新的突破,但对晚明时期王学末流鼓吹的“无善无恶”说无疑是一种打击和清算,具有积极意义。(www.chuim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