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性三品说”实际上否定了“人性皆善”之说,当时所谓人性皆善只是指极少的拥有财产和特权的统治阶级的人性,而孟子的性本善被阉割而遭否定。“气质之性”包含善恶,“反之”才能复归性善,这实际上也是对“人性皆善”的否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地不但坚持“人性皆善”,在“皆”字上作尽文章,而且还提出“非曰性善也”。......
2023-10-31
张履祥是一个传统的善本论者,他对明末王学末流与佛家合流而奉持的“无善无恶”论持坚定的批判态度。为了奉持千百年来儒家所推行的善本论,他追溯“无善无恶”的历史源头,指出“无善无恶”论并不是晚明已禅化的心学的发明,早在先秦时期的告子便持此主张。“告子论性,最足惑人,为害最深。由其言食色是性,而仁义礼智非我固有之也。”[5]张履祥认为告子把仁义礼智从人性中排除掉了,以“食色为性”,把人的自然生理属性视为人的本性,并且还指出当时与告子相诘辩的荀子“只为见得血气心知之险”,“不知有仁义礼智”[6],所以得出了“性本恶”的结论。张履祥通过对历史上的人性论进行检讨,作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论:“告子生之谓性,亦不出血气心知”;荀子“性恶”,不知人的“秉彝之良不可灭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无善无不善之论,遂为释氏之前茅,故至今犹有祖述之者。若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只说得习相远,说不著性;有善,有不善,只说得上智下愚不移,非大同之论便不难破。”[7]值得注意的是,张履祥在此所作结论把告子的性无善恶说,认定是佛家“无善无恶”说的开启者,这很牵强。检视历史,明代王门立教“以无善无恶”奉为师门“权法”,与佛家存在着思想上的相通,史家所称“阳明禅”即由此得名。这与告子性无善恶说无关。张履祥指出“若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只说得习相远”,这是他思想上的闪光点,诚如上述,善与不善,这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源于“习相远”,是人之道德修养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另外,“有善,有不善”,“只说得上智下愚不移”,这与他主张的“性相近”和人性平等相矛盾。张履祥所批判的性无善恶说,“至今犹有祖述之者”,这倒是事实,明末王学末流即是此说的鼓吹者。
纵观张履祥的人性论思想,可以看出他是“人之性无不善”论者,也就是说,他所秉持的仍是儒家的性本善论。他的理论依据是,人性本于“天”,人性善源于“天”立德。他说:“人之生也,戴天而履地,莫不有乾坤之德焉。”[8]这就是说,人生于天地之间,一出生就具有天地之德。“德”者善也,人出生就具有善的本性。以此言之,可谓人性本于天性。他说,“道、德、性、命、情”五者中,“惟乾备赞之”,“乾者天也,坤者地也”。“性则惟乾有之”,其意是说“性”即是乾(即天)性,这就是张氏所说“然则惟体乾,而后谓之尽性”。由此可见,人性即天性,人性本于“天”。把人性等同于天性,这并不是科学的揭示,但将此点与上述人之生“莫不有乾坤之德”联系起来考察,就为“人之性无不善”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如果说孟子的“善本论”是以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为理论根据,那么张履祥通过人性天性一体,把宋儒的人性二元论推向了彻底的一元论。既然人性之善源于“乾坤之德”,那么人性即是天地之性了。众所周知,自宋代张载提出“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矣”后,几乎所有理学家都认为最纯乎善的是天地之性。张履祥上述“人之生也……莫不有乾坤之德焉”,等于说把人出生就具有善恶混的气质之性彻底排除,从而把元代吴澄主张的“说性即善,非善则非性也”[9]的一元人性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人之性无不善”再次得到新的阐发。张履祥以上论述,虽对人性问题在理论上并无新的突破,但对晚明时期王学末流鼓吹的“无善无恶”说无疑是一种打击和清算,具有积极意义。(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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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总之,“义”具有“正”“正路”“宜”等多层含义。“义”成为人的立身之本,行为规范。张履祥所指的“义”是“择善而固执之已矣”,有双层含义:其一,“义”是“择善”,“义”虽不是与“善”等同的范畴,但“义”既是“择善”,亦可视之为“善”,“集义”亦可谓之善的集合;其二,“固执之已矣”,即是把集合的善内化为人的稳定的道德品性。......
2023-10-31
伦理学家认为“修身”是伦理学的范畴,具有深刻的人伦道德意蕴。他明确提出“正心修身”的概念,表明“修身”即“正心”,用古人的话说,谓“求放心”。李光地认为“身”是“心”之载体,人的思想与意识一旦离开了“身”的依托,“正心修身”就是一句空话。李光地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而心者又身之主也,意者又心之主也。故必诚其意,然后可以正心修身。”......
2023-10-31
罗钦顺(罗整庵),明代理学家,他对程朱把人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早有怀疑。“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与罗整庵先生暗合”,与其说是“暗合”,倒不如说是在罗钦顺人性论思想的影响下“便洒然觉得理气融洽,性原无二”。只有离去“气质之性”则天地之......
2023-10-31
[51]在李光地看来,无论是“致知”,还是“适道”,无论是“躬行”,还是“共学”等,都取决于“立志”,即“学未有不自志始者也”。李光地以孔子为例说道:“孔子之圣,自志学始,然后立,然后不惑、知命,然后耳顺,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所以李光地说,立志是“知行之总也”,并说:“自古圣贤言学,未有不以立志存心为之地者。盖志立则心自存,心存则志益笃,然后以之穷理,而思可精,反之于身而德可据也。”......
2023-10-31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人还将会成为变化无常的人,为学为政失去一以贯之的“恒”心,凡事半途而废。为学志在一个“恒”字,苦学苦练,他在求学时如此,为政时亦如此。曾国藩认为古来圣贤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磨炼出来的,实际上回答了学贵在恒久坚持,回答了学贵在持久不间断地磨炼的问题。曾国藩本人之所以被称为晚清圣人,就在于他坚守了一个“恒”字,做任何事有始有终,有极强的事业心,事不成不放手。......
2023-10-31
李光地身居庙堂,政治上位高权重,故他的理学被史家称为“庙堂理学”。李光地理学的最大的特点,正是仰体康熙帝推尊的程朱之学。李光地的理学伦理思想,可谓是对朱子之学的传承与发展,其中以儒学人伦道德本义最为凸显,著述中的《四书解义》《孝经注》《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正蒙注》等,集中阐发了他的理学伦理思想。......
2023-10-31
陆陇其,名龙其,后易名陇其。陆陇其与一般程朱理学学者不一样,面对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他从容应对,反对有些人如魏商等人认同耶稣的“合儒”策略,即改变信仰,皈依西教的行为。陆陇其为官清廉,有“天下第一清廉”的称誉。陆陇其上疏朝廷,力辩不可行,与权臣发生冲突,被朝廷革职归乡。陆陇其一生,虽官场不顺,但学术上著述宏富。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陆陇其理学与伦理思想体系。......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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