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人还将会成为变化无常的人,为学为政失去一以贯之的“恒”心,凡事半途而废。为学志在一个“恒”字,苦学苦练,他在求学时如此,为政时亦如此。曾国藩认为古来圣贤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磨炼出来的,实际上回答了学贵在恒久坚持,回答了学贵在持久不间断地磨炼的问题。曾国藩本人之所以被称为晚清圣人,就在于他坚守了一个“恒”字,做任何事有始有终,有极强的事业心,事不成不放手。......
2023-10-31
“儒者之学本天”,这是张履祥理学伦理思想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是传统人伦道德天启论的再版。追溯历史,在关于论述人伦道德如何缘起的问题上,古代中国曾流行着几种主张,概括来说,有天启论、神启论。此外,还有心启论。在这几种主张中,尤以孟子的心启论影响最大。张履祥虽然未直接论及人伦道德缘起于“天”,但他说“儒者之学本天”,实际上是天启论的主张者。他说:“先民有言曰‘儒者之学本天’。故道曰天道,德曰天德,理曰天理,以致惇庸则曰天命,致罚则曰天讨。”[3]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先贤都将“儒者之学”奉为人学,即认为它是关于做人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学问,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张履祥认为人伦道德非神所授,也非人先天所固有,而是“天”所授。正因为人伦道德缘起于“天”,所以人道也是天道,人之德性,包括支配人的“理”等,亦被称之为“天德”“天理”。不仅如此,人的惇庸(即贤愚)也是天命,人一生中所受到的惩罚是“天讨”,是“天”对人的惩处。总之,一切都是“天”之所命,包括人道社会的一切典章制度等,都只能从“天”那里找到其发生的根源,人伦道德也只能从“天”那里找到其源头。既然如此,那么天岂不是万能的神?检视历史,古代先人一般都对天怀有敬畏之心,自古以来对“天”有各种解释,其中不少是猜测性和直觉的认识。总体而言,有如下几种流行的看法:以“天”为人格神、以“天”为自然之天、以“天”为义理之天。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明确地赋“天”以理论上的意义即哲学意义的是孔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坚决否定“天”是发号施令的人格神,明确地指出“天”是一种异己的必然性,如四季更替运行一样,毫无神秘意义。此后,孟子及先秦儒家均秉此说。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可见,孔孟儒家已从理论上初步奠定了“天”的哲学意义。
自宋代理学兴起以后,“天”被理学家解释为有多重含义的结构性的总体范畴。理学家朱熹曾对此作出完整表述:“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朱熹认为“天”有三种解释:一是“天是苍苍者”,苍苍之谓天,运转周流不已。这就是说,“天”是一个物质范畴。对此,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在《柳河东全集》中曾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朱熹所说“苍苍之谓天”大概由此而来。二是“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是无所不施的万能神。三是“天,理也”。“理”本义是事物发展的法则和规律,但程朱理学家都把“天”与“理”连成一体谓之天理,并引申为“天理之性”,“天理”便成为儒家的道德神学,是“仁、义、礼、智”的总和,即封建伦理纲常。朱熹所举以上关于“天”的三种说法中,理学家所关注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说法。尽管第一种以“天”为自然之天的说法不具普遍性但毕竟有主张此说者,如理学家张载即是著名的代表,他同时坚决否定“天”为人格神。(www.chuimin.cn)
那么,清初理学名家张履祥对“天”持何种看法呢?他与别人的一次关于“天”的对话表明了他的主张。有人向张氏问道:“理出于天?天出于理?”张履祥明确地告诉对方说:“天即理也,有则一时有,本无先后。”[4]这个回答包括多层含义,即“天”不是人格神,也不是“苍苍者”。揭示了“天”的本质含义。张履祥认为“天”与“理”相即不离,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有则一时有”,反过来说,“无则一时无”。询问者提及的“理出于天”还是“天出于理”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天”与“理”一体的分割。张履祥虽未作此说明,但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坚持的是程朱理学的“天理”观。程朱把“天理”引申为“天理之性”,是“仁、义、礼、智”的总和,即封建的伦理纲常,“天理”由此成为理学家尊奉的道德神学,成为神权和皇权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天”与“理”既不能分割,也无先后可言。如果将此二者分割,分出先后,这就意味着对“天理之性”即“仁、义、礼、智”总和的伦理纲常的否定。除此之外,理学家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势必成为伪命题而被否定。虽然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但张履祥对被理学家引申为“仁、义、礼、智”总和的道德神学仍坚信不疑。如果我们要给张履祥作一个时代的定位,那么他仍是一位未走出中世纪的理学家。
有关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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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李光地身居庙堂,政治上位高权重,故他的理学被史家称为“庙堂理学”。李光地理学的最大的特点,正是仰体康熙帝推尊的程朱之学。李光地的理学伦理思想,可谓是对朱子之学的传承与发展,其中以儒学人伦道德本义最为凸显,著述中的《四书解义》《孝经注》《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正蒙注》等,集中阐发了他的理学伦理思想。......
2023-10-31
推尊理学,理学不但被尊为立国之本,而且也被推尊为立身的根本,这是清取代明统治思想所发生的极大变化。康熙帝自称“自幼好性理之书”。他训诫部院各衙门官员说:“尔等皆读书人,又有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历史表明,清初朱学复兴热,形成了一种主导清王朝的新思潮,思想家们把朱学视为“正学”,把与朱学相悖之学斥为“邪学”。......
2023-10-31
陆陇其,名龙其,后易名陇其。陆陇其与一般程朱理学学者不一样,面对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他从容应对,反对有些人如魏商等人认同耶稣的“合儒”策略,即改变信仰,皈依西教的行为。陆陇其为官清廉,有“天下第一清廉”的称誉。陆陇其上疏朝廷,力辩不可行,与权臣发生冲突,被朝廷革职归乡。陆陇其一生,虽官场不顺,但学术上著述宏富。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陆陇其理学与伦理思想体系。......
2023-10-31
本来,“性相近”应该决定人之品性相齐同一,之所以出现“齐”与“不齐”,这是“习相远”所造成的。“性相近,习相远”告诫人们一个人生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先人的训导,并要时时坚守。这就是张履祥为什么要重新解读“性相近,习相远”的根本原因和出发点。......
2023-10-31
二程把《大学》看作“入德之门”,把其中的“格物致知”看作为学之本。这就是说,要掌握事物本末始终发展的过程及其趋势,唯有“格物致知”。曾国藩秉承宋代理学家“格物致知”论,认为要“致知”即认识掌握人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必须格物。“格”即彻底探求事物之理。总之,曾国藩的“格物致知”论,是一个修身的命题,是主观上的内省。曾国藩作为一代“理学名儒”,其“格物致知”论并无新发明,他只不过传承了宋儒的理学思想。......
2023-10-31
何谓“我这个身关系甚重”,初看起来,似乎很费解。细究之,有如下几层含义:其一,“要知我这个身关系甚重”即指要知一个人的人生中自我道德修养极其重要。也就是说,当世有一种人只重视才干,却不知“身”是经济之本,“先将这身坏了”,颠倒了德和才的关系。说到底,“修身”是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必须置于人生的首位。以上三点,即陆陇其“要知我这个身关系甚重”的基本含义。......
2023-10-31
诚如上述,陆陇其是清初著名的以“太极”为宇宙本原论者,为此,他对古老的“太极”概念重新作出了系统的阐发。其次,陆陇其进一步指出宇宙中呈现的所有物质与精神两大现象,溯其根源,都源于“太极”。陆陇其认为这是对前人秉持太极本原说的误解。如此论“太极”,既坚持了太极宇宙本体说,又脱却了直觉而具有哲学的思辨性,如此论“太极”在清初理学家中少见,反映了清初理学家理本论被修正为太极论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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