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失传元明杂剧！书痴郑振铎上海英勇行动！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郑振铎处境危险，被迫赴欧洲躲避，借机查阅和研究被外国侵略者掠走的中华文献。郑振铎向当时的重庆政府呼吁抢救图书，他把救书当做一场战争。失传的元明杂剧现身苏州地摊30余册，一得到消息郑振铎马上动身前往苏州，孤本已被书商孙某所购。据说，郑振铎在上海“救书”的4年，犹如特工潜伏。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郑振铎处境危险，被迫赴欧洲躲避，借机查阅和研究被外国侵略者掠走的中华文献。他查阅了巴黎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中国小说与戏曲书，写成长篇研究报告，介绍了四十几种书籍。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他天天去看“变文”和其他罕见汉籍。当时，博物馆有规定，只准看不准抄录。他只得默默背一段，然后走到外面吸烟室记下来；他还请来同在伦敦的老舍、朱光潜等前来帮忙，轮流背诵默写。

战火纷飞的年代，上海文化人郑振铎眼见许多珍贵的图书毁于兵燹或落入敌手，心急如焚。郑振铎向当时的重庆政府呼吁抢救图书，他把救书当做一场战争。

郑振铎开始在战火中救书。失传的元明杂剧现身苏州地摊30余册，一得到消息郑振铎马上动身前往苏州，孤本已被书商孙某所购。听说政府拨专款购书，于是孙某奇货可居，标出10000元的高价，且必须在十几天内交割。后经软磨硬泡，价格降到9000元，但在当时仍是个大数目。可是，郑振铎认为，它的文化历史价值远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时间急迫，尽管郑振铎多封电报催促，教育部的专款仍杳无音信。郑振铎只好硬着头皮四处借钱。等钱凑够了，郑振铎自己的大衣和帽子都已送进了当铺。买下这套元明杂剧孤本的那天，郑振铎百感交集，就像一位父亲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他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这些朝思暮想的泛黄的书页，感觉自己赢得了一场战争。后来，经他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孤本元明杂剧》。

据说，郑振铎在上海“救书”的4年，犹如特工潜伏。他每天都像在搞地下工作，服饰打扮不断变换，居无定所，深居简出，不参加任何婚丧宴席。在他看来，爱书，就是爱国；救书，就是救国。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书籍正是文化的载体。

爱国情怀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郑振铎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www.chuimin.cn)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郑振铎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后又为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禁止文物和善本流失国外。在他的努力下，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傅增湘双鉴楼、李氏宣荫楼等珍贵藏书化私为公。他还成立秘密收购小组，赴香港收购珍贵文献，促成了许多珍贵图书的回归。他到苏联访问，通过摸底、交涉，促成苏联归还《永乐大典》残本十一册和《聊斋图说》、《刘知远诸宫调》等大批珍贵古籍。

郑振铎先生是藏书家，他去世之后，他的夫人高君箴遵其遗志，捐献给国家的珍贵图书有一万七千多部、九万四千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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