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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论媒介:切近性与距离的探讨

【摘要】:不过这种疯狂消除一切距离的行为并未带来切近性;这是因为,切近性并不在于距离的缩短。在海德格尔的例子中,死亡之树“被放置在切近性中”,以便人们能与它照面并把它视为公共生活的一个鲜活的部分。[Benjamin,1973:238-239]在本雅明看来,现代媒介技术有助于揭示有启示性的、新形式的切近性。而对海德格尔来说,当面对过量的正确表象时,真理就隐退了,而且人们对切近性的体验也远远不像它原本应当所是的那样明确了。

人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远的距离甩在了身后。他把最远的距离甩在了身后,也就把一切在他面前的东西放到了最小的范围里。不过这种疯狂消除一切距离的行为并未带来切近性;这是因为,切近性并不在于距离的缩短。借助影片中的图像和收音机的声音而变得离我们非常近的事情,仍然能够远离我们;在距离上无限遥远的东西却能够接近我们。较短的距离本身并非就是切近;较长的距离也并非就是遥远。

(TT:163)

海德格尔的例子中,死亡之树“被放置在切近性中”,以便人们能与它照面并把它视为公共生活的一个鲜活的部分。相反,基于电信技术的媒介创造了一种时空坍缩,于是所有事物都在一致的去远性中堆叠在一起了(TT:164)。瓦尔特·本雅明的表述与海德格尔相近,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Benjamin,1973(1936)]这篇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章中解释说,关于“灵光”(aura)的传统概念建立在时空中某一独特点在场的基础上,但是现在,任何意义上的灵光全都消失了。与广播、电影电视相关联的电信系统(人们使用这三种东西的时间,与这里提到的20世纪思想家生活和工作的时代相吻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在质的层面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体验,而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的当然不只是海德格尔一个人。例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开头提到了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的墓志铭“在过去的20年中,无论是物质,空间,还是时间,都与远古时代完全不同了”;而且这篇文章的写作路径就是不断发掘这些深刻变化的全部意义。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分析并非只针对20世纪中期的媒介技术。举例来讲,类似的论断亦见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McLuhan,1995:5),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对“速度”的分析[Virilio,1997(1995)],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与时间》(第二卷)[Technics and Time,vol.II,Stiegler,2009(1996)]、皮埃尔·列维(Pierre Lévy)的《赛博文化》[Cyberculture,Lévy,2001(1997)]以及弗洛里安·罗泽尔(Florian Rötzer)对赛博空间的哲学分析(Rötzer,1998)。

尽管海德格尔要描述的是表象着的现代媒介所具有的内爆、时空坍缩效果,但是,在本雅明看来,媒介为体验所带来的效果是外爆的(explosive):

于是电影出现了。它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炸碎了这个囚笼般的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平静地深入到它广阔的废墟中带着冒险的热情旅行了。特写镜头使空间得到了扩展,慢镜头使运动得到了延展。画面之放大不只使原本可见但非常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了,而是展示了被摄之物的全新构造。……摄像机让我们认识了视觉无意识,正如精神分析让我们认识了无意识冲动一样。[Benjamin,1973(1936):238-239](www.chuimin.cn)

在本雅明看来,现代媒介技术有助于揭示有启示性的、新形式的切近性。而对海德格尔来说,当面对过量的正确表象时,真理就隐退了,而且人们对切近性的体验也远远不像它原本应当所是的那样明确了。因此,媒介的普及固然意味着时间延迟和空间距离因技术的使用而被消除,但与此同时,媒介的普及也使我们无法理解内爆的真正本性。其原因在于,“这种疯狂消除一切距离的行为并未带来切近性;这是因为,切近性并不在于距离的缩短”(TT:163)。海德格尔不懈地对我们所持有的那些最基本的假设进行追问,他在这项事业中的关键作用已经被我们强调多次了。进一步看,他还在讨论被中介的时间和空间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探索性的问题:“如果说最长距离变为最短间隔都没有带来切近性的话,那么切近性又是什么?如果说距离的不断消除都在排斥切近性的话,切近性又是什么?如果说在切近性未能出现之时遥远的距离亦不存在的话,那么切近性又是什么?”(TT:163-164)

这一系列问题使海德格尔进一步以反问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与事物之分崩离析相比,这种一切事物都无距离地融合在一起的情形难道不是更不可思议吗?”(TT:164)海德格尔对“分崩离析”这个词的使用让人想起了本雅明所说的“炸碎了这个囚笼般的世界”。不过重要之处在于,海德格尔要求我们思考那种“不可思议的”现象的本质。而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思考,就在于,媒介因其内爆的/外爆的特点而使我们印象深刻,但这种印象是浮浅的,它使我们忽视了那不可思议的东西。与海德格尔处在同一个时代的大众文化批判者阿多诺和克拉考尔也探讨了这一议题。

与海德格尔使用“常人”(das Man)这个词相类似,克拉考尔提及并讨论了“工薪大众”(英文salaried masses,德文Die Angestellten)和“女孩世界”(英文girldom,德文Girltum)。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人们已经明白了为何鲍德里亚会认为,在一个只具有最小公分母的、被中介了的世界中,符号(signs)会在其自由流动的任意性中保持一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想想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耐克对钩商标(Nike swoosh)。我们同样会明白为何这种符号内在地缺少那种不容忽视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能够出现在以文化为根基的象征中。

去远性既是大众媒介文化最重要的属性,又是其最平淡无奇的属性。虽然本雅明聚焦于为人类感知开放的全新前景,但是海德格尔以及海德格尔之后的批判理论家(这里的“之后”要么指时间上相对靠后,要么指追随海德格尔的思想)却要求我们思考基于电信技术的媒介,以便发现它那具有颠覆性的真正影响——媒介并没有创造出对地球村的前所未有的体验,而是挤压事物,令人不可思议地把它们变成了相同的东西。而不幸之处就在于,我们还不能充分理解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