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论媒介：逝者的死亡在棺材里繁茂生长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棺材一开始就被放在农舍中某个享有特权的位置，而死去的农民就在这个位置徘徊。逝者的死亡在棺材里繁茂生长。“逝者的死亡在棺材里繁茂生长”说明，在海德格尔看来，持存同样能够出现在死亡之中。它现在并不意指某种静态的场所/场面，而是应该被理解成物被安放在一个它自身的意义与它周围的东西的意义都不可分离地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位置。

村里的木匠并不只是为尸体造一个盒子。棺材一开始就被放在农舍中某个享有特权的位置，而死去的农民就在这个位置徘徊。在此，棺材又被称为死亡之树（德文Totenbaum）。逝者的死亡在棺材里繁茂生长。这种繁茂生长成了对屋子、农舍、住在那里的活人、亲人和邻居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大城市则不同，在这里，一切东西都由机动化的殡葬业承包了；在这里，死亡之树没有产生。

（BFL：25）

在种姓社会中，或者在某种封建的、古代的、残暴的社会中，符号的数量是受限制的，符号不会大范围扩散开来；每个符号都作为使用受限的东西发挥着自身的全部功能；每个符号都是种姓、氏族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义务。因此，符号绝不是什么任意的东西。原本，符号会用不可打破的相互性把两个人联系起来，但是后来，能指开始指向一个由所指组成的被祛魅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公分母并且任何人都不承担跟它有关的义务——仅在这时，任意的符号才出现。

[Baudrillard，1983（1981）：84-85]

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里有一个为人熟知的名字，“实在界的荒漠”[Baudrillard，1983（1981）：2]，而这个名字所指代的东西的前身已经和拟像一起无可挽回地渗透进了这个社会。人们会用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带有嘲讽意味的后现代方式描述这个世界，而当人们提及这种描述时，也经常会提到作为理论家的鲍德里亚。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上文将鲍德里亚和（有着民粹主义名声的）海德格尔的文本并置，竟显示出两人对技术社会的阐释在主题方面存在相似性。其中，第一段引文来自海德格尔不莱梅讲座的第二部分，即“集置”——正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海德格尔在此所关注的显然是物的处境，或者说，他关心的是“事物何以不同于以往在关切中接近我们的事物，事物何以被设置起来并持立在那里”。“接近”“切近性”“徘徊”“繁茂生长”等词语都表达了一种在空间或时间中定位（positioning）的含义，这种含义与鲍德里亚所说的“相互义务”的含义相仿。

海德格尔对以下两个东西进行了对比：一个是村庄里的死亡之树，它作为本真的定位具有内在的开放性；另一个是作为机动化的殡葬业的一部分的、“仅仅被完成的”、对象化的棺材，它只具有明确的、固定的含义。与此相似，在来自鲍德里亚《仿真》（Simulations）的第二段引文中，语言本身现在也只不过是某种被完成的东西，是“由所指组成的被祛魅的世界”中的“公分母”。“死亡之树”传达出一种终结性，但是，借助于某种基本上是矛盾的修辞，它又强调了以下事实，即尽管用来制作棺材的木头是无生命的东西，但它正像它现在所容纳的尸体一样，之前也是有生命的。“逝者的死亡在棺材里繁茂生长”说明，在海德格尔看来，持存同样能够出现在死亡之中。

棺材被放置（setting）在作为背景的村庄中，这一事实使我们对“放置”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它现在并不意指某种静态的场所/场面（也就是说，它跟木匠做成的静态的桌子不一样），而是应该被理解成物被安放在一个它自身的意义与它周围的东西的意义都不可分离地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位置。仅当棺材的位置与乡村小屋、农场、居民、亲戚和周围的邻居在位置上有关联时，棺材所具有的物的状态才有意义。在文学领域，一种类似的情感可以从米格尔·德利贝斯（Miguel Delibes）1950年出版的著名西班牙乡村小说《山路弯弯》（El Camino）中找到。小说的标题能够引发我们强烈的共鸣，因为它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相呼应——海德格尔希望“修建一条道路”，以便抵达真理，而且还把自己文集中的两卷命名为《林中路》[Holzwege（Off the Beaten Track）]和《路标》[Wegmarken（Pathmarks）]。读者借由昵称来认识德利贝斯笔下的乡村人物，而这些昵称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这些人物的长期存在，以及他们的经历中有一些小插曲——这与城市中更常使用的身份象征（一个人的职业或财务状况）完全不同。

海德格尔对“死亡之树”这个词的使用，解释了“在关切中接近我们的事物”和“被设置起来并持立在那里”的事物之间的差异，这一点在《技术的追问》中变得更加突出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结合银制圣杯的制作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four causes）。海德格尔在开始讲解他的例子时就分析了“因果性”这个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来源，并以此为根据对我们对于因果性的基本理解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拉丁文causa或casus都源自cadere，后者意指‘降临’（to fall），即某物招致另一物，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另一物作为结果而出现。”（QCT：7）现代人对因果性的理解，缺少它的拉丁文表达法所具有的开放的意涵，这是因为现代人的理解预设了某种线性的“原因和结果”。不过，古希腊人对因果性的理解构成了后来的理解方式的基础。对此，海德格尔指出：“我们称为原因（英文cause，德文Ursache）的东西，以及罗马人称作causa的东西，在希腊人那里被称为（aition），也就是某种能使另一个东西产生的东西。四因之间彼此密切相连，并以此方式使其他东西产生。”（QCT：7）(www.chuimin.cn)

这里所说的四因指的是：

·质料因（causa materialis）：圣杯借以成形的物质或材料，在这里就是指银；

·形式因（causa formalis）：圣杯所具有的形状——正因为它有这样一种形状，我们才能认出它是一个圣杯；

·目的因（causa finalis）：制作圣杯的结果或目的，此处就是指宗教活动；

·动力因（causa efficiens）：以尽可能熟练且有效率的方式制作圣杯。

海德格尔指出，人们倾向于认为动力因最重要，虽然它只是四因之一，我们却把它当成了用于判断所有四因的标准（QCT：7）。这一现象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使我们与事物的互动缺少了一种鲍德里亚用“相互义务”或“不可打破的相互性”所指代的东西，也就是海德格尔在讨论过程中所说的相互义务或相互亏欠。如果一个事物全部的本性来自与其密切相关的各种属性的结合，那么它就会坍缩成一个除了效率导向的有用性之外不包含任何东西的对象——在现代技术时代就更是如此了。

不论海德格尔是不是有怀旧倾向，他的批评者都要面对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那就是：呈指数式增长的技术具有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看起来会为人类体验带来质的变化。同理，不管我们能不能回拨历史的时钟，我们都必须认识到这种中介作用，以便看清当媒介在发挥中介作用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熟悉感会带来意见的趋同，而且我们的文化倾向也使我们无批判地接受那些庸常的表达方式并忽视这种质的变化的本质。例如，人们平常使用“互动性”这个词时，基本上会把它当成数字通信和信息系统的同义词。人们很少意识到，甚至从来没意识到，要使“互动性”作为一个标准的表达法在数字时代以一种无批判的方式被使用，就必须对传统的互动形式的理解施加概念上的破坏。与此类似，人们倾向于把mediation中的media当成不言自明的因素——这也解释了海德格尔为何坚定地主张我们必须回到跟技术有关的本质问题上来。举例来讲，“切近性”这个概念确实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这种简单也只是表面上的而已。

海德格尔论媒介：逝者的死亡在棺材里繁茂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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