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情境中,事物仅仅被揭示为“在手之物”。例如,在技术性问题出现时,电视机“站出来”,“反对”我们的专注。图3.1 两幅明确代表技术性故障的图片:一个是电视的“请稍候”,另一个是Windows系统的“死机蓝屏”事物会失灵,会崩溃,它原本顺手的、具有上手性的正常功能会被打断,仅在这时,它才会成为在手的。......
2025-09-30
对特殊东西的去除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成了某种特殊的东西。对特殊性的欲望已经堆积起来,但仍然停留在需求阶段,并被大众文化以连环画的方式全方位地再生产出来。曾经被称作智慧的东西已经被插图取代了。
[Adorno,1991(1951):141]
阿多诺认为,现代文化总是需要用特殊的事例来阐明总体观点。对此,他给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正是对特殊性的需求使得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分析也常常被人们批评,他的理论被认为太抽象,无益于与特定技术密切相关的思考。人们对海德格尔的看法正好体现了阿多诺眼中的现代文化的特点。因此,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2010:17)抱怨道,当海德格尔“谈起‘技术’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有关高科技工具的东西。在每一种情境下,他更为关注的都是一种宏观的存在论,而不是关于工具或技术的理论”。与此同时,芬伯格(Feenberg,1999:187)感叹道:“海德格尔以极高的抽象性阐释自己的主张,真是不幸。”芬伯格所说的确实是事实。而海姆(Heim,1993:57)则指出:“海德格尔思考的是控制一切的集置作用(也就是技术系统),这个系统是不祥的、险恶的,但它又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像一个形而上学的斯芬克斯(sphinx)一样耸立在人们面前,它用一个缺少具体内容的谜语来对思想进行恐吓。”海姆和其他那些批评海德格尔思想过于抽象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已经预设了工具性可以(并且应该)借助对工具的分析来理解;此外,尽管他们有理由质疑一开始就进行存在论解读的必要性和意义,但他们对海德格尔的抽象性进行指责就不合理了。一种存在论层面的思考本来就应该是抽象的,而他们却批评海德格尔过于抽象,这就跟批评水太潮湿一样。
哈曼宣称,海德格尔关心的是发展一种“总体的存在论”而并不关注关于工具或技术的理论。那么,怎样简洁地回应哈曼的指责呢?答案是:“是的,指控属实,我有罪。”毫不意外的是,作为一个试图复兴存在问题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创造了一套总体的存在论。然而,如果因此就认为这种总体的存在论本身与工具或技术没什么关联的话,那同样也是大错特错的。哈曼用“或”把“工具”和“技术”连接起来,这意味着他的批判所预设的是,关于工具的存在论理解和关于技术的存在论理解可以独立存在,不需要对方。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独立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工具和技术都参与了揭示存在的过程,因此人们应该把它们放到一起,用一套真正的“总体的存在论”进行解释。批评海德格尔的声音指出,海德格尔把重点放在了现代技术在系统层面的本性上,因此如果人们要理解这个或那个装置的应用和潜力的话,他的理论就没什么用了。这种指责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批评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指责同样也可被看成是一种技术性的思考模式,而这种思考模式正好就是海德格尔思想所要抨击的东西。批评者们完全没有洞察到这个重要事实。
另外,对海德格尔的常见的批评是说他对技术的分析过于抽象,而这种批评本身就成了那种特殊的工具性-心灵状态[4]的某种展示。“实用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固然可以为其对各种各样的技术体验保持敏感而感到骄傲,但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重新引入了自己的某种不易被察觉的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实际秉持这样一种信念:所有技术在本质上都是中性的;虽然技术作为手段可被用于由人自主选择、自主界定的目的,但技术中性是优先于技术之使用的。对更具体的、有用的理论的渴求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人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在概念的层面对以下二者进行区分:一方面是对事物何以被揭示的存在论理解,另一个相反的方面是对技术对象何以在一个无所不在的技术环境中——这个环境使得人只能体验到对象,而不能体验到物——自得其乐的存在论理解。
海德格尔用“集置”这个词来刻画人在技术环境中对物的寻视;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与阿多诺相仿,即对象隶属于一个技术秩序,甚至,早在它们进入这个秩序以前,它们就已经属于这个秩序了。由于人们无法作出上述区分,所以他们的分析就掉进了陷阱,只能以技术的方式看待技术。这种分析上的失误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人们直接(错误地)将像电脑编程这样的“新手艺”看作传统工具的对等物。显然,海德格尔不接受这种对等性,他认为,“就算非要说在集置中尚有什么与手工艺制造活动类似的东西的话”,被机器生产出来的对象也仍然“在本质上不同于手工艺活动制造出来的东西”(BFL:34)。因此,正如上一章所说,集置刻画了技术对象的那种被降级了的存在论状况,它们作为物所应有的那种状态已经被剥夺了。
海德格尔的主张又一次得到了阿多诺的支持(虽然这听起来不太可能)。这一点可以在下面这段对典型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尖刻分析中看到[5]:
他在20岁的时候还停留在童子军的水平,他解决复杂的问题仅仅是为了取悦父母。就无线电领域来说,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值得推崇的。这个人耐心地组装着机器,不过机器最重要的零件都是他买来的现成品;他对着天空扫描,以便找到短波秘密信号,尽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信号。他是印第安小说和旅行书籍的读者,他也曾经发现过未知的土地,还打通了途经原始森林的道路。作为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他发现了那些正期待着被他发现的工业产品。他带回家的都是那些本该送到他家的东西。[Adorno,1991(1938):54;作者强调的内容用黑体表示](https://www.chuimin.cn)
阿多诺固然一直在批评海德格尔,不过他对那些表面上能够独立完成工作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轻蔑却为海德格尔的集置概念提供了生动的说明。某种特定的媒介技术要从一个更广的传播系统中得到它自身的意义,而集置也正是存在于这种特定技术之中的。因此,阿多诺关于无线电业余操作者的例子虽然看起来有些离题,有些难解,但却生动地呈现了集—置的界定——“那种强迫有一种聚集的力量,它对人进行逼迫,让人以订造的方式为现实之物去蔽,将其变为持存物”(QCT:20)。无线电爱好者耐心地组装着装置,而这个装置也反过来强迫他,掠夺他,把他贬为一个仅仅为了获得父母的认可而炫耀技术水平的童子军;他的确可以组装机器,但他所使用的仅仅是可以买到的现成品;他寻找的秘密信号并不存在;他发现的东西本来就在那里。因此,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这个业余爱好者并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因为他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是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
因此,对海德格尔来说,要想真正理解被中介的存在,就必须深入分析其本质处境或地位,而不能只接受那些“正确”的,但只是在以技术化的方式对技术进行概念化,因而最终只不过是没有启发性的、童子军式的观点。
技术不同于技术的本质。当我们寻找“树”的本质时,我们必须意识到,那种遍及每棵树的东西本身并不是树,本身并不能作为众多树中的一棵与人照面。同理,技术的本质绝不是任何技术性的东西。因此,我们如果只是构想或推动技术性的东西,只是忍受或逃避它的话,就永远无法体验到我们与技术的本质之间的关联。(QCT:4)
“树”这个词不与任何一棵树对应;同样,技术的本质也不在任何特定的人工制品之中,它绝不是任何技术性的东西。这种观点虽然有悖常理,但却是明确的:它以最明确的方式准确地标示出了以下两类人的不同之处:第一类人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看到了与媒介的本质有关的真理;第二类人则倾向于“正确地”把焦点放在特定技术对象的高科技毒瘤上。或者,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机械技术至今仍是现代技术本质的最直接可见的产物。”(AWP:116),现在机械技术已经被它的电子、数字、虚拟和纳米后代超越了。
人们也许会忽视简单工具(如:锤子和凿子)与在复杂技术系统内发挥作用的人工制品(如:计算机、算法、网络)之间的区别。使人们忽视这一区别的,正是那种对技术的工具主义理解(这种理解与第一章提到的关于语言的工具观类似)。这种理解方式所支持的正是兰登·温纳(Winner,1977:27)所谓的“中性神话”:技术的效果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只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使用方式。海德格尔的分析路径不接受这种技术中性的观念,他否认人类能独享主体性,也拒斥那种认为有必要聚焦于特定技术并且顺理成章地将其当成意义的来源的做法。麦克卢汉指出:“当我们用传统方式对待所有这些媒介时,我们会认为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它们被使用的方式,而我们的这种态度只不过是技术白痴的一种麻木姿态。”(McLuhan,1995:18)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讲,技术是非中性的:“我们无论在哪里都不是自由的,都被锁在了技术上;无论我们是充满激情地接受技术还是否认技术,都没有区别。不过,一旦我们认为技术是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被以最坏的方式抛给了技术。我们现在非常认同那种技术中性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却使我们完全无视技术的本质。”(QCT:4)
海德格尔哲学在本质层面关注的是某种虽然抽象但却强大,并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倾向——这种倾向渗透进了所有传播技术中。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对于理解媒介而言异常重要。海姆在描述海德格尔的思想时,说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像一个形而上学的斯芬克斯一样耸立在人们面前,它用一个缺少具体内容的谜语来对思想进行恐吓”。但现在看来,我们最好还是把他的话收编进来,因为他的话可以生动地呈现出对技术(特别是媒介技术)的现象学体验——这些技术的影响力固然是强大的,无处不在的,但也时常显得那么虚幻。在面对这种虚幻性时,海德格尔的集置概念反而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那种技术-逻辑的(techno-logical)工具性—心灵状态(也就是鲁迪格所说的“现代形而上学”)的整体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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