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论媒介：对被中介之物的追问及康德的区分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至此，我们已抛开任何无条件之物所具有的傲慢。因此，对物的追问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甚至是某种长期令他困惑的问题。对此，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探索性追问：遥远的距离被消除了，一切事物都一样远，一样近。众所周知，康德在书中区分了对象和物自体：对象通过感官的中介呈现给我们，而物自体总是，并且永远都是遥不可及的。

当我们让物在其为物的存在状态中从发挥世界之作用的世界中依其本质存在时，我们就会昭示作为物的物。由此可见，作为物的物会与我们照面。我们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就“条件”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至此，我们已抛开任何无条件之物所具有的傲慢。

（BFL：19）

如以上引文所示，海德格尔在其早期作品中声称“物性必定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WIT：9）。不过，他转而意识到，有必要抛开“任何无条件之物所具有的傲慢”。他一方面不断尝试在物之物性中对物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也承认此在对世界的揭示。因此，对物的追问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甚至是某种长期令他困惑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他对物的追问重现于《什么是物》（What is a Thing？）和《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对这个议题的思考在战后一篇名为《物》的文章中达到了巅峰。该文虽然发表于1954年，但它实际上脱胎于海德格尔1949年不莱梅讲座的第一部分“对于存在之物的洞见”（Insight into That Which Is）——这是二战后海德格尔首次受到官方邀请进行演讲。如果说海德格尔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离开弗莱堡大学校长职位后闭门不出，忙于所谓“秘密写作”（Ruin，2005：358）的话，那么不莱梅讲座则意味着他又谨慎地回到了公共生活中。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一系列讲座的四次课包含了三篇关键文章的最初形态。这三篇文章是《物》《技术的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和《转向》（The Turning），正是这三篇文章确立了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

不莱梅讲座的总论部分标题为“参照点”（The Point of Reference）。这个总论加上《物》的公开发表版本，意味着海德格尔要做一些与人们所设想的相当不一样的事——从总体上谈论传播和媒介，特别是电视技术。正如本书导言所强调的那样，在海德格尔看来，电信技术的重要性和效果总体来看是非常明显的——它取消，甚至消灭了物理距离和物理延迟，而这一情境以往从未出现过。对此，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探索性追问：

遥远的距离被消除了，一切事物都一样远，一样近。那么，在此情况下又会发生什么呢？任何事物都既不远又不近——看起来，距离都消失了，这种一致性意味着什么呢？一切事物都在无差别的去远性（distancelessness）中堆叠起来，这又如何可能？与事物之分崩离析相比，这种一切事物都无距离地融合在一起的情形，难道不是更不可思议吗？（TT：166）

对海德格尔来讲，这种不可思议的去远性与物有关。的确，基于电信技术的媒介似乎使得所有距离都缩小了，各种事物无疑靠得更近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物，也就是作为物的物，却离我们最遥远，而且触不可及。海德格尔写道：“我们显然不能与切近性直接照面，只能通过观照切近的东西才能触及切近性。那些跟我们切近的东西通常被称为物。但是物又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怎么思考过切近性，对作为物的物的思考就更少了。”（TT：166）因此，海德格尔认为仍有必要提出那个基本的、补救性的问题：什么是物？

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把物跟对象区别开来。要想明确这其中的区别，就应当回顾并借助长期以来人们在对象与物之间所进行的哲学层面的区分。在德国哲学中，伊曼努尔·康德的思想可以充当这个议题的切入点。康德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于1781年出版，并在1787年进行了修订。众所周知，康德在书中区分了对象和物自体：对象通过感官的中介呈现给我们，而物自体总是，并且永远都是遥不可及的。如上所述，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对象占据了与我们相对的位置。它与我们对立的方式有两种：要么相对于感官直接在场，要么以心理图像或表象（representation的字面意思就是“再一次在场”）的形式被回忆起来。因此，事物并不就其自身而言是对象；它之所以成为对象，是因为它被放在了主体的对面，与主体对立。海德格尔在不莱梅讲座的第三部分精辟地总结道：“出现在对面的是为主体而存在的客体。”（BFL：37）(www.chuimin.cn)

尽管海德格尔并没有在《物》中明确提及以上内容，但他对于对象的思考无疑与《存在与时间》中阐发的思想相关。事物作为某种原本上手的东西，总是已经隐入此在跟世界操劳打交道的过程中。这样的用具完全是顺手的，事物并没有挡住我们的路，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反抗我们，因此，它（还）不是对象。然而，那些因显著性、突兀性或无可回避性而成了在手之物的东西，确实在突然出现或妨碍我们操劳之时成了被表象的明确对象。如上所述，我们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媒介工具——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视机——起初并没有成为我们思考的明确对象。只有当我们无法用它们来上网、观看视频或下载音乐时，它们才会成为对象。仅当这些事物失灵或突然开始与我们作对时，它们才会成为突兀和显著的对象。因此，“屏幕/屏蔽”（screen）这个词无论是被当成名词还是动词，都意味着不存在突兀感：作为名词，它意指那本身不引人注目但却可以播放各种数字信号的平面；作为动词，它意指防止我们对技术装置本身进行思考。

因此，如果参照《物》的观点来讲，《存在与时间》更多是在谈对象和对象化，而不是“物性中的物”。色情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洞察对象问题——媒介领域的各种新技术，无论是盖达尔照相法（daguerreotypes），还是互联网，都被人们迫切地用于传播色情内容。“色情内容的问题”，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就是把女人（不过也包括其他人）变成了性对象。色情内容把女人这个他者非人化，把她变成一个仅为某个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主体的享乐而存在的对象。因此，批判色情内容的领军者，比如安德烈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凯瑟琳·A.麦金农（Catherine A.MacKinnon）声称：“性别压迫的最主要手段就是把女人对象化，而且色情内容就代表了这种对象化。”（Scott，2005：36）总的来看，海德格尔极少谈论媒介，更没有提及色情问题，不过他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对象化冲动。在他看来，这种冲动就是一种主导力量，一种施加控制性影响的东西——更具体地讲，他所关注的就是科学。事实上，就我们平时颇为乐观的理解而言，科学要么是“客观知识”的典范，要么是用来获得“客观知识”的模型。

如何界定一个物呢，比如说，如何界定一把壶？——在《物》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总爱用壶来举例。从表面上看，物理学完全能够给出某种界定。虽然“容器的物性”似乎在于，（如海德格尔所说）它是“能装东西的空无”，但是，“物理学却告诉我们壶里其实是充满空气的”，并且，这个容器可以装液体，比如水，当然，也可以把水换成酒（TT：169-170）。不过海德格尔又说，科学并不把物作为物来对待，它只通达“科学的对象”。他承认：“物理学的陈述是正确的，借助这些陈述，物理学能够表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并且要客观地服从这些东西。不过，这个现实的东西就是壶吗？不。仅当科学所特有的那种表象预先把一个东西看作科学可能的对象时，科学才会与这个东西打交道。”（TT：170）要注意的是，虽然海德格尔持有如上言论，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反科学的激进批判者。他希望指出的是，科学确实能够发挥作用，而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就在于它把一切事物都转化成了实验表象的对象。这种做法只能让科学掌握相当有限的东西，掌握孤立的对象，而未必能让科学触及事物本身。

科学的这种限制可以在近期人们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的例子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希格斯玻色子此前一直不幸地被称为“上帝粒子”，它被视为粒子物理学中的一种基本单位，在理论上是使得其他基本粒子获得质量的东西。2012年夏天，科学家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CERN）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实验生成的数据与先前关于希格斯玻色子的假设相吻合。

善意的记者询问实验团队，他们所发现的到底是不是希格斯玻色子，而这些物理学家却谨慎地回应说，他们发现的只是数据。数据显然只是一种表象，暗示了某种对象的在场，并且，从统计学上看，这种在场与理论描述的粒子的属性一致。海德格尔也意识到了这种局限性，他宣称：“科学知识在它自己的领域里——也就是在对象的领域里——具有强制性，并因此已经消灭了作为物的物。”换句话说，在客观的科学知识的领域中，“物的物性仍然被遮蔽着”（TT：170）。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出发点”上得出结论：对象化的力量就藏在媒介和物理学中；表面上看，这种力量把遥远的、显然不可触及的东西带得越来越近了，但实际上，我们通过它得以触及的仅仅是对象而已。

海德格尔论媒介：对被中介之物的追问及康德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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