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媒介研究中的现实与转变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换句话说，媒介研究不该再为天真的实在主义主张背书，也不该再把自己的尝试视为对被中介的表象相较于事物之真实存在的正确性的评估。不过，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解读海德格尔，能够确定的一点是，海德格尔要批驳实在主义的那种标准的、操作化的预设，要打破它并对其进行彻底重构。对媒介和媒介研究领域来说，海德格尔的确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人。

海德格尔的研究规划和视角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无论是对于早期海德格尔还是晚期海德格尔来说，语言都是一个关键议题（当然，厘清海德格尔在语言问题上的明确态度对我们来说并非易事）。一方面，他对语言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且连贯的。可以说，他对语言的理解并不是静态的，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不断在演化发展。更让人感到棘手的是，他自己的语言，也就是他自己用来谈论语言的言辞也不是固定的，也是在不断变化——语言于是就显得像是一个自己有活动能力并且在不断移动的主题。另一方面，语言在晚期海德格尔思想中逐渐占据中心位置，而且他自己在写作时用的语言也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融入诗歌中。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人们对晚期海德格尔的阐释有相当大的差异；他的思想在人们看来要么是在支持语言立宪主义的某种高级版本，要么是在支持某种反对观念主义并且拒绝化约成单纯的观念主义的反实在主义。

那么，在上述观点中，事物到哪里去了？让我们以三条概括性的说明结束本章内容，这些说明对本书接下来的各章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在时间顺序还是在地位方面，语言都是“第一”介质。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原初的去蔽，是物体在其存在中得以被揭示的方式的话，那么，任何得以存在的东西，任何已经存在并被看作某物的东西，都只能借助语言中介并在这种中介中存在。反过来讲，任何事物，如果它多于语言或在语言之外存在，那么可以说，它就只能是非—事物（no-thing）。海德格尔（NOL：62-63）在题为“语言的本质”（The Nature of Language）的文章中解释说：

仅当与事物对应的词语被发现时，事物才成其为事物；仅当这时，事物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当缺少词语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缺少名字的时候，事物就不存在。将存在赋予事物的正是词语……仅当合适而有效的词语被用来命名作为存在者的某物时，即当某物因被赋予了名称而被确立之时，某物才存在。（NOL：62-63）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见，以上引文完美地阐释了德里达那颇有争议的说法：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不过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最好用更具概括性的形式来表达：媒介之外别无他物。

鉴于语言之外只有非—事物，我们也就不可能“跳出语言”。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阐发某种元语言学的观点并占据此类立场。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相当于以此立场为平台，站在语言之外并以超越语言的方式去反思并谈论语言。^[9]一切事物都已经被锁入这一语言回路，无法逃脱。或者，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非法知识发展基金会的格言所说，人们在谈论媒介时总是已经被置于媒介之中了。我们要重申的是，这一观点并不必然意味着某种“循环论证”问题，而正是海德格尔帮助我们对循环论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在《存在与时间》的开头，海德格尔提醒人们注意，分析工具本身也是被分析对象的一部分——这并非是什么特殊的、个别的问题。正如张正平（Briankle Chang，1996：ix-x）所说：“各个领域（如心灵哲学、语言哲学、文化人类学）的作者都要面对的一个认识论上的两难处境是，研究对象暗示了研究行为，决定着研究的可能性。”海德格尔（BT：195）解释说，在这些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行为并不是跳出这个圈子，而是以正确的方式深入其内部”。我们要想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圈子内部，首先就要认识到，我们的尝试总是在诸事物/媒介之间（in medias res），简单来讲，就是在诸事物之中。人们预设直接性具有优先地位，或者说，预设存在着某种超越中间环节的、元语言学的观点；然而，这种预设只是个幻想。

上述洞见意味着：一方面，人们无法逃避媒介——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虚无主义或自恋，而只是意味着媒介研究应该被定义为某种自反性的尝试，人们在媒介之中思考媒介，以便讲出一些关于媒介的东西。这种递归式尝试已被杰伊·戴维·博尔特和理查德·格鲁辛（Bolter and Grusin，2000）界定为“再中介化”（remediation）。这两位作者明确指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只会是媒介的另一种形式。这一洞见来自马歇尔·麦克卢汉（McLuhan，1995），而后者的理论又以哈罗德·英尼斯（Innis，1951）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另一方面，媒介研究本身是个自反性的学科，而且必须把这一自反性坚持下去。换句话说，媒介研究不该再为天真的实在主义主张背书，也不该再把自己的尝试视为对被中介的表象相较于事物之真实存在的正确性的评估。媒介研究将会成为一个思辨学科……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

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视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立宪主义者，或者说，海德格尔相信，我们的世界的现实是某种以我们所使用的词语、符号或其他形式的介质为基础而被设定、被领会或被建构出来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他的思想解读成某种完全不同于观念主义立场的标志性主张。不过，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解读海德格尔，能够确定的一点是，海德格尔要批驳实在主义的那种标准的、操作化的预设，要打破它并对其进行彻底重构。对媒介和媒介研究领域来说，海德格尔的确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上千年来，关于表象的实在主义式的理解和某种特殊的柏拉图式的理解都没经受过太多挑战和质疑。然而，海德格尔在批驳实在主义的假设时，不但与柏拉图以及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传统相决裂，而且还质疑了真理的传统概念。传统上，真理被当成正确性、相合性、忠实性和可证实性；现代科学同样以此方式看待真理。一旦我们离开实在主义的幽灵，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所有问题都要被重新思考，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真理指的是什么？物是什么？还有，媒介何以是值得信任的东西？这些将是本书接下来几章的话题。

[1] “元中介”原文为meta-medium。该词组同时传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与本书所分析的各种具体的媒介不同，语言是一种元媒介，故medium表达了“媒介”的含义；第二层意思是说，语言是一种居于中间位置的东西，因此译者在此将其译为“中介”。(www.chuimin.cn)

[2] 总的来看，在西方思想史中，语言这个议题曾长期占据突出地位，而言语就更是重要议题了。这正是德里达以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命名并尝试加以研究的现象。“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德里达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Derrida，1976（1967）：11]中写道：“言语（ta en te phone）是心灵体验（pathemata tes psyches）的符号，并且书写是言语的符号（De interpretatione，1，16a，3），这是因为，声音，作为第一个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且直接的贴近性。作为第一个能指的创造者，言语不仅仅是众多能指中的一个。它代表了‘心灵体验’，而后者本身又通过自然相似性反映事物或成为事物的镜像。”按照德里达的说法，逻各斯中心主义已融入包括海德格尔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中。

[3] 《圣约翰福音》的第一句为“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作者借用这句话来强调词语的优先性。

[4] 人们也许有理由问，为什么海德格尔要使用Rede这个词呢？这个词——特别是在它被翻译成“言谈”（talk）的时候——听起来似乎不像“语言”这个词那样“高贵”。毕竟，至少自20世纪中期“语言转向”得以确立以来，语言就成了一个被人们偏爱的哲学概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一个对海德格尔有着特殊意义的古希腊词语中找到：λóγος，用我们更熟悉的拉丁字母来表示就是logos。海德格尔正确地指出，这个词语主要被译为logos（逻各斯）、reason（理性）、rationality（理性）以及word（词语）。译成word的一个例子是，《圣约翰福音》的第一句就是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logos]（太初有道）。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就是“词语”，而古希腊思想尝试借其表达的是一种对于存在的更本原的揭示，这种揭示此后被海德格尔（EGT：66）称为“纯粹的让—在面前—共同—出现（letting-lie-together-before）”或者是“就其出现在那里而言，自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海德格尔就将这种原初的揭示称为Rede，因为这个德文词语无论是在具体形式上还是在词源学方面都与拉丁文中的Ratio相仿，而后者在整个哲学史上都被视为逻各斯的标准翻译。本书第四章将对Ratio的全部内涵进行充分探讨，而我们要探讨的众多问题之一就是，Ratio的本原概念何以发生彻底改变，它在存在之去蔽中的存在论作用，何以坍缩为对大众文化的标准属性的反映，例如在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大众装饰》（The Mass Ornament）对工业文化所作的批判中，Ratio就是一个关键概念。

[5] 有学者指出，德里达的这句名言应译为“这里（文本里）没有插图”。请参见：曹明伦.翻译研究也需要翻译——再谈西方翻译理论引介过程中的误读误译问题 [J].外语研究，2012（3）：67-74.就此而言，本书作者将其译为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并不妥帖。不过译者在此仍采用了这种并不妥帖的译法，要体现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一说法与本书提出的“技术之外别无他物”的观点（参见本书结论部分）之间的紧密关系。

[6] 此处将broadcast译为“宽带广播”是因为它与上文中的“窄带广播”构成一对反义词。

[7] 这个词组直接取自海德格尔为1939年本科研讨班所作的记录《论语言的本质》（On the Essence of Language，OEL：27）。

[8] 此后，在《走向语言之途》（The Way to Language，WTL）中，海德格尔又对原初语言和普通语言进行了区分，并称前者为“说”（英文saying，德文Sagen）。

[9] 对海德格尔来说，人们在元语言学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分析哲学传统中的成就）无法超越语言和语言学，相反，这些成就却使语言得到了最终实现。“对语言进行元语言学的分析现在在英美国家变得相当流行。‘元语言’的创造绝不意味着摆脱语言学并得到解放，而是意味着语言学的完美实现。”（BFL：153）

海德格尔：媒介研究中的现实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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