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与汉语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的一种符号系统。2)构词法与句法基本一致,这主要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永远处于不断变化状态,汉语词汇将随着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有语法也有词类,只是它的语法不同于欧洲语言,而且一个词语存在多词性现象。......
2025-09-30
语言现在被视为某种交流,它服务于谈话和协议之达成——总的来说,就是服务于交流。不过语言并不仅仅是,也并不主要是一种关于可被传达之物的可听可写的表达。语言也并不仅仅把人们有意地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传达的东西以词语和陈述的形式表达出来;正是语言首先把作为某物而存在的某物带入敞开之域中。在没有语言的地方,例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也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性,因而也就没有不存在者的敞开性和空无(the empty)的敞开性。
(OWA:73)
人们常对海德格尔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作出区分,与这种区分相关的重要因素是海德格尔在研究视角和思考上的明显转变,这一转变被称为“转向”(the turn),或die Kehre。人们对这一“转向”的确切本质和意义有一定争议(此议题请参见Richardson,2003;Sheehan,2001)。不过,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是,语言尽管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研究中只是一个边缘性话题,但它在海德格尔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以后的文本中却占据着中心地位。可见,在“转向”之后,不仅语言在海德格尔的思考中变成了一个明确主题,而且他对语言的思考似乎也在转变,而导致这种转变的核心问题在于语言揭示了什么,而不在于语言传送了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无疑构成了媒介与此在之间关系的核心,海德格尔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一种人类曾经体验到的揭示模式。上述引文无疑展示了海德格尔对作为敞开性的揭示的关注,而这段引文就来自海德格尔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就的若干篇连通其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文章之一:《艺术作品的本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在这段富有启发性的引文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海德格尔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使用“语言”这个词,它似乎既指表达工具,又指对存在之原初揭示/中介。海德格尔强调说,语言不仅是可听可写的表达工具,而且还是,并且主要是首先将事物带入揭示之开放性中的东西。可见,与《存在与时间》不同,《艺术作品的本源》明确地从术语的角度进行了区分:一个是作为表达工具或手段的language,另一个是作为本原之揭示的discourse或Rede。事实上,海德格尔在思想上的转变能够从一个方面显示出来,那就是,尽管Rede在《存在与时间》的分析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这个词却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在“转向”后不再谈论言谈了。
第二点,对语言给予更多重视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读者一直认为,海德格尔思想发生较大转变的一个标志就是开始对语言加以关注。莱索(Wrathall,2011:123)解释道:“对海德格尔的标准阐释似乎是这样的:早期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语言立宪主义者(linguistic constitutionalist),不过,在其广受批评的思想‘转向’过程中的某一点上,他就成了这样一个人。”这种解释还可见于克里斯蒂娜·拉丰(Cristina Lafont)的《海德格尔、语言与世界之揭示》[Heidegger,Language and World-Disclosure,Lafont,2000(1994)]。拉丰认为,海德格尔最终表达了一种语言观念主义思想:
他(海德格尔)将宣布语言是处理上诉的法院(就像“存在的家园”一样),它会预先裁决什么能够在这个世界中与人照面。随着语言揭示世界的功能被具体化,事物之所是便成了只有仰仗特定语言才能够偶然地向历史上的某个语言共同体呈现出来的东西。因此,不仅是说内在于语言的世界之揭示成了评判在世界之中的知识的最终权威,而且预先使得那些知识成为可能的正是这种揭示。[Lafont,2000(1994):7,作者强调的内容用黑体表示]
依此阐释,语言本身就带有揭示性。这不仅是说,语言塑造并决定了那些能在世界中与人们照面的物体,而且,鉴于在上述解读中语言被理解为一种特定语言(德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在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中,能够被揭示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同的。于是这就意味着,不同的语言成就并揭示不同物体的存在,或者至少可以说,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为存在者或进入存在之中的东西设定框架,为它们去蔽。这一观念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洞见,而且也借助海德格尔那种常被批评者诟病的表述方式被切实地用于他自己的分析中。海德格尔为人所熟知的(但亦被人们指责的)一点是他能够找到并借用外文词汇——如古希腊文中的λóγος(逻各斯,英文logos),而他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词语能够直指并揭示某种人们无法借助翻译过来的词语(“ratio”“reason”“logic”“rationality”等)来通达的东西。海德格尔借助“外文”词语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机智、聪明或有学者风范;他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些词语给予了他通达某些独特东西的特权,这些独特东西只能存在于并借助某种特殊语言才能得到揭示。
不过上述解释似乎把话题扯得太远了。按照莱索(Wrathall,2011:124)的说法,“某些东西的确在‘转向’后发生了变化,不过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与‘语言’这个词到底意指什么相关,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海德格尔关于语言在我们通达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或建构世界的作用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根据莱索的理解,海德格尔至少赋予了“语言”这个一般性概念两种含义:原初语言(originary language)和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Wrathall,2011:155)。普通语言就是在《存在与时间》中被称为“语言”的东西。海德格尔在一篇题为“语言”的文章中解释说,这里的语言与以下三条假设相关:
1.语言首先是一种表达,相当于把内在心理状态“挤压出来”,使之变成某种外在的表层显现。(https://www.chuimin.cn)
2.语言被看作一种人类行为。“相应地,我们只能宣称,人类是在言说,并且人类总是在说某种语言。”
3.这种“人类表达总是对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进行呈现和表象”。(LAN:192)
海德格尔随即指出,这种刻画并非是错误的。他写道:“语言可以被视为内在情感的外在表达,一种人类行为,一种借助图像或概念的表象。没有人敢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更不可能宣称这个说法无用了。这种关于语言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与对语言现象的研究总是能够得到的结论相符。”(LAN:192)不过,请回想一下,这种关于普通语言的观点无非是在重述语言工具主义的观点,并没有穷尽“语言”这个词的所有含义。
语言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工具主义的层面,它还在逻各斯的更深、更本原的层面发挥作用,首次将物体作为其本身揭示出来,将其从遮蔽中带出并带入敞开之域。语言的这一更为本原的方面被莱索称为原初语言,因为正是这一方面使得物体得以在其存在中作为其本身成为可通达之物。《存在与时间》所做的(也许还相当不完整的)尝试就是借助Rede来展开对语言本原方面的分析。并且,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以前,海德格尔就已将这种本原维度与诗联系起来。在2025年一次关于逻辑的讲座中,海德格尔(LET:141)得出结论说,语言的本质
宣示自己的存在。但这种宣示并不发生在它被错失、被铲除、被扭曲的地方,也不发生在它被迫成为交流工具、沦落为所谓内在东西的表达的地方。语言的本质仅在其成为塑造世界的力量时,才发挥其作用;或者说,它仅在预先运筹并整合存在者之存在时,才作为本质发挥作用。原初的语言就是诗的语言。[8]
分析哲学家在批评海德格尔的作品时总是强调海德格尔只能求助于非分析性语言。不过对海德格尔来说,真正的诗歌语言的一个独特属性就是能够以某种方式让我们关注作为中介的语言本身,以及这个中介是如何运作的。
因此,按照莱索的说法,晚期海德格尔文本中使用的“语言”这个词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以此来看,莱索所说的“原初语言”和“普遍语言”之间的差异持续地推动着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而这正是海德格尔最初试图在《存在与时间》中描述的东西。可见,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变并不是某种革命性的转变,而是一种演化发展的或趋于成熟的过程。进一步看,海德格尔那个极具迷惑性的表述“语言说话”,也能借助原初语言和普遍语言之间的差异而得到更好理解。海德格尔并不是非要否认语言可被视为表达工具这一平常观点。这个表述实际是要说明,在其原初维度中的语言首次使得物体的存在成为可通达的;原初语言(也就是被人类说着、用着的语言)也并不是我们能够选择要或者不要的东西,而是某种首先使得我们能够获得人类之特性的东西:“语言说话。鉴于人类相合于语言,人类说话。”(LAN:210)换句话说,语言本身就会说话,而我们在说普通语言时就是在尝试着回应那存在于语言中并借助语言得以被本原地言说的东西,并且要为这些被言说的东西负责。上述观点与媒介研究有明确关联,因为这一观点引发了如下问题:我们既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负责,也要对具有中介作用的语言如何来言说我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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