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特曾用名：闲言、常人和真正独裁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闲言是人类最初融入并体验语言的方式。因此，闲言是一种无意义的闲扯，它在众人之间不断回响，但它真正表达的东西很少，甚至一无所说。鉴于有了脸书或推特这样的窄带广播应用程序，可以说，海德格尔的闲言概念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从更广的层面讲，这就是大众媒介在使技术与此在对峙方面作出的特殊贡献，也正是差异性的全面缺失使得闲言不同于本真的话语。

“闲言”这个表述在此并无贬义。从术语的角度看，它意指一种积极的现象，这种现象建构着此在在日常领会和解释中的存在样式。

（BT：211）

“Gerede”（闲言）源自“Rede”（言谈、话语），在德文口语中被看成与“gossip”（流言蜚语）或“rumour”（谣言）相同，并且在英文版《存在与时间》中被译为idle talk。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闲言是人类最初融入并体验语言的方式。因此，不管它起初意指什么现象，我们都不必将它理解成消极的或应受贬斥的东西。由此看来，闲言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已然可用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事物拥有各自的名称，人们一般会根据其名称来理解和解释它们。不过，尽管海德格尔宣称闲言不具有贬义，但我们很难相信这也是他心里所想的。这是因为，在《存在与时间》后面的各部分中，他一直在以批判的态度分析言谈的内在属性和闲言的特征；他的这些分析强化了由idle talk中的idle（随便的、漫无边际的）传递出来的贬义——尽管他自己否认这个词具有贬义。

对于言谈而言，莱索（Wrathall）解释道，对话者如实地“拾起了由对方传达的东西，双方有意愿通过与他人共享理解的某种模式而与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事物打交道，而这种由人们共享的理解模式，就是人们对于世界中共同可见之物的态度，是现身情态，或者说，是对事物重要性的感知”。相反，在闲言中，“有些东西被传达，但是在这种传达中，双方无法成功地融入一种对于在世之物的共享态度中”（Wrathall，2011：111）。因此，闲言是一种无意义的闲扯，它在众人之间不断回响，但它真正表达的东西很少，甚至一无所说。闲言并不意味着人们要理解正在谈论的内容，而仅仅意味着要去听谈话本身提到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是，闲言的情况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

鉴于有了脸书或推特这样的窄带广播（narrowcasting）应用程序，可以说，海德格尔的闲言概念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不过传播研究领域对海德格尔著作的关注尚局限于上文提及的宽带广播^[6]媒介。例如，帕迪·斯坎内尔（Paddy Scannell）在1996年出版的《广播、电视与现代生活》（Radio，Television，and Modern Life）中借助此在的日常性这一内在特质来探讨宽带广播所具有的“揭示世界的功能”，不过，他并未提及闲言。他还使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支持他自己对媒介的文化目标作出的热情积极的阐释：“经典社会学理论以一种祛魅的视角看待被认为是已被祛魅的世界……而本书介绍的理论则指出，这个世界（特别是宽带广播的世界）则被魅化且仍在魅化，它是有意义的，而且充满了意义。”（Scannell，1996：21）斯坎内尔在思考闲言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关联时，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角来说明电视被魅化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对电视这种能够进行宽带广播的大众媒介的更具批判性的阐释见于《RIU|A|TV？海德格尔与电视化》（RIU|A|TV？Heidegger and the Televisual）这本文集中。马克·杰克逊（Mark Jackson）在该书后记中区分了“电视”（television）和“电视化”（televisual），并写道：“如果在我们看来电视意指纯直观的感受性以及本真言说的自然性，那么电视化就是电视的宿敌，是非本真的闲言、谣言、武断的言论，是回响着的闲言。”（Jackson in Fry，1993：118）

闲言确实是此在之日常性的自然组成部分，日常性本身亦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于世的组成部分。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接受海德格尔明确表达的观点，即，作为报纸、八卦杂志、广播等媒体的共同要素，闲言是一个更广情境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境弥漫着某种削弱此在的平均性（averageness）：“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享受报纸等信息服务时，每一个他者都跟下一个他者差不多。共在（Being-with-one-anonther）使一个人自身的此在完全消弭于‘他者’的存在中……在这种不易察觉性和不确定性中，‘他们’（they）或常人das Man的真正独裁被揭示了出来。”（BT：164）因此，日常状态中的此在——海德格尔将它与对匿名的“他们”或常人的体验联系起来——就沉迷于那似乎无休止的公共闲扯的噪声之中，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远离了本真的“生存状态上的交流”（existentiell communication）。海德格尔下述这段话可适用于包括日报、互联网、移动应用程序在内的各类媒体，他说，闲言“这种事情任何人都能完成；它不仅使人免于真切领会之劳，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无差异的可理解性，在这种可理解性面前，任何东西都不再封闭自身”（BT：213）。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表达了相似（但却更尖刻）的观点：(www.chuimin.cn)

设想一下，《生活》（Life）这本典型的、同质化的畅销杂志……它的内容与其传播一样是完全同质化的。同一期杂志可能既有关于原子理论的严肃阐释，又有关于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的情感生活的专题文章；既有饥饿的韩国儿童从釜山的废墟中捡垃圾的照片，又有穿着硅胶文胸的时髦模特的照片……先是雷诺阿（Renoirs）的九幅绘画配上他儿子撰写的回忆录，然后是一匹滑旱冰的马的整版照片。（MacDonald in Rosenberg and White，1957：62）

这种“无差异的”可理解性使得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评论说：“无聊的大杂烩正是对它的这种不合逻辑性所作的报复，尤其是那些单个的后果都以轻率的方式被组合成了马赛克。”[Kracauer，1995（1963）：311]。从更广的层面讲，这就是大众媒介在使技术与此在对峙方面作出的特殊贡献，也正是差异性的全面缺失使得闲言不同于本真的话语。

因此，海德格尔的批评与时代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人们时常简单地默认，在短时间内接触到更大量的数据是极其重要的，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香农和威沃的过程模型赋予了这一假设合理性，而且得到由这一模型背书的关于传播的传送视角的支持。电信服务提供商在其市场宣传中推崇这一假设，还承诺将使人们以更快的速度无限制地得到更多信息——虽然我们收到的信息越多，我们听到或看到的就越可能只是一些重复的东西。有线电视上的24小时新闻频道越来越多，实时更新的网站和博客越来越多，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获取并下载信息的移动应用程序越来越多；不过，我们得到的并不是必需的新闻，而是看上去永无休止的闲扯，其时效性（以及新闻价值）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Sloterdijk，1987（1983）：312-313]亦沿此思路指出：“媒介能够提供任何东西，这是因为媒介不动声色地放弃了既要给予事物又要理解事物的野心。媒介拥有任何事物，只因它不理解任何事物。媒介能够谈论一切事物，却无法对这些事物发表任何看法。媒介厨房每天都给我们提供加了各种配料的现实菜肴，但是每天的菜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海德格尔对媒介的批评本身，也可以被指责为只是在重述和再造关于媒介技术的批判，而这种批判，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斐德罗篇》对书写进行指摘，但这种指摘却以书写这种形式存在，并且是通过书写完成的——这预示了着口头表达这一传统建制和文化的主导形式注定会衰败。海德格尔的这种视角的问题在于，它似乎就是在重述或再造那些已经存在且随时可用的哲学流言，那些与媒介相关的闲扯。用戴维·德万（David Dwan）的话来讲：“海德格尔关于大众传播的观点似乎本身就是陈腐的，他宣称鄙视闲言，但他自己却参与其中。”（Dwan，2003：14）为了解海德格尔的观点是否陈腐，我们还需进一步考察中介行为（不管它是借助语言还是借助技术）与人类所独有的基于语言的生存模式之间的关联。

推特曾用名：闲言、常人和真正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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