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论媒介：传播与话语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换句话说，传播研究认识到传送模型描述了中性的传播过程的理想形式，而这一理想形式又会因日常实践中的各种危机、干扰和封锁而被复杂化。这种行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实际上作为衍生物或特例隶属于一种更宽泛的传播形式，而与这种更宽泛的形式相关联的，并不是那种在语言中并借助于语言得以发生的事情，而是存在被表达的特定方式，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话语——话语是一种普遍的揭示形式，而不仅仅是信息传送。

“文本之外别无他物。”^[5]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指示物都被悬置、被否定，或被包含于一本书之中了。人们要么给出这种错误的理解，要么非常天真地相信并指责我相信这种错误的理解。但是这句话的确意味着所有指示物或整个现实都具有一种差异之语迹（differential trace）的结构，意味着人们只能在一种解释性的经验中描述这一“事实”。

（Derrida，1993：148）

德里达对由他那句著名的（亦被众人声讨的）论断——il n’y a pas de hors-texte（文本之外别无他物。）[Derrica，1976（1967）：158]——所引发的普遍误解进行了辩驳。他明确地说，他的这个论断并非是说任何东西都被包含在一本书中，以至于由存在着的事物组成的“现实世界”纯属虚构。他真正要说的是，语言记号和其他形式的传播手段并不仅仅是某种在对事物的更本原、更直接的体验基础之上的第二位的现象。Il n’y a pas de hors-texte的意思是，语言和各种被中介的表象都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世界之揭示（Erschlossenheit）是一个与此相关的海德格尔式概念，它强调的是我们对现实的经验何以必须依赖于情境，而并不仅仅是观察者与中性、客观的现象之间的一种直接相合性[direct correspondence（本书第二章将会详细论述这一主题）]。

上述观点无疑与语言相关，而且我们陈述这个观点的方式也进一步突显了这个观点本身的内容：当我们以词语为材料表达这个观点时，它就已经被编码了。“直接性”（immediacy）这个词时常被用来指称对存在于语言之外且未被中介的事物的直接经验。例如，我们会说，在我们（借助语言或继而借助各种其他媒介）以被中介的方式表象事物之前，首先要以直向的和直接的（immediate）方式与事物打交道。要注意的是，“直接性”这个词是通过在词根“media”之前加上否定前缀“im-”得到的。所以，就这个词本身而言，“immediacy”作为否定的东西来自“media”并与之相对立。换言之，中介化（mediation）是事物的原初和标准状态，而要想得到某种具有直接性的东西，无非就是要否定那些总是借助于中介化而获得的东西。这意味着《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时间的分析并不必然如吉尼翁所说，是海德格尔在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观点之间举棋不定的结果。相反，海德格尔（在语言之中并借助语言）表达的是，人们必须同时从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来正确理解被称为语言的东西。这一观点必然使人们对传播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微妙，而这种新的理解超出了传播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可接受的范围。

受益于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伦·威沃（Warren Weaver）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完成的突破性工作，刻画通信的主要方式就是将其视为一个二价过程（dyadic process）：一个从信源或传送者一端选出的讯息被编码，并在通道或传送媒介中得到传达，最后抵达终点或接收者一端（见图1.1）。

图1.1 香农和威沃的通信模型(www.chuimin.cn)

按此理解方式，通信就被界定成了一个传送信息或让讯息流动（从而使其从传送者处移至接收者处）的过程；并且，通信的基本任务或问题就被界定为“在某一点以精确或近似的方式再生产出一条从另一点选出的讯息”（Shannon and Weaver，1963：31）。这种刻画被有意地以图式的形式呈现出来，而陈述这一图式时使用的语言，总的来说足以描述从人类语言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事物的各种东西。“当我与你对话时，”威沃（Shannon and Weaver，1963：7）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我的大脑是信源，你的大脑是终点，我的发声系统是传送者，你的耳朵是接收者。”与此相仿，就电子邮件而言，我的电脑是信源，分组交换网络是讯息传送的介质，而你的电脑是终点或接收者。

多数传播研究已经超越了某种简单的传送模型，并且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定位于关注任何“简单的”传播行为中的复杂化现象和扭曲现象——例如，人们会研究可能对传播形成干扰的“噪声”，以及当“噪声”被接收时，各类接收者对该信息进行解码的不同方式，等等。不过，这个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尽管不太明显）停留在香农和威沃模型的圈子中。换句话说，传播研究认识到传送模型描述了中性的传播过程的理想形式，而这一理想形式又会因日常实践中的各种危机、干扰和封锁而被复杂化。例如，任何一个严肃的传播学学者都会认识到，记者这一职业并不意味着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传递给大众；不过，从最好的方面来看，或者，如果适当忽略记者在工作时面对的种种障碍的话，还是可以说，记者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成一种以准确或忠实地传送信息为目标的职业。

传播可以被或明或暗地概念化为一种本质上中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以最高效率传送信息。然而，海德格尔却反其道而行，他给出了一种建立在更广阔的存在论基础上的阐释，从根本上质疑这种在去除了所有可能障碍的理想环境中产生朝向他者的讯息流动或信息传送的传播理念。对海德格尔来说，“传播绝不意味着把一种建议或希望之类的体验从一个主体内部传递到另一个主体内部”（BT：205）。这种行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实际上作为衍生物或特例隶属于一种更宽泛的传播形式，而与这种更宽泛的形式相关联的，并不是那种在语言中并借助于语言得以发生的事情，而是存在被表达的特定方式，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话语——话语是一种普遍的揭示形式，而不仅仅是信息传送。因此，传播并不是——至少可以说，传播并不首先是——数据或讯息在传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传递；传播首先是一种人们共享的共—现身情态（co-state-of-mind），是“对我们意指的东西给出某种确定的特征，以便让其他人也像我们一样看到它”（BT：197）。

海德格尔的解读强调的是对存在的共同领会——从词源学上看，“common”（共同）与“communication”（传播）有相同的词根。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交换或体验传达过程，只是狭义上的传播，而发生在这种传播之前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正是这种对存在的共同领会。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有两种含义，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传播。海德格尔将传播的初始含义与本原的揭示相关联，与后来被他称之为“生存状态上的交流”（英文existentiell communication，德文existentielle Mitteilung，BPP：297）相关联。传播的另一个含义是衍生含义，即“语言交流”（linguistic communication），它源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语言的刻画。詹姆斯·凯瑞是少数几位明确意识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力的传播学学者之一。在他看来，上述两个方面可用两种不同的传播视角来表述：一是传送视角，二是仪式视角。传送视角与香农和威沃分析并理论化的通信模型相仿，涉及朝向他者的讯息发送或信息传递。相较之下，仪式视角实际上产生的更早，并且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它才是更加原初的视角。“在一种基于仪式的界定中”，凯瑞（1989：18）解释道，“传播与‘分享’‘参与’‘社团’（association）和‘团体’（fellowship）以及‘拥有共同信仰’相关联。”这种界定是以“传播”（communication）、“共同体”（community）、“交流”（communion）、“共同性”（commonness）等词语的共同词源为基础而产生的——这些词语共有的特点就体现在“共同”（common）的理念中。类似阐述也出现在其他作品中，例如，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到了宗教仪式中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Durkheim，2008（1912）]这一人类学概念；鲍德里亚亦在《沟通的迷狂》[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Baudrillard，1988（1987）]中描述了集体欢腾中的戏仿性收编（parodic co-optation），只不过在他的描述中这种集体欢腾的当代对等物是以模拟的、媒介的形式出现的。

传送视角主要与讯息的编码和传送有关，它聚焦与效率和效果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与情绪反应有关的问题。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1995：25）所描述的那样，“要追问的是，有多少信息会被传送，噪声有多小，传送速度是多少，传送距离有多远，传送的目的地有多少个？”而正是香农和威沃的数学模型提出并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一模型正是要对数据传送的效率以及信息传送的效果进行量化。凯瑞（Carey，1989：20）借用一个显然具有20世纪特点的例子说：“如果我们以传播的传送视角来考察一份报纸就会发现，这种媒介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传播新闻、知识，有时还有娱乐内容，它的内容越来越多，可到达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可见，传送视角关注的这些问题基本上被限定在量的方面——例如：讯息在一定地理上的距离内得以传播的数量、速度或质量（如信号—噪声比）。

仪式视角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凯瑞指出：“仪式视角在考察一份报纸时会聚焦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的问题。例如，这种视角不太可能会把阅读报纸看作信息的发送或获取，而更可能将其看作对某一群体的融入；并不是说人们能从这种情境中了解到什么新东西，而是说，某种关于世界的特殊视角得到了描述和确认。”因此，仪式视角不涉及信息传送，而只涉及传播的话语维度：正是传播使得一种关于存在的、可被共享的特殊理解首次成为可获得的并被揭示出来。换句话说——让我们回到凯瑞的那个关于报纸的例子——“我们遇到的问题并非与讯息的效果或功能本身有关，而是与它在呈现和参与构造读者的生活和时间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关”（Carey，1989：21）。如果我们借用凯瑞的阐释来理解数字时代的话，那么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 playing games，MMORPGs）了。从传送视角来看，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就是，这些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在网上传送数据包的速度是多少，终端用户的系统处理数据包的速度是多少。而从仪式视角看，重要的则是这类游戏为用户提供了何种共同体验，或者说是如何对共享的（但也是虚拟的）现实进行生产和维护。凯瑞继承并拓展了海德格尔在传播方面的创造性解读，说明了这种解读何以有助于从更微妙的层次上理解媒介及其社会意义。不过，在凯瑞以前，海德格尔自己已经用复杂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了——这一点在他对“闲言”（英文idle talk，德文Gerede）的分析中得到了直接体现。

海德格尔论媒介：传播与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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