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论：海德格尔探讨语言与建构性的中介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相反，语言建构了事物的现实性。被苏格拉底放在这个形式后边的是第一级表象，它是经由工匠的技艺产生的。语言并非表象了一个独立的、事先存在的现实世界；相反，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传播创造了被我们视为世界的东西并将其带入存在之中。

我要指出，用《圣约翰福音》（Gospel of St.John）的话来讲：太初有道。^[3]这并非是说词语是事物的名字，而是说——借用一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话——事物是词语的符号。现实不是被现成地给出的东西，也不是为人类而存在的东西；现实不独立于语言，而语言也不是现实的苍白折射。相反，使现实得以存在、得以被创造出来的恰恰是传播，或者，简而言之，是对象征形式的建构、理解和运用。

（Carey，1989：25）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类栖居于这个家园中，并得以绽出—生存（ek-sists）。

（LOH：213）

语言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海德格尔思想的首要议题，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前如此，后来的多尔（Le Thor）讨论班亦是如此，在他1976年逝世之前的几年中举办的采林根（Zaehringen）讨论班仍是如此。不过，虽说语言这个主题一直受到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在其整个哲学生涯中对语言持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一成不变的观点。尽管语言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一个关键议题，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幅度也较大。例如，查尔斯·吉尼翁（Charles Guignon）就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关于语言的观点似乎被拉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是工具观，二是建构观。

工具观可以用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思想来解释。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表达的工具或手段：

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使用语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我们已经预先掌握了我们存在于其中的那个情境的某些非语言意义。正是因为我们首先已经理解了现实的性质，我们才能够理解词语的含义。语言被看作交流的工具，和对我们已预先掌握了的现实进行归置的工具。（Guignon，1983：117-118）

而建构观，或者说被称为“语言立宪主义”（linguistic constitutionalism，Wrathall，2011：122）的观点则持相反意见。按照建构观的解释，语言并不是用来传递某些在先的现实的信息的工具或手段；语言首先塑造了这一现实并使其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语言不仅仅作为某种衍生出来的东西表象事物，也不仅仅是事物的苍白反映。相反，语言建构了事物的现实性。或者，正如詹姆斯·凯瑞巧妙地借用肯尼斯·伯克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并非是说，词语是事物的名字，而是说……事物是词语的符号。”(www.chuimin.cn)

从工具主义的视角来看的话，语言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成一套可用的或上手的词语，所有这些词语都可以被放入一部辞典中，可以被编排、被组合，用来表达一些跟这个世界有关的、可理解的东西。而这个世界早在被表达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它被语言再—现（re-presented）之前就被赋予我们了。换句话说，首先存在着一个现实世界——事物也以此方式现实地存在着，然后，语言才得以存在；语言就是一个工具，被我们用来表达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会使用那些多少带有一些精确性的词语来整合对这个世界的表象。这样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且在表面上符合直觉的理解，对应一种同样被普遍接受的对媒介进行概念化的方式，即媒介是传播的手段。这种思路认定，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在先的现实，这个现实囊括了各种事物、人和事件；然后，现实世界会被再-现（在字面意义上，就是再次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所借助的正是各种各样的介质——报纸、书籍、摄影、无线电传输、电视纪录片、网络文献、录像等。由此来看，媒介是某种第二位的、衍生的图像，它所呈现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在场的东西。

从哲学的角度看，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的最后一部分首次阐发了这种观点。书中说，苏格拉底用了一张图画来分析并解释表象的本质。图画上有三类工匠以及他们的创造物，在此指的是家用品——具体来说，就是床。被苏格拉底放在图画最顶端的是“爱多斯”（eidos），即由神所创造的现实的、真正的形式。被苏格拉底放在这个形式后边的是第一级表象，它是经由工匠的技艺产生的。苏格拉底解释说，工匠先是观看那原初事物的形式，从中获取信息，再进行创造（Plato，1987：596b）。由工匠制造的东西接下来又被画家复制，而画家实际上并没有创造出一张床，而只是创造了床的表象（Plato，1987：596e）。尽管工匠复制了最初的那个“爱多斯”，但是“模仿者”或“复制者”这两个称号却留给了画家，正如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格劳孔（Glaucon）提及的，“他是对别人制作的东西进行模仿的人”（Plato，1987：597e）。因此，模仿创造的只是作为现象的产物，它与事物最真、最原初的现实至少隔着三层。

按照这样一种划分，图像的价值应该根据其观照现实的程度或再-现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其“现实性”）来评价。这里提到的图像可以是描述性的文字、画布上的油画，也可以是（用来满足我们现在的目的的）一连串照片、高清显示器屏幕上的3D图像。依此分析，苏格拉底最后提到了两种应对中介化表象的选项。第一个选项是把图像和图像制造者从城邦中清除出去，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是对心灵的欺骗和腐化”（Plato，1987：595b）。第二个选项是把图像当成工具，谨慎地使用它，管理它，让它服务于如实表象事物的现实和真正本性的目标——用今天的术语来讲，要么搞彻底的审查，要么实行一种专业化实践，以便满足新闻业的正统价值观，即 “客观性”，以及“公正且平衡”的表象。

语言的建构观把工具观颠倒了过来。语言并非表象了一个独立的、事先存在的现实世界；相反，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传播创造了被我们视为世界的东西并将其带入存在之中。在此，借用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CTP：393）的结尾中说的话来讲，问题并不在于“语言如何与存在者相关联”，而是在于“存在者如何与语言相关联”。尽管这个观念听起来似乎有悖于直觉，但它却在20世纪下半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例如，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Wittgenstein，1995（1922）：5.6]中指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换句话说，那些我能够使用的词语，塑造、生成并限定了我所认识并活动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类似的观点在语言学家所谓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假说的强形式指出，一个人所说的语言决定了他的社会现实[Sapir，1941（1929）：162]。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亦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中提出，语言及其他象征形式建构了人类生存并活动于其中的现实。让·鲍德里亚则在《仿真》[Simulations，Baudrillard，1983（1981）：1]中借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一个小故事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领地不再先于地图出现，而且也无法摆脱地图的掌控。地图先于领地而存在——拟像在先（the precession of simulacra）——正是地图创造了领地。”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论及并区分了语言的工具观和建构观，为此，他对language和Rede进行了区分，后者一般被译为“言谈”（talk）或“话语”（discourse）。对海德格尔来说，话语是更为根本的层面，是“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BT：203）。由此看来，言谈就具有了一种建构性功能；它并非是一种用来表象世界的有用工具，而是世界得以被揭示的首要模式，是一种预先使得物体呈现出自身的东西。与此相反，语言则是话语得以被表达的方式。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词语的总体[并且]是在—世界—之中的一种物体；我们于是就与这个作为上手之物的总体打交道”（BT：204）。这意味着，“语言”，至少就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内容而言，被认为是一种用于表达的工具，而它所表达的就是最初被话语揭示的东西。^[4]如果早期海德格尔像吉尼翁所说的那样在语言问题上被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那么这正是因为海德格尔所提及的Rede或话语代表了建构主义的阐释，而语言则意指工具主义的一面。

建构观与工具观之间的差异并非只是某种学术洞见，也并非只吸引了少数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它是一种我们在平时与媒介打交道的体验中都能认识到并理解的东西——而这个媒介既可能属于传统大众媒介，拥有一对多的形式，也可能是互联网或移动设备上的社交媒介应用程序，拥有多对多的形式。世界上发生的众多事情，例如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一场街头暴力抗议，是我们无法通过某种直接方式了解的；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知识以及我们关于它们能说什么道理，最初都是由被中介的表象构建、塑造或决定的。这种被中介的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包括：报纸上的故事或消息，电视新闻节目中的报道，以及用户借助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Web 2.0应用程序生成并在网上传播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些媒介只不过是在表象发生在世界另一边的事件，而事实上，正是这些媒介为我们创造了那些我们认为只是被表象了的现实。

媒介论：海德格尔探讨语言与建构性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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