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会馆的管理-清代云南会馆研究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商人所建会馆既与政府祭祀礼制相吻合，又在政府社会管理中起到补充作用，故政府对商人会馆不仅持许可态度，还给予保护。但云南官方在纂修方志时，把民间兴建的众多会馆祠庙、寺庙列入“祠祀志”中，这则信息足以表明政府对会馆的建立是持许可或默许态度的。（三）准许会馆加入商会清末商会是“商”依照“官”方法律成立的商建官督商人组织。

由于商人所建会馆既与政府祭祀礼制相吻合，又在政府社会管理中起到补充作用，故政府对商人会馆不仅持许可态度，还给予保护。

（一）许可、倡导会馆组织的建立

在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中，尚未涉及会馆向政府呈请批准兴建或修建的文书，也未发现政府向会馆发行的回执文书。但云南官方在纂修方志时，把民间兴建的众多会馆祠庙、寺庙列入“祠祀志”中，这则信息足以表明政府对会馆的建立是持许可或默许态度的。

同时，政府还积极支持会馆的建立。如个旧临安会馆则为汤公（分巡迤南道汤雄业^[67]）“属以建庙设馆”；乾隆三十年（1765）会泽县湖广会馆新建禹王宫，云南粮署道兼总管厂务官员罗源浩（长沙人）、东川府知府兼稽查厂务官员方桂（湖南巴陵人）、昭通府古寨巡厅兼管钱局厂务事官员捐款^[68]。严格来说，官员只能代表其个人，不能代表政府，然而从省级官员到州县级官员，从同籍官员到异籍官员均积极倡导建立会馆这一普遍现象，至少可以看出政府是积极倡导建立会馆的。

（二）保护会馆组织的合法财产

政府保护会馆所属房屋和土地财产。据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记载，湖广会馆“寿佛寺”在接收同籍客民捐赠的田地产时，主持僧或会馆“头人”等便会向地方政府讨要“执照”（土地所用证明书），政府亦会核实发给会馆“执照”。^[69]其中一份鱼硐田地执照内容如下：

遵照东川军民府经厅张为恳恩赏给遵照，以输国赋。事据寿佛寺（东岳庙）住持真澈呈前事。呈称情因先年费常璋踩得荒田一段，坐落地名鱼硐，栽种一石：东至水沟为界，南至者曲熟田为界，西至者志熟田为界，北至水沟徐天佑为界，四至分明。蒙前任府主萧（星拱）给照在案，今费常璋已故，众议将此田施入寿佛寺（东岳庙），永为常住。伏乞天恩赏照，以便招佃耕种、纳赋、办粮等情……遵照事理即便招佃耕种办纳国赋。如有无知棍徒争紊，许该住持执照禀究，绝不宽贷。须至遵照者。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十七日照执。^[70]

这是一份由政府颁发的执照，以证明湖广会馆对鱼硐田地的所有权，保护了会馆的合法财产。

（三）准许会馆加入商会

清末商会是“商”依照“官”方法律成立的商建官督商人组织。商会成立后，同乡会馆中经营同一种商品或行业的商人便会分化出来组成行帮，如川丝行帮、川土盐行帮，楚成衣铺等。不同同乡会馆经营同种行业的商人又共同组成行帮加入行会，如三帮靴鞋铺合行、土药帮（湖南、广州、迤西）、江楚成衣合行等。也就是说，这些商铺和商号既未脱离原先的同乡会馆，又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到了商会中。在一些州县，商会直接由各行业和同乡会馆组建而成，比如腾冲商会成员就有江西会馆、三楚会馆、西秦会馆等。^[71]

笔者在翻阅云南商务总会卷宗时发现，昆明芦茶会馆、细线行会馆、铜活器会馆、缨帽行会馆、布行会馆等行业会馆以及其他行帮组织相继加入云南商务总会。按照云南商会章程推选会董和拟定行业规则上报商会，行业会馆组织内部事务仍然照旧实行，只是它受商会领导和监督。

（四）支持会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当政府明确了会馆的组建目的，并且许可商人会馆建立后，政府对商人会馆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务是支持的。如前所述，昆明江西会馆内竖立着乾隆四十七年（1782）云南布政司发布的告示《棉花条规碑》，是江右棉花商倡导、布政司颁布的政府规章。商人承担着对商品的流通和销售责任，他们是商品流通环节中直接与市场接触的群体，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对商人利益的影响非常大。同样，市场秩序的稳定关系着地方社会的稳定，故地方官员会通过各种策略来维护地方商业交易秩序。市场秩序的稳定，是官、商都希望在未来实现的共同目标。晚清以后，云南昆明出现了许多同行工商业者建立的同业会馆，他们在行业内部议定行规，邀约共同遵守。政府虽然没有参与这些行规的议定，但是默许了它的存在，这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政府支持会馆管理行业事务的表现。

会馆在组织内部举办可能惠及社会的慈善活动以及教育活动等，有利于地方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因此政府也是默许或支持的。会馆在得到政府的默许或支持后，就将这些视为常规活动，通过不定期地举办社会活动，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以及提升组织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

【注释】

[1]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二年（1747）《禹王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2]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乾隆四十六年（1761）《关西会馆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3]保山腾阳会馆光绪二十年（1894）《重修腾阳会馆碑记》，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

[4]昆明县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川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387页。

[5]陈鹄：《云南浙江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6]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八年（1882）《福星会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387页。

[7]陈鹄：《云南浙江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8]陈鹄：《云南浙江会馆志·浙江会馆捐资恤贫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9]会泽县同治十年（1871）《养济院重兴劝施小引》，现在会泽县江西会馆碑林内。

[10]蒙自县江西会馆“万寿宫”光绪十四年（1888）《江西五府会馆条规碑》，现立于蒙自县城建水会馆旁“碑廊”内。

[11]《新纂云南通志》卷135《学制考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新纂云南通志》卷135《学制考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陈灿：《宦滇存稿》卷2《陈明各商号愿将个旧厂抽锡银拨作道成书院经费，劣绅阻扰现在传集开导禀》，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10，第596页。

[14]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禹王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15]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禹王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16]会泽县江西会馆乾隆二十年（1755）《万寿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17]〔明〕曾鼎：《新淦萧侯庙碑记》，见《大洋洲萧侯庙志》卷4，宣统三年（1911）刻本。

[18]民国《续遵义府志》卷4《坛庙寺观附》，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本。

[19]刘锦藻纂：《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0]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禹王宫碑》，现立于该馆内；会泽县福建会馆“妈祖庙”《功德碑》，刊刻时间模糊不清，该碑现立于该馆内。

[21]缅甸洞缪云南会馆“观音寺”道光二十八年（1848）《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见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22]王贵祥：《老会馆——古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23]东亚同文书院：《支那别省全志》第9编《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9-220页。

[24]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盘龙区地名志》（内部资料），第107页。

[25]《明史》卷68《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26]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乾隆年间刊本。

[27]特约撰稿员陈子量撰稿，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397页。

[28]王贵祥：《古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老会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116页。

[29]张晓秋：《昆明市戏曲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www.chuimin.cn)

[30]万揆一：《滇剧谈故——盘龙旧事之一》，见《盘龙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昆明市盘龙区文史资料文员会，1989年版，第78-79页。

[31]东亚同文书院：《支那别省全志》第9编《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221页。

[32]张晓秋：《昆明市戏曲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73页。

[33]周贻向：《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34]佚名：《映雪堂抄本》，共118页，每页7行，每行23，后被荆德新整理并编入其著作《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更名为《白羊厂汉回械斗案》。然笔者在云南省图书馆检索系统内未能查找到该书原本，故本文资料出自荆德新整理的《白羊厂汉回械斗案》。

[35]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36]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37]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38]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卷1《役第十》，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39]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40]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41]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42]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43]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44]宣统《续修蒙自县志》卷2，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影印本。

[45]吴大勋：《滇南见闻录》卷上《人部》，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清乾隆刻本传抄本。

[46]吴大勋：《滇南见闻录》卷上《打厂》，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清乾隆刻本传抄本。

[47]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48]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49]《皇朝太学志》卷1，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刊本。

[50]《钦定大清会典》卷194《奸徒结盟》，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

[51]《清宣宗实录》卷214“道光十二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52]《清宣宗实录》卷419“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53]《清德宗实录》卷24“光绪元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54]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95页。

[55]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6页

[56]《钦定大清会典》卷17，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

[57]原昆明市档案馆藏：《云南总商会茶行海味行一切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213页。

[58]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14《商业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9]特约撰稿员陈子良来稿，见《昆明市志长编》卷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190页。

[60]蔡毓荣：《筹滇十疏》，见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志》，康熙三十年（1692）刻本。

[6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3《户部九十二·杂赋》，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京师官书局石印本。

[6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4《户部九十三·杂赋》，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京师官书局石印本。

[6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4《户部九十三·杂赋》，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京师官书局石印本。

[6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九十一·杂赋》，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京师官书局石印本。

[6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29《户部七十八·盐法》，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京师官书局石印本。

[66]刘晔原、郑惠坚：《中国古代的祭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序。

[67]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89《文职名氏表》，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

[68]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一年（1766）《新建禹王宫重修家庙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69]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年间刊本。

[70]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年间刊本。

[71]民国《腾冲县志稿》卷20《商务》，据民国三十年（1941）刊本传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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