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清代云南会馆研究:会馆参与地方教育事务,客民支持义学

清代云南会馆研究:会馆参与地方教育事务,客民支持义学

【摘要】:由于会馆资料保存有限,我们难以断定到底有多少云南的会馆参与了地方教育事务,参与程度如何,以何种方式参与,但仍可以就现有资料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尽管各寨资助义学经费有限,可是也说明了客民人等支持地方教育事务,若客民能够修建会馆,那么以会费支持义学也是有可能的。虽然道成书院并非厂民以及云南会馆组织自行筹办,但是厂商捐资助学,亦算是对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

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会馆作为地方民间组织,他们参与的主要是地方私学教育。由于会馆资料保存有限,我们难以断定到底有多少云南的会馆参与了地方教育事务,参与程度如何,以何种方式参与,但仍可以就现有资料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清代的私学有书院和义学两类,云南各府、州、县一般都设有书院、义学。书院大多由省或府县官员建立,如云南府五华书院是由总督鄂尔泰改建,办学经费由政府划拨,维持资金则通过置办产业或官员捐银筹集。义学有由官员建立者,有由民间筹办或绅商自办者,也有官员、士民共同筹办者,办学经费主要通过募捐方式筹集,或捐银,或捐米谷,或捐产业,维持经费是通过置产或郡民捐助筹集。客民到云南经商贸易或投资办厂,长久落籍云南,娶妻生子,而子孙的教育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商人以经商起家,但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还是希望其子女读书入仕,获得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但是,家庭经济较好的能负担孩子的教育经费,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则不能承担;又或者地方书院、义学离家太远,不便孩子入学。于是,客民组织便会投资义学,或参与义学捐助,使他们的孩子能够就近入学。

蒙自县《江西五府会馆条规碑》中有这样一则条规:“公项正在支出,而修葺又所当急,每遇会期,勿得烂费,以昭撙节。如有赢余,即便添置公产、义学等事。”[10]虽然碑刻没有记载江西五府会馆置办义学之具体事宜,但是表明了五府会馆计划于资金充裕之时办理义学。另据该碑记载,江西五府会馆首事为举人陈玉相、廩生欧阳湘、生员饶锦芳、郑新元、张正良,他们都是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各级教育的人,应当非常重视对组织成员的教育,故有会馆置办义学之打算。笔者推测,在举人、首事等人的组织下,会馆当会在结余经费中抽取一些捐助给组织成员就读的义学。(www.chuimin.cn)

蒙自县义学,在倘甸、大屯、新安所、个旧厂均设有义学1所,倘甸、大屯、新安所义学各在鸡街、倘甸客寨有当客公田一分[11],客寨中当有客民子女到这些义学就学,故客民抽公田一分作为义学资助经费。尽管各寨资助义学经费有限,可是也说明了客民人等支持地方教育事务,若客民能够修建会馆,那么以会费支持义学也是有可能的。

至于个旧厂、龙树厂义学是由知县秦仁、厂官詹广增同捐设[12],政府每年拨银赞助学校发展。矿厂义学主要为在厂锅头、炉户、镶头等厂民服务,会馆作为矿厂的厂民组织,自然会支持义学发展。咸同战乱后,蒙自县教育受到影响,书院、义学被毁,光绪年间蒙自士绅筹建道成书院,题请动员个旧厂矿商捐资助学。个旧商人组织召集各商号、炉户等商议,“广云帮商号天祐利、天利号、东恒、泰东、济昌泰、来祥、顺成号、荣顺号、东云祥、义兴隆、中和号、长安号、复春号、益顺号具禀前来,内称‘查有个旧起建西岳庙,系每锡一张,商炉各捐银五钱,以作经费。今西岳庙……足资逐年香火,该款系属赢余,正可挹彼注兹,尚等愿将已面旧捐西岳庙五钱之数划拨道成书院,永作经费’。”[13]个旧从事锡矿贸易之商人、炉户主要为临安、广东人,临安人在个旧建立“云庙”为会馆,该组织实际上掌控着个旧锡矿采冶,兼具同乡组织和行业组织的性质。地方筹建书院,题请政府向厂商筹集资金,会馆组织的在厂广云商人商议,原来抽入云庙之会资不宜挪出,抽给政府的津贴也不能挪出,于是向政府提出以旧抽西岳庙之资注入道成书院,这样既能支持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能不损害商人利益。虽然道成书院并非厂民以及云南会馆组织自行筹办,但是厂商捐资助学,亦算是对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