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会馆研究：会馆承担赋税及契税

无论会馆以何种方式获得地权，均需承担赋税义务。会馆实体为“祠庙”，是民间供奉、祭祀神灵的地方，会馆所属土地也可以说是神灵的香火田或地。不过，朝廷却没有对会馆土地格外开恩、免收赋税，会馆需按照朝廷田赋征收要求，按时按量缴纳田赋。如会泽县江西会馆南昌府所接买雷万春水田需“年纳粮七斗六升二合九勺，条银五钱七分八厘”^[152]；会泽县湖广会馆八处田庄均需向国家缴纳赋税，田赋项目有秋米、条米、羡银、款银、荍拆银、火耗银^[153]，详见表5-4。

表5-4　清代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田赋一览表

续表

注：资料来自《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此外，托落田年纳拆银0.10 963两，火耗银0.021 926两；水坪子田地纳拆银0.768两，火耗银0.1536两

表5-4反映出，湖广会馆不仅要向朝廷缴纳田赋，而且各地不同等级田地所缴税额有差异。如水城、托落、以舍三处田庄均属中田，税率为每亩纳秋米三升余，款银二厘四毫。歹戈庄田6.27亩，税率为每亩纳秋米四升，款银三厘二毫；撒海村田3亩，税率为税率为每亩纳秋米二斗，款银一分有余。洒海村纳税税率最高，故笔者推测该处田应为上田；歹戈庄田若属中田，那么其税率稍高于水城等三处中田；若其为上田，税率又仅为洒海村的五分之一，故笔者推测其为中田。这样，该馆四处中田田庄的纳税比率亦存在差异。

那么，会馆田庄是按什么标准缴纳赋税的呢？据乾隆《东川府志》载，该府康熙三十年（1691）后每熟田一亩“载京斗粮米二升，只实征本色米一升，每升折征银七厘”；荍地每亩“载荍粮二合四勺，折银一厘二毫”。雍正四年（1726）后，该府划归云南管辖，赋税“按则起科，永为定额”，上则田科京斗米一斗八升一合至二斗三升一合不等，中则田科京斗米一斗九升八合，下则田科京斗米一斗；上则地每亩课银七厘，下则地每亩课银五厘。^[154]这是该府法定赋税标准，各县村寨实际征收标准则略有变动。田赋税率上文已阐述，再来看荞地税率，托落荞地荍折银税率为每亩纳银九厘五毫余，而水坪子荞地荍折银税率为每亩纳银四厘二毫余，虽文献并未注明荞地等级，但虽然其税率与该府法定税率之间存在差异。

清初按田赋、田丁银分别征收赋税，经历康熙五十一年（1712）“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二年（1724）“摊丁入地”赋税政策改革后，全国赋税制度逐渐定额化，即地丁合一，按田征收。户部根据各省官员奏报纳税能力，制定各地田赋征收法定标准。如云南民田赋税征收标准为“田每亩科银五厘五毫至四分六厘五毫零不等，粮一升九合四勺至一斗五升零不等；归并卫所屯地每亩科粮五升九合二勺至八升一合八勺零不等；马厂地每亩科银三分；夷地每亩科粮一升”^[155]“上则田每亩课粮二升九合四勺零，中则田每亩课粮二升五合四勺零，下则田每亩课粮一升七合四勺零。上则地……”^[156]此为正赋。

1752—1750年，各地征收的附加税“耗羡”逐渐合法化，朝廷准许由各省官员自行确定其征收比例，将其编入朝廷田赋规定之内，成为田赋的组成部分。^[157]云南随田征收耗羡“条丁每两征收耗二钱；公件银两不加耗银，额征税秋米粮，每石收耗三升”^[158]。耗羡又分奏平和公耗，奏平每条一两征银一钱；公耗分火耗、粮耗，火耗每条一两征银七分，粮耗每石征银八分。^[159]于是，会馆田赋缴纳中又多了耗羡——火耗银、羡银。

会馆除了要缴纳田赋外，接买田地时所立的杜契，还需向国家缴纳契税。会泽县陕西会馆道光四年（1824）所接买陆姓田产价银330两，缴纳“税契银27两”，税率为每价银一两纳税八分余。^[160]另据会泽县湖广会馆资料显示，该馆乾隆四十五年（1780）置买的以舍民田，原为周氏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从苏姓手中接买，价银16两，双方订立杜契，“给契尾纳税银四钱八分”^[161]，其纳税比例为每价银一两纳税三分。有文献记载，清代云南民间田地房产买卖需缴纳契税“每两征收正税三分，杂费一分五厘，共银四分五厘；契纸由人民自立，报验时黎占给藩司印信契尾，每张加收契尾费五六钱不等。典契向不征税”。宣统以后提高契税比例，征税、杂费共计九分，典契亦需收税六分。^[162]而上述会泽县契税征收税率则表现出，乾隆年间低于道光年间的标准。

上述田赋、契税缴纳，仅为会馆个案，因资料缺乏，我们难以对清代云南省所有会馆的地产及经营、交易情况进行统计，但是会馆广置田产、收取租息，供长久之需，已成为普遍现象，会馆是云南重要的土地经营者之一。

【注释】

[1]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2]马生凤：《婆兮事略》见白寿彝编：《回民起义》，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二册。

[3]《张允随奏稿》，乾隆十一年（1764）五月初九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4]孙士毅：《陈滇铜事宜疏》，见《皇清奏议》卷62，墨缘堂本。

[5]雍正《云南通志》卷76《食货志八之一》，乾隆元年（1736）刻本。

[6]《清世宗宪皇帝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台北：台湾文源书局1965年版。

[7]《清史稿》卷124《食货五·矿法》，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8]唐炯：《筹议矿务以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户政三》，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

[9]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45《食货志·厂员》，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

[10]吴其浚：《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卷1《附录》，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11]林则徐：《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林文忠政书》丙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文德堂石印本。

[12]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13]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14]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15]丁文江遗著，尹赞勋整理：《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务报告》，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7年版，第10页。

[16]倪蜕：《复当事论厂务疏》，见师范《滇系》卷二之一《职官》。

[17]清初政府只对矿厂进行课税，不理厂事，厂官即厂主或“本地殷实之户”，或“富商大贾”，亦有所谓“嗜利之徒，游手之辈”；后来政府逐渐加强对矿厂的管理，尤其是铜厂，于是有专管官员委家丁、幕僚等人为厂官，负责管理工作。而在湖南等地，政府对厂官身份进行了限定，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如规定煤厂厂主“饬令理事同知召募上著殷实商人充当，不许路人冒充，致滋事端，并取具该管地方官，约束严明，不致滋扰，以及实系土著民人印甘各结报部，发给部票，准其认充窑头，并移咨兵部，给发出口照票，防范出入。（光绪《畿辅通志》卷107，第25-26页）”

[18]吴其濬、徐金生：《滇南矿厂图略·云南矿厂工器图略》“规第十一”，清道光云南刻本。

[19]吴其濬、徐金生：《滇南矿厂图略·滇南矿厂舆程图略》“铜厂第一”，清道光云南刻本。

[20]檀萃：《厂记》，见师范《滇系》卷8之4，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

[21]《清高宗实录》卷818“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乙未，云贵总督阿里衮、云南巡抚明德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2]《清高宗实录》卷818“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云贵总督阿里衮、云南巡抚明德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3]《清高宗实录》卷1040“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李侍尧、云南巡抚裴宗锡等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4]书记、巡役为厂必设之役，若无书记，则设课书；若厂规模较大，产量较高，可兼设课长、课书、名额视厂之规模、产量而定，此等胥役可按月支领工食银，有的矿厂则不支工食银的。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下转）详细记载了各役职责：书记“铜厂曰‘经书’‘清书’，掌铜银收支、存运之数；银厂曰‘课书’，掌银课收支、存解之数。均承行谕，贴告示，按月造送册报，随时秉承事件，人须心地明白，算法精熟，务宜由署派输，不可任厂保举”“巡役，铜厂以估色为重，催炭次之；银厂，生课以坐硐为重，熟课以察罩为重。至若察私，并资勤干，办其劳逸，均其甘苦”“课长，天平与秤，库柜锁钥，均其专管。铜厂掌支发工本，收运铜斤；银厂掌收錾课款，一切银钱出纳均经其手，间有委办事件，通厂尊之，选以谨厚为先，才为次”。

[25]吴其濬、徐金生：《滇南矿厂图略·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役第十”，清道光云南刻本；乾隆《蒙自县志》卷三《厂务》，乾隆五十六年（1791）抄本。

[26]吴其濬、徐金生：《滇南矿厂图略·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丁第九”，清道光云南刻本。

[27]吴其濬、徐金生：《滇南矿厂图略·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丁第九”，清道光云南刻本。

[28]《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初四日，云贵总督杨应琚奏”，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

[29]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30]个旧云南会馆“云庙”乾隆四十八年（1783）《关圣宫碑记》，现存个旧市博物馆。

[31]吴大勋：《滇南见闻录》卷上《打厂》，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32]个旧云南会馆“云庙”乾隆四十八年（1783）《关圣宫碑记》，现存个旧市博物馆。

[33]光绪十六年（1890）《个旧办厂条规》，见云南省个旧市政协教文卫体文史委员会、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政府文化体育局编《个旧文物概览》，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34]丁文江：《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务报告》，见云南省个旧市政协教文卫体文史委员会、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政府文化体育局编《个旧文物概览》，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35]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卷上《祭第十六》，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36]个旧云南会馆“云庙”乾隆四十八年（1783）《关圣宫碑记》，现存个旧市博物馆。

[37]嘉庆三年《个旧公议厂规碑记》，见云南省个旧市政协教文卫体文史委员会、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政府文化体育局编《个旧文物概览》，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61页。

[38]《清史稿》卷1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39]道光《云南通志》卷67《京铜》，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40]《清高宗实录》卷640“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云贵总督杨应琚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41]何炳棣：《长江中上游各省会馆的地理分布》，《清华中国研究学报》，1966年第2期，第122页。

[42]昆明江西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棉花行条规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13《有关清代云南文物概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3]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19种），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1933），第7页。

[44]湖南湘潭北五省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棉花例规》，现立于该馆内。

[45]昆明市档案馆藏：《云南商务总会关于芦茶铺、土纸行、靴帽成衣帮卷宗》卷宗号：9-1-64。

[46]昆明市档案馆藏：《云南商务总会关于芦茶铺、土纸行、靴帽成衣帮卷宗》卷宗号：9-1-64。

[47]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221页。

[48]原昆明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棉丝线新旧衣铺帮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57页。

[49]原昆明市工商联存：《商务总会植木行帮词讼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56页。

[50]光绪《云南地志》上，光绪三十四年（1908）铅印本。

[51]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

[52]王鹤鸣等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3]乾隆《东川府志·廖瑛序》，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川师范学堂重印本。

[54]乾隆《东川府志·刘藻序》，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川师范学堂重印本。

[55]会泽县湖广会馆乾隆三十一年（1768）《禹王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56]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乾隆年间刊刻残本，现收藏于会泽县图书馆。

[57]会泽县湖广会馆《重修山门碑》，镌刻时间不详，现立于该馆内。

[58]会泽县江西会馆道光七年《抚州府、南昌府功德碑》，现立于该馆内。

[59]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乾隆十九年（1754）《万古不没碑》，现立于该馆内。

[60]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乾隆四十六年（1781）《关西会馆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61]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二年（1797）《关中众姓捐资修建三皇阁碑》，现立于该馆内。

[62]乾隆《东川府志》卷13《鼓铸》，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川师范学堂重印本。

[63]乾隆《东川府志》卷13《鼓铸》，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川师范学堂重印本。

[64]当为财神庙或殿——笔者注。

[65]会泽县乾隆四十年（1775）《修建土地祠碑刻》，现在会泽县江西会馆碑林内。

[66]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乾隆年间刊本。

[67]会泽县乾隆三十□年《修建财□□碑记》，现在会泽县江西会馆碑林内。

[68]乾隆《东川府志》卷12《铜运》，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69]《张允随奏稿》“乾隆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70]《新纂云南通志》卷149《盐务考三》，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71]乾隆《东川府志》卷18《物产》，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72]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王庙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73]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74]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75]全汉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0页。(www.chuimin.cn)

[76]乾隆《东川府志》卷12《铜运》，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77]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81页。

[78]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卷上，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79]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万古不没碑》，现立于该馆内。因碑刻磨损不清，实际捐款金额应高于此数。

[80]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二年（1787）《关中众姓捐资修建三皇阁碑》，现立于该馆内。

[81]笔者据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禹王宫碑》镌刻捐款额统计。

[82]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乾隆年间刊本。

[83]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乾隆二十年（1755）《万寿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84]嘉庆《南充县志·风俗》，咸丰七年（1857）增刻本。

[85]乾隆《东川府志》卷18《物产》，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86]《张允随奏稿》“乾隆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87]《张允随奏稿》“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88]宣统《蒙自县志》卷2《物产》，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版。

[89]民国《维西县志》第4《舆地·江右会馆碑文》，民国二十一年（1932）钞本。

[90]吴大勋：《滇南见闻录·人部》，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清乾隆刻本传抄本。

[91]道光《昆明县志》卷2《物产》，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

[92]乾隆《丽江府志略·礼俗略》，乾隆八年（1743）刻本。

[93]余庆远：《维西见闻纪·夷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稿本传抄本。

[94]民国《腾冲县志稿》卷7《坛庙寺观》，据民国三十年（1941）刊本传抄。

[95]光绪《腾越乡土志》卷8《商务》，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96]乾隆《嘉志书草本·募建萧公祠引》，乾隆十一年（1746）稿本。

[97]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98]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危机》，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3期。

[99]昆明市档案馆藏：《云南商务总会关于芦茶铺、土纸行、靴帽成衣帮卷宗》，卷宗号：9-1-64。

[100]原昆明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棉丝线新旧衣铺帮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188页。

[101]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四川》，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102]嘉庆《南充县志·风俗》，咸丰七年（1857）增刻本。

[103]原昆明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棉丝线新旧衣铺帮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193页。

[104]宣统《云南全省财政说明书》，见《续编清代稿钞本》第94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5]《张允随奏稿》：乾隆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乾隆九年三月初五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106]昆明市档案馆藏：《商务总会土药卷宗》，卷宗号：9-1-41。

[107]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一·食货考》，《章氏遗书》第24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08]《清高宗实录》卷1091，“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又谕图思德等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9]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9页。

[110]《光绪十九年蒙自口华洋贸易论略》，见《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1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

[111]昆明市档案馆藏：《商务总会土药卷宗》，卷宗号：9-1-41。

[112]民国《汉口小志·商业志》，民国四年（1915）铅印本。

[113]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见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03页。

[114]民国《祁阳县志》卷10《货物》，民国二十年（1931）刻本。

[115]光绪《汉川县志》卷6《物产》，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116]昆明市档案馆藏：《云南商务总会一切往来信函》，卷宗号：9-1-21。

[117]《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一》，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118]民国《广南县志》卷3《舆地志》，云南省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三（1934）稿本。

[119]吴其濬纂，徐金生绘：《滇南矿厂图略》《滇南矿厂舆程图略采买》，清云南刻本。

[120]昆明市档案馆藏：《商务总会土药卷宗》，卷宗号：9-1-41。

[121]《光绪十九年蒙自口华洋贸易论略》，见《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1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

[122]道光《两广盐法志》卷18《转运一》，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123]宣统《云南全省财政说明书》，见《续编清代稿钞本》第94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4]道光《云南志钞·边裔下》，道光九年（1829）刻本。

[125]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上海：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43页。

[126]乾隆《丽江府志·财用略》，乾隆八年（1743）刻本。

[127]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1，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8]黄楙材：《槟榔江考》，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1941年版。

[129]王芝：《海客日潭》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130]缅甸洞缪云南会馆“观音寺”道光二十六年《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见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131]《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版，第257页。

[132]《张允随奏稿》“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133][英]哈威：《缅甸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98页。

[134]贺圣达：《缅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135]缅甸阿瓦云南会馆“观音寺”道光《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见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136]《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版，第24、29页。

[137]光绪《腾越乡土志》卷8《商务》，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138]光绪《腾越乡土志》卷8《商务》，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139][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康乃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1页。

[140]云南会泽县陕西会馆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141]云南会泽县陕西会馆道光四年（1824）《道光四年□□碑》，现立于该馆内。

[142]云南会泽县豫章会馆（系江西南昌、瑞州二府会馆）光绪十年（1884）《南昌府永垂不朽碑》《瑞州府永垂不朽碑》，现立于会泽县江西会馆碑林内。

[143]太和县江西会馆“萧公祠”乾隆四十四年（1779）《萧公祠吉府常住碑记》，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144]乾隆《镇雄州志》卷3《祠祀》，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145]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146]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刊刻残本，会泽县图书馆藏。

[147]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年间刊本，会泽县图书馆藏；会泽县四川会馆“川圣宫”《万古不朽碑》，现在会泽县四川会馆内。

[148]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刊刻残本，会泽县图书馆藏。

[149]〔清〕陈鹍：《云南浙江会馆志·浙江享堂祭产登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150]龙登高、林展、彭波：《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51]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刊刻残本，会泽县图书馆藏。

[152]会泽县豫章会馆光绪十年（1844）《南昌府永垂不朽碑》，现立于江西会馆内。

[153]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年间刊本，会泽县图书馆藏。

[154]乾隆《东川府志》卷10《赋税》，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155]《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35《户部·田赋二》，文渊阁四库全书。

[156]《新纂云南通志》卷150《财政考一》，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157]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高风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15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64《户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京师官书局石印本。

[15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64《户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京师官书局石印本。

[160]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道光四年（1824）《□□□碑》现立于该馆内。

[161]《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年间刊本。

[162]《新纂云南通志》卷150《财政考二》，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