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会馆促进清代贸易繁荣

（一）省内贸易

在云南，内地同乡会馆大约有200余所，主要分布在商业相对发达的城镇和市镇，商人是这些地区会馆的核心成员，他们以会馆为连接中心，从事地区和区域之间的贸易。云南山多路陡，商品流通基本上是依靠肩挑和畜驮等相对简单、运载量有限、运输周期较长的运输工具，往来于不同州县间都需要花费数十天、最短也要几天的时间，需要在沿途暂住及囤货。因此，许多会馆除祭祀庙宇外，还建有厢房、客堂、储物厅等，以便“往来士商得以爰处晨居，藉作驻足之所”。^[89]更重要的是，商人还可以通过各地同乡会馆与客居在当地的同乡商人取得联系，得到他们更多的帮助，比如了解沿线各种商品的销售情况、沿线路途中存在的风险、抽厘关卡有哪些等。

会馆建立后，地域商人结成利益联盟，形成一个资本集合体，资本实力增强，贸易规模扩大。如江西商人是较早到云南经商的内地商人，康熙年间他们仅在昆明县、云南县、楚雄县、巍山县、罗平县、会泽县6个县城城镇建立了会馆，至乾隆年间他们已在云南的30余座城镇和集市建立了会馆，他们的贸易范围从原先的6个地区拓展至30个地区。同样，湖广、四川、贵州、广东等地商人亦大肆兴建会馆，整合商人资本、人力及物力，全省城镇、乡镇、集市、村寨均有内地商人活动其间。云南“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人”^[90]；昆明“县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领当贴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太半”^[91]；鹤庆松桂会上“川、黔、陕、豫各省商人蜂拥而至”^[92]；在维西“西吴、秦人为商于其地”。^[93]

商人贸易的拓展，活跃了商品流通的范围，刺激着云南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乡村集市的形成和发展。随着会馆的建立，云南行政性或军事防御城镇的商业人口增加，商业店铺增多，城市商业日益繁荣。如腾越州（今腾冲市）地理上与滇缅接壤，是全省重要的军事防御性城镇，清代滇缅贸易日益繁盛，内地商人聚集该地，在腾越州城内建立了6所会馆^[94]，商贾辐辏，百货云集，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滇缅贸易的货物聚散中心，“乾嘉间，海运未开，凡闽粤客商贩运珠宝、玉石……一切缅货，皆由陆路而行，必经过腾境”^[95]。再如，鄂嘉县城原“僻处山隅，村落寥寥无几人”，建城时间较晚，且主要为衙门所在地，“逮哀牢道路开通，镇、普、元、威客货多就此经由。迩年以来，行商坐贾，渐次凑集，要之江右客居多”^[96]，商业日益繁荣。此外，全省各地形成了众多定期和不定期开市的乡村集市，其中大理三月街、鹤庆松桂会等地方集市市场逐渐发展为区域商品交易市场。这些繁荣和发展，是与会馆的协调和整合有密切关系的。

（二）省际贸易

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国市场的不断拓展，云南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加强。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云南与内地以及周边国家的区域贸易联系进程中，商人们逐渐在贸易沿途城镇占籍客居，并设立了众多会馆，作为往来商人、客居商人联系和互助之所，从而稳定、推进了云南与周边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19世纪以前中国就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97]对于这三个经济带之间的内在联系，王业键先生有着非常精辟的概括，即“东部发达地带从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获得粮食、肥料、矿产品、木材和多种原料，同时向后两个地带提供制成品、资金、技术、人力乃至财政支持”。^[98]当然，这是整个经济带的大致发展特征，经济带内的众多经济区之间的贸易联系又呈现出地域特征。

云南属于西部不发达经济带，它与这三个经济带的部分地区市场有着贸易联系，如西部的四川、西藏、贵州、广西、甘肃地区，中部的湖南、湖北、河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在云南与内地的贸易中，内地商人是云南贸易发展的主要载体，他们以会馆为连接，往返于内地与云南市场之间，调节市场有无，沟通商品流通。按照惯例，商品入市须投行方可销售，在会馆的组织和保护下，贩运商免受牙商的盘剥以及其他商人的排挤，他们将众多内地商品运至云南销售。

1.云南与四川的贸易

据清末昆明芦茶会馆呈报商会的规章显示，该规章多次提到对川烟、川茶投行的规定^[99]；另据昆丝线行（会馆）上报，该行“贩丝川帮约有十余家”^[100]，由此可以肯定烟、茶、丝等商品大多是来自四川的。

四川与云南毗邻，农业较为发达，物产富饶，乾隆年间已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宣统年间其“财赋占全国十分之一”^[101]，盐、米、丝、布、盐、茶等农工产品，多转售周边省份。云南则山多田少，物资匮乏，市场上米、布、丝、棉等日用商品多需依赖外地市场供应，唯地产五金，多向外供应铜、锡、铅等矿产。从两地经济发展的特征来看，云南市场是需要临近的四川市场的日用商品来补给的。

滇省有东、西线两条道路可往四川，东线即川滇驿路，从昆明经东川、昭通可达四川筠连、叙州、泸州，该驿路是沟通川滇之间的重要商道，也是滇铜京运的重要路线；西线即从滇西方向的楚雄、下关、丽江均可达四川。

东线主要沟通的是滇省东川、昭通与四川的叙州、泸州一带。这两地市场贸易的物资肯定与两地的需求相关，东川、昭通两地是当时全国重要的铜矿生产地，人口众多，对布匹、米、盐等生活用品的需求量较大。据会泽县山陕会馆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所载布号显示，当时陕西商人已在该地经营了世春丰、世春杨、世春孟、世丰冯、王成辉、王顺赵、大亨赵、裕顺合、富顺合、新顺元十家布铺。布匹并非山陕一带的盛产物资，那么这些布匹来自哪里呢？当主要来自四川。布铺所售商品不外乎各地土布和丝绸，乾嘉时期云南各地农户均有手工所织土布，不过产量较少，多供应农户本身及本地市场，素不产丝绸，故关中商人只能从省外市场购买布匹到东川销售。丝、土布则是四川盛产的手工业商品，川中地区的南充县盛产麻布，荣昌县盛产夏布，三台县盛产棉布，且南充、三台均有陕西商人所建会馆，荣昌与泸州相邻，陕西商人在泸县亦建有会馆，说明陕西商人活动在这三个盛产土布的地区。据文献记载，陕西商人的确曾在南充一带收购布匹发外销售，南充则“至丝与红花上市，则闽粤、吴、秦各省大商携重资云集郡城，仰食者甚重”^[102]，他们在南充、三台或成都平原、荣昌购买土布后，将部分布匹经川滇驿道运抵东川销售。另据昆明丝线行资料记载显示，滇省贩售以及自滇西出口的生丝主要来自四川，“滇不产丝，贩自蜀川，统计销数，每年不过十二三万金。加以贩售迤西生丝，至多二十万金之谱”^[103]。

川烟亦曾大量输入云南省会及其他州县。川烟是自四川输入云南的主要商品，产自四川邛竹、金堂等地的烟叶质厚香烈，价格便宜，备受云南人的青睐。清末自昭通、东川两地厘金局输入滇省的川烟，“每年约在三十万斤上下”^[104]，输入量非常可观。

除了丝、布、烟以外，川米、川盐等商品亦大量输入云南东川、昭通一带。据张允随奏称：乾隆七年（1742）金沙水道上游开通时，“川楚商船赴金沙厂以上地方贸易者渐多”“油、盐、布帛等货，咸闻风贩运”，即是说众多川楚商人到东川、昭通厂地贩卖油、盐、布帛等商品。然而，这些零星贩卖难以解决两地缺粮、缺盐的状况，于是官府动用铜息银采购大量川米、川盐。乾隆九年（1744），官府于“铜息银下动银二万两，发驻四川永宁转运京铜之同知与川东一带买米一万石”^[105]，运抵昭通黄草坪和盐井渡，分运东、昭各厂地。七年后（乾隆十六年），昭通、东川主要仰食川盐，每年输入量在240万斤。

自云南省输往四川的商品，主要为铜和鸦片。东川、昭通所产铜矿，主要运往四川泸州转运京城，严格来说这些铜的最终目的地是京城。鸦片是清末云南输往四川的大宗商品之一，当时云南省的鸦片商在省城昆明组建了芙蓉会馆。据1907年该同业商帮呈报商会卷宗记录，“由本省销售四川，每年出省者约计二百余驮”“由会理出川者，每年约计六百余驮”^[106]，即云南省每年销往四川的鸦片在800余驮。滇西一带鸦片产量最高，每年产量达4000余驮，滇西商人贩卖者甚多，故自下关经会理出川的鸦片较多。此外，滇茶和火腿也有销往四川的。

2.云南与湖广、江西的贸易

湖广、江西会馆数量位居各省会馆数量前列，两地在云南的商人较多，他们除了为云南省省内工商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之外，还推动了云南与中部地区的贸易联系。

在云南各大矿区以及昆明等商业城镇均有湖广和江西商人所建会馆，他们除了在滇省采矿与零售商品以外，还将滇省商品运往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销售，同时贩运内地商品到滇销售。由于湖广商人在滇主要从事铜、锡等矿的开采，故在道光以前铜矿是他们主要贩卖的商品。滇省所产铜矿首先需满足官方铸钱需求，余铜则可自行销售。他们将铜矿沿长江水路或滇黔湘陆路运抵汉口，再转运其他地区。当时汉口聚集的四方商品中，铜、锡矿主要来自云贵、四川，“铜，白铜、黄铜、红铜、铅铜、锡、铁来自云贵、四川”^[107]，其中铜当主要来自云南。据文献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大约有十余万斤商铜运抵汉口，且这些铜当来自云南，“又谕：昨据图思德等奏‘今年汉口到商铜约十五六万斤，均买自川、陕二省，并非滇省贩至。现在存铜计五万余斤’。所言不实。川、陕二省安得有许多铜斤供商贩运，而滇省现有一分余铜通商，又岂能舍汉口而他往”^[108]。

咸同以后，湖广商人则主要贩运云南省鸦片至内地销售。据清末芙蓉（土药）会馆商人呈报商会卷宗记录，当时滇省鸦片商主要为广帮、两湖、常德和本省四地的人，其中两湖和常德帮就是来自湖广地区的。1907年以前，在云南从事鸦片贸易的有滇商、两广商和湖广商；1907年以后两广商已淡出鸦片贸易，只剩滇商和湖广商继续贸易。^[109]据1910年、1914年东亚同文书院对芙蓉会馆的调查记录，“本会馆当中大商号有曹天宝祥、朱德裕祥、王天泰昌、王荣品祥、王天成允、丁美顺利、吴永华祥、罗宝义正、高福兴祥、程广和祥、丁德生厚、华盛记等”。笔者将这些商号与商会卷宗所记录的商帮商号进行比对，发现仅“丁德生厚”与商会卷宗中的云南土帮中的“得森厚”名称重合，那么其余商号应为湖广商人或广州商人所创立的商号，表明湖广商人是滇省鸦片运销大户。

湖广商人收购的鸦片主要销往湖广，使该地区成为滇省鸦片的主要销售市场。据光绪十九年（1893）蒙自关税务司调查，云南“每岁约卖五万担（云土）……一年有三万六千余担运出湖南、湖北大江一带销售”。^[110]另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滇省土药帮称“由本省销售两湖每年出省者约计二千四百余驮”^[111]，这是直接销往湖广的数量，若再加上自四川、广州转运的数量，则应接近二千驮。

此外，在汉口、长沙、善化等地，云南商人将本地所产药材、木材等土产商品运抵汉口销售。云贵商帮是清代汉口较具实力的商帮之一，他们在汉口建立了会馆。^[112]据吴量恺研究，当时汉口云贵商人交易的主要货物有“木耳、生漆、桐油、白蜡、鸦片、木材等，有大商贾30家，交易额大约为1200万～1300万两”^[113]，云贵商品在汉口的市场交易额可见一斑。

自两湖运回滇省的商品则主要为笔墨、纸张和布匹。清中叶在昆明的商帮中，湖广帮主要经营笔墨庄，说明笔墨、纸张当来自湖南地区。据文献记载，湖广所产布亦销入滇省，湖南祁阳县“旧岁贡葛，近少怠，惟文明市布特多……其所织布，通市于粤滇，岁获殆数万金”^[114]；汉川市“近而襄樊楚南，远而晋滇黔，咸来争市”^[115]。

江西商人自江西省贩运至云南省的商品主要为棉花、瓷器和药材。乾隆年间，江西抚州府商人在云南销售棉花，并设立了棉花行，依附于江西会馆。江西省南昌府、饶州府、南康府、九江府、抚州府、吉安府7府均盛产棉花，其中抚州府棉花产量最高，故滇省抚州商人所售棉花当来自抚州本郡。遗憾的是，昆明江西会馆棉花行所立碑刻仅向我们提供了抚州商人在云南销售棉花的信息，至于年销售量、棉花价格等信息则无从了解。

瓷器是自江西贩运至云南销售的另一大宗商品，光绪三十二年（1906）云南《商务总会一切往来信函》卷宗瓷器行商人张义兴等禀“查敝铺户由江西运滇之瓷器，投行随市售卖，今行户宂弱”^[116]等语表明，滇省瓷器行的瓷器是由江西贩运而来的。江西景德镇是全国著名的瓷都，所产瓷器运销海内外，据文献记载，清中叶最早来昆明贸易的商人为江西帮和湖南帮，当时的江西商人主要是经营瓷器庄的。^[117](www.chuimin.cn)

3.云南与两广的贸易

云南与两广之间贸易联系主要是随云南铜、锡矿的外运而建立起来的，这条商道即清代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路线，称为“西江路”，自云南剥隘港过广西百色、苍梧经西江水路达桂林、广州以及江浙一带。

广南府与广西接壤，也是西江路出滇必经之地，府城以及剥隘镇都是该商道上的重要中转站，故清代广南府（今文山州）附郭以及剥隘聚集了来自广东、江西、两湖以及云南的商人。在附郭宝宁县（今广南县）西街分布有德顺、江西、三楚、福建、岭南5所商人会馆，东街有川黔会馆，城北卖水街有三迤会馆^[118]；在剥隘镇今有粤西、粤东、江西会馆遗址，说明当时有不少两粤、江西、福建商人来此贸易。其中剥隘粤西会馆在嘉庆、道光年间两度重修，说明这一时期往来剥隘的粤西商人较多。

清代云南与两广贸易的输出商品主要为铜。据《滇南矿厂图略》载，广东省每年从云南采买正高铜101 227斤，金钗厂正低铜50 613斤；广西省每年采买正高铜212 550斤（不计耗铜、余铜）^[119]

咸同以后，云南省自西江路输往广州以及沿海各省的主要商品为鸦片。芙蓉会馆或称土药行帮1907年《商务总会土药卷宗》载：“茶驻滇收买大宗烟土屯户，除广帮业已收庄回籍外，其余只两湖客帮、常德客帮以及本省并迤西客帮，共计四帮。”^[120]由此可见，可见广州商人是云南省鸦片业中的重要运销商。据光绪十九年（1893）蒙自海关税务司调查，经蒙自关销往两广的云土每年达14 000担，占云土外销量的28%。^[121]

两广输入云南省的货物主要为食盐和广杂货。粤盐在云南的行销历史悠久，且主要集中在广南、开化府一带。乾嘉道时期在广南地区捐资重修会馆的两粤商人中，除了运销铜矿的商人外，还有众多运销食盐的商人。据文献记载，广南一代“向系听从民贩近粤西者贩卖粤盐”^[122]，“岁可销二百五十万斤”^[123]。

4.云南与康藏的贸易

西藏与滇西北毗邻，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两地间的商贸联系较早。在明代的木氏土司统治时期，木氏土司采取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治理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丽江、中甸与康南、江卡、盐井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

清代，云南与内地各省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活跃，滇藏贸易亦得到进一步拓展。自嘉庆年间丽江纳西族商人李萌孙在西藏经商发家致富后，滇西丽江府商人入藏经商者渐多，且多由此致富，“丽江、鹤庆、剑川之行贾其地（吐蕃地）者，每岁以二月往，六月始归，皆获厚利，藉以起家”。^[124]清末民初，滇西北商人从最初的季节性行商，转为坐贾，他们在西藏拉萨等地仿效内地商人在西藏首府拉萨建立了云南会馆“三多庙”，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在西藏的纳西商人都会到云南会馆来祭祀“三多神”。后来，云南省非纳西商人亦参与到纳西同乡的祭三多活动中，“三多庙”成为云南商人聚会和洽谈商务之地。拉萨是西藏的商业中心，滇商在拉萨建立了同乡会馆，说明他们在该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很强。据文献记载，清末拉萨的内地商户有两千多户，“其中以滇人最多”，次为川、陕商人。^[125]

滇藏贸易自云南省输入藏区的大宗商品为茶叶。滇藏商人交易的内容主要是将云南省的普洱茶驮运至西藏换回马匹和藏药等，故今人将滇藏商道称为“茶马古道”。据文献记载，雍正年间，经丽江销往西藏的茶叶约为30万斤，“每年户部颁发茶引三千张，每张载茶三十三千……由阿喜出口赴中甸销售”^[126]；自藏区输入滇省的商品主要为马匹、藏毯、藏药等藏区土产商品。

清代云南与西川、两湖、江西、两粤、西藏等地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或为内地商人前来贸易，或为云南省商人前往贸易，有效地推动了云南商业的发展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国际贸易

云南与东南亚中南半岛上的缅甸、越南、老挝毗邻，历史上中国与这些国家早就已建立了朝贡贸易或其他经济联系。清代，云南除了发展与接壤邻国之间的贸易外，还通过滇缅印、滇藏印、滇缅泰之间的转口贸易，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机联系起来，在中国西南开辟了一个跨国经济圈。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在这个经济圈中，云南与缅甸的贸易最为繁盛，而且19世纪以前奔波于滇缅商道上的商人主要为滇西商人。

滇越铁路开通以前，滇缅贸易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来完成的。大抵在云南省内以昆明为中心，自昆明向西经大理、过保山，达腾冲滇缅边境；境外则自蛮暮、新街、或密支那抵达阿瓦（洞缪），经金多堰，达瓦城（今曼德勒）。

在滇缅贸易中，腾冲商人不仅占有地缘优势，还占有传统经营优势，他们成功掌控了19世纪中叶以前的滇缅贸易，成为滇省商人中的佼佼者。19世纪以后，闽粤商人入缅经商者较多，不过滇商仍然主导着缅甸沿江贸易。姚文栋言：“缅甸海口之埠凡三处，而仰光扼其要；沿江之埠二十二处，小者二十九处，而阿瓦与新街扼其要。海口商务，闽商主之；沿江商务，滇商主之。”^[127]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难以考证清代云南省商人走缅经商的具体起始时间，不过当国内开始关注腾冲人大量在缅甸经商的现象时已经是乾隆年间。而且他们不仅仅是来回奔波于滇缅之间的行商，他们还在缅甸设立了商号，组建了会馆，在缅甸的影响力甚至高于在国内的影响力。云南商人在缅甸的活动范围从蛮暮（八莫）、新街、密支那，延伸至旧国都瓦城（曼德勒）等地，而云南会馆则是他们沿途贸易的住宿、囤货之中转站。蛮暮（八莫）是滇省商人聚集的重要地区，“蛮暮（八莫）有汉人街临于河干，三十余家，为寄屯货物之所”。自蛮暮（八莫）“西行百数十里至新街……腾越人商于此地者三百余家”^[128]；另据光绪年间使缅的王芝所见，“新街有汉人街，屋制略如中国，瓦屋亦间有之。滇人居此者约千余，腾越人居其九，以关汉寿行台为会馆。楼台廊阁壮丽，如中国制”^[129]，即是说滇商贸易新街者已非常之多。

除新街外，在缅甸都城亦有众多云南人经商于此。《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载：“瓦城观音寺者，溯自乾隆三十八年汉并秦凯后，继以两国修睦，商人渐进，丝绵往来，裕国通商……越数年，商人鱼贯而入，客货渐次宏通。”^[130]乾隆年间，云南人在缅甸古都阿瓦（洞缪）修建了云南会馆“观音寺”（老馆），缅王迁都后又在瓦城（今曼德勒）建立了新馆，而且新馆与缅甸皇宫隔街相望，足以体现滇商在缅经商人数之众、影响力之强。

滇缅贸易中，自缅甸输入中国大宗商品为棉花、食盐、宝石等。瓦城《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已经载明“商人渐进，丝绵往来，裕国通商”，可见乾隆年间棉当为滇省商人自缅甸贩运至滇省的主要商品。清季腾冲商人所创商号三成好、永茂和（原为永茂祥）等均经营棉花、宝石生意，如永茂和“主要贩运腾冲土特产到缅甸销售，然后将缅甸棉花、海盐等商品运回腾冲销售。1850年前后在缅甸设有商号‘永茂祥’，经营宝石、玉石、百货”。^[131]

同时，国内文献也可证实棉花、玉石是早期滇缅贸易的大宗商品。乾隆年间，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称：“棉花经客商自木邦贩回内地销售，岁以为常；苏木、象牙、翠毛、木棉等物，则贩自缅甸；云连购自力些；永昌所属之陇川、遮放、干崖南甸盏达潞江、芒市、猛卯等各土司地区，多赴缅甸老官屯地方买海盐。”^[132]这种贸易曾被两国之间的战争暂时打断，战争结束后贸易又恢复原状。西方商人曾目睹了滇缅棉花贸易的盛况，“在腾越至阿瓦的陆路上，常有牛400头，马2000匹这样的运输队伍，有如往日那种大规模滇缅贸易的景象，缅甸又重新占有了云南的棉花市场”^[133]。如此庞大的运输队伍，能运载多少棉花进入滇省呢？据英国人克劳福特估计，在19世纪初滇缅贸易额约为30万～40万英镑，19世纪中叶上升到40万英镑。其中仅棉花一项，19世纪20年代，每年输入云南者，其货值就超过20万英镑，重量不下500万公斤。^[134]

自滇输往缅甸的货物则为滇省铜锡矿产、滇西土产，同时还汇集了四川、湖广、江西等地的丝、铜具、纸、瓷器等商品。其中丝为自滇输入缅甸的主要商品，道光年间滇商修建瓦城云南会馆，其经费主要是向丝商抽收厘金筹集，“溯自道光十八年前，每丝花抽厘金二分，兹因得地敞宽阔，估计工程浩大，用费难量，又值公项无存，众号公同筹酌，收成四分，尚不敷用。只得陆续收抽，陆续向外处行二分息挪借添用。又至二十四年，加收六分。诸色京广土货，照例加收。今丛林岁叨佛神庇佑，功程完全，而公众亏欠外项未楚。待至二十年内收齐丝花杂货厘金，方能归还”^[135]。这一纪录说明，丝是滇商在缅经营的主要商品。此外，腾冲商号茂祥和主营的国内商品为生丝，“该商号在云南境内向昆明、下关老主顾西昌丝商购买建昌纺和向川商协美购买筠连条丝，同时还在保山收购部分条丝运销缅甸，每年销售约二千担”；洪盛祥、三成号出口商品以黄丝为主。^[136]

除丝以外，其他云南省以及内地所产商品亦有销往缅甸者，据《东华录》载，中缅开战以前“缅夷仰给内地者：钢铁锣锅、绸缎、毡布、瓷器、烟、茶等物”。我们知道，丝并不产自云南，而产自临近的四川以及江南一带，滇商经营的丝肯定来自四川以及内地市场，同时“京广土货”、绸缎、毡布、瓷器亦来自内地市场，这样滇缅贸易便与云南省际贸易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商业活动逐步渗透到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使滇缅印经济圈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和拓展。不过，此时进出货物的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缅甸输入的商品主要为棉布、棉纱、洋纱之类纺织品，同时还输入其他洋杂货；出口商品以大锡等五金产品为主，同时输出生丝、茶叶以及其他杂货。不过，此时红河水道开通，随后滇越铁路建成通车，滇缅陆路商道组建被滇西南这两条商道排挤，进出口货物多取道红河水道和利用铁路运输。

滇缅贸易沟通着整个西南乃至中国与缅甸之间的经济联系。自缅甸输入的商品，通过云南省际贸易转售到内地；同样内地商品亦通过这种转口贸易销售到国外。比如，自缅甸输入的玉石、麝香等商品，转而抵达闽粤等地。据《腾越乡土志》载：“乾嘉间，海运未开，凡闽粤客商贩运珠宝、玉石、琥珀、象牙、燕窝、犀角、鹿茸、麝香、熊胆，一切缅货，皆由陆路而行，必经过腾境。……惟缅国强时，听华人之任便通商，内地烟、酒、丝、茶畅销于缅域，无稍禁阻。”^[137]腾冲商人每岁均会赴大理“三月街”进行交易，他们将自缅甸贩回的宝石等带到该市场交易，“凡玉石中如手镯……琥珀中如……以及各项可销之货，俱载运到彼求售”^[138]，“三月街”乃滇西较大的中心地市场，来此贸易的商人包括本省以及川、粤、赣、秦等内地商人。地区市场就这样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连接的经济圈，并且在清末以后这种连接和互动进一步深化。

在这一经济圈中，商人的活动使互不接壤的地区之间有了交集和连接，而分布在各地区的会馆就是经济圈中的无数商人的中转站，它不仅起着团结、稳定同乡商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同乡商人联系和帮助的平台，使贸易能够顺利进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贸易得以进行全靠这些中转站，这些互助和联系，商人事业愈成功，互助和联系便愈多。”^[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