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会馆与城市商业：清代会馆研究

云南的各商业城镇是会馆分布最为密集之地，这些会馆主要由移民中的工商业者倡导建立。不同地域的商人建立不同的会馆，同乡商人结成商人团体，共同经营某几项商业活动，会馆就是他们业务发展的联络和互助平台。不同地域商人结成团体之后，在同一个城镇从事商业活动，推动着该城镇商业的发展，他们的商人资本就是该城镇的商业资本，其经营的主要商业项目就是该城镇商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如果能将某城镇不同地域商人团体的成员构成、主要经营项目、项目资金多少以及营业范围弄清楚，就能厘清该城市商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这些关于商人团体的第一手资料，大多未能保存下来，仅有部分地区的商人团体信息得以在会馆碑刻中保存下来，为我们研究会馆和城市商业发展提供了珍贵史料。不过，由于云南各城镇的会馆在近代以后保存不完善，许多会馆及其资料均在城市化建设中烟消云散，组织成员的商业活动详情亦难觅踪迹。可喜的是，清初云南会馆分布最为密集的会泽县城，保留下来了当年商民修建的会馆馆址，会馆刊刻的碑刻也得以保存下来。在此，我们仅以会泽县城商业发展为个案，利用会泽商人会馆团体遗留资料，探索清初会馆组织与云南商业重镇会泽县的商业发展情形。

（一）会泽县城的商人会馆及商人资本

会泽县城（今会泽县金钟镇古城区）位于云南东北部，北与川、黔相邻，境内有金沙、牛栏大江，明代至清初为彝族土司禄氏统治之地，雍正改土归流以后隶属云南行省，属东川府领地，县城即为府附郭。雍正初建城时，该城主要为府衙门、仓监驻地，城内街道、坊亭等修葺完善，城内人烟稀少，整个府郡的商业都不发达，“往昔者，东川之在滇地，如苗之有莠，去其害稼”^[53]。雍正后期至乾隆年间，随着东川府铸钱业及铜矿业的发展，会泽县城的商业逐渐繁荣。据乾隆二十六年（1761）云贵总督刘藻描述：“郡产铜，得滇省所产之半，而铜之转运京师者，亦分任其半。又设局鼓铸，岁获钱四十余万缗。民夷商贾，四方辐辏，食货浩穰，屹然一都会。”^[54]

乾隆初，云南铜矿销路渠道打开，汤丹、大碌碌等铜矿储量丰富的矿厂发展迅速，产量较高。东川府承担着云南供应京局铜矿的一半任务，同时朝廷还在城内设有新、旧两所宝云钱局，铸钱兴旺时，有70座铸钱炉熊熊燃烧，数十万缗铜钱被生产出来。东川府各矿厂生产的铜需要转运到会泽城铜店收贮，往来各厂与会泽县的牛、马及人较多，城内还有众多铸钱工人。人口增加使得人们对各种日用商品、服务行业有了需求，于是各省商贾闻声而来，为矿区商民和工匠提供各种服务。至乾隆年间，会泽县城聚集了来自湖广、江西、四川、贵州、江南、山陕等省的商人，随着地域商人越集越多，商业贸易不断拓展，他们在城内兴建了会馆，如湖广会馆“禹王宫”、江西会馆“真君殿”、四川会馆“川主宫”、江南会馆“白衣阁”、贵州会馆“忠烈宫”、陕西会馆“陕西庙”、江西临江会馆“药王庙”等。

湖广会馆、江西会馆乃康熙年间该籍官员倡导建立的，其他6所会馆都是乾隆年间所建。每一所会馆都由门楼、照壁、正殿、配殿、厢房等建筑组成，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建筑精美，其中尤以江南会馆占地面积最广，江西会馆门楼戏台最为壮观，湖广会馆雕花最为精美。会馆的建筑规模以及建筑工艺、建筑布局的讲究，无不彰显着会泽城商人较强的经济实力。透过会馆的建筑规模、维修次数、维修经费可以了解各省商人移民的经济实力，判断他们的资本。

湖广会馆“禹王宫”或称“寿佛寺”位于今会泽县古城宝善街，始建于康熙三十九年（1774），最初只有寿佛寺、东岳宫、厢房建筑，规模有限。乾隆二十四年（1759），湖广籍商人团体募捐经费，增建戏楼山门、禹王宫，会馆渐成规模，此次维修会员共捐银千余两。^[55]三十四年（1769），会馆毁于火灾，二年后重修，建筑群包括山门、戏楼、正殿及东西配殿、后殿、厢房等建筑，总占地面积8000余平方米，会员共捐银一万余两用于新建会馆。^[56]嗣后，重建山门时，会员又捐银一千余两。会馆的捐资功德碑记录显示，湖广会馆会员捐资最高金额为个人捐银450两^[57]，其他有数十两者，亦有数两者。这说明湖广籍会员中有资本厚实的大商贾，从其向会馆捐银高达几百两推测，其个人资本当上千、万余两；捐银数十两者，其个人资本当在百两以上；捐资几两者或不足一两者，则个人资本较薄弱。从捐款人员的数量来看，大商贾为数不多，中小商人较多。

江西会馆“万寿宫”（或称“真君殿”）在城北江西街，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雍正八年，会馆焚毁，后重修；乾隆二十七年（1762），江西五府会员重修会馆，是为现在江西会馆建筑群，包括山门、戏楼、正殿及东西配殿、后殿及配殿等建筑，占地面积7500余平方米，耗资金额不详。江西会馆虽然占地面积稍小于湖广会馆，但其建筑较为精美，建设资金当不低于湖广会馆。道光年间，会馆多次重修，会员捐资金额千余两。从道光年间江西会馆会员捐银功德记录来看，江西人在会泽县城开了多家商号，商号向会馆的捐资金额从1两到150两不等，其中最高者达150两；其他会员个人捐资额从几钱到数两、数十两不等，最高者80两。^[58]商号捐银100两以上者4家，50两以上者4家，20～40两10家；个人捐资10两及以下者较多。

江南会馆“吕祖庙”（或称“白衣阁”）位于今会泽县城东南隅，旁边即为宝云铸钱局，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由两局炉头倡建。该会馆由门楼、戏台、关圣殿、白衣观音殿、吕祖阁、小戏台等建筑组成，前、中殿体现了传统的中轴对称布局，其他建筑又呈现出江南园林的布局特色，使得整座建筑群别具一格，它是会泽县城会馆中建筑规模最大的，占地面积约23 000平方米。

陕西会馆“关圣行宫”，位于会泽县城西北隅（今二道巷北端），由正殿、后殿、马王庙、门楼戏台、两厢等建筑组成。据陕西会馆乾隆十九年（1754）碑刻记载，该馆落成于乾隆十九年，是时陕西籍众官商协商集资，“卜地于城之西北隅，中为正殿，殿三间，前十亏许为面楼”，^[59]正殿崇祀关圣大帝。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会泽县的陕西商人越聚越多，“经商者或客久不欲遽归，以故聚族日繁”^[60]，而关圣行宫则年久失修，不足以体现其商人的经济实力，他们“谋诸乡人，建立公所”，正式将关圣宫更名为“关西会馆”。嘉庆二年（1797），陕西商人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和发展后，进一步扩大会馆规模，“故址偏隅，未足壮观”，便捐资修建三皇阁“更为修建亭阁，堂皇居工，因之金相庄严，今而后庶几哉。明禋者益恍然于一画开天来□佃□，礼乐冠裳之圣，昔非□祀可比”^[61]。山陕会馆建筑从未足壮观到庄严壮观的发展过程，是其商人队伍及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过程的体现。该会馆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初间发展最为壮大，嘉庆二年的捐款碑刻显示，当时在会泽县城的陕西商号大约有108家，商号捐银额从5钱到50钱不等。

四川会馆、陕西会馆、贵州会馆的规模大体相当，其商人资本实力应相差不大。

会泽县各会馆以湖广、江南、江西三省会馆最为宏伟、庄严壮观，商人队伍也较为壮大。湖广商人中有资本上千、万两者，有上百两者，也有几十两者；江西商人商号较多，资本厚实；山西商号比江西商号多，但商人资本不及江西商人；四川、贵州两省商人资本具体情形不详。

（二）各省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

湖广商人主要经营矿业。湖广会馆禹王宫碑、《东川湖广会馆传书》记载的成员捐款信息显示，其成员有来自汤丹、硔山、乐马等厂，有炉户的捐款记录，有捐资金额高达450两的大商人，这些信息都显示湖广商人主要在东川矿区经营铜矿，会泽城湖广会馆是全郡同籍商人联络之地。另据文献记载，东川矿区经营采冶业的除了湖广商人之外，还有江西、四川、贵州商人，“查各厂往来，皆四川、贵州、湖广、江西之人”^[62]。

江西商人除了经营矿业之外，会馆成员的捐款信息显示，江西籍商人中还有不少是从事日用商品销售的，他们在会泽县城开设了77家商号，商号资本参差不齐，主要经营日用商品。

江南会馆成员主要为两局炉头或匠役，据乾隆《东川府志》载：“雍正十二年，为运陕协饷钱文，东川府崔乃镛开设炉局二十八座，于九月二十一日鼓铸，启用炉头、匠役五百八十八名。”^[63]后来，东川府新局设炉户50座，炉头、匠役共1050人，两局共1608人，其中应有许多是江南籍匠役。匠役的薪水，“每名日给京斗仓米八合三勺”，50炉1050名炉头、匠役年共给钱三千一百十七串四百文，人均年给钱约2.99串，是铸钱局各工匠中年薪最低的人群。炉头薪水较低，然人数较多，建立江南会馆为炉头倡导，并与东川江南籍商人一同修建。江南商人的经营行业不详，不过不外乎矿厂以及为矿厂提供服务的商品行业。

陕西商人主要经营金融当铺及日用品。陕西商人善于经营钱庄、当铺，乾隆年间会泽县城商人、工匠云集，商人资本聚集，具有开设当铺条件，陕西商人便主要在会泽城经营该行业。

当铺是陕西商人在东川地区开展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他们开设的当铺有8家左右，且多次参与陕西会馆以及会泽县其他神庙的资金认捐活动，部分当铺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实力。在陕西会馆的碑刻中，嘉庆二年（1797）修建玉皇的碑刻中有当铺捐资记录，乾隆十九年（1754）的碑刻中未出现，乾隆四十六（1781）的碑刻磨损严重无法判别是否有当铺捐资。不过，其他资料显示早在乾隆中后期，会泽县的典当业已初具规模。据会泽县乾隆三十□年《修建财□□碑记》^[64]镌刻的捐资商号显示，恒顺当、义聚当、兴泰当和三兴当4家当铺参捐修建财□□，每家当铺分别捐银5两，可见在乾隆三十年（1765）左右，会泽县典当业已发展起来。

另据会泽县乾隆四十年（1775）《修建土地祠碑记》记录，此次修建土地祠共有7家当铺参与捐资，分别是恒顺当、义聚当、述盛当、复兴当、兴泰当、广源当和君益当。^[65]可以看出，与乾隆三十年间的典当铺数量相比，典当业的规模逐渐扩大，至于这些当铺的经营者，碑刻没有明确记载。可喜的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该县湖广会馆佛像开光的礼单上，有“陕西八当铺钱六千”的记录^[66]，说明陕西商人开办的当铺有8家。

笔者将不同时期碑刻记录中的当铺名称进行比对，发现前后出现的当铺名称有重合的。乾隆三十、四十年间的当铺中，恒顺当、义聚当、兴泰当名称重合，嘉庆二年（1797），恒顺当、兴泰当名称出现在陕西会馆《关中众姓捐资修建三皇阁碑》的碑刻记录中，证明这二家当铺为陕西商人开设。此外，嘉庆二年（1797）陕西会馆碑刻记录的其余5家当铺，分别为东茂当、三兴当、广源当、天顺当、元盛当^[67]，其中东茂当、三兴当、广源当3家当铺名称又与乾隆四十年（1775）出现的当铺名称重合，说明他们为陕西商人开设。这些迹象均表明，会泽县的当铺行业主要为陕西商人经营。

陕西商人经营的当铺行业，其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具备一定规模的过程。陕西商人是乾隆十九年前后开始移民会泽县城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他们在城内开设了4家当铺；之后迅速发展，至乾隆四十年（1775），当铺字号数量增加了一倍，此时期为典当行迅速发展时期；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二年（1775—1797）间，当铺字号数量没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典当行经营规模趋于稳定，这一时期为典当行发展的稳定期。碑刻镌刻的当铺名称显示，在当行发展的不同时期，既有长期经营的老字号，又有不断出现的新成员。而行业内部的延续和更替并存，属于商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从各时期单个当铺的认捐金额来看，同时期向陕西会馆、财神庙、土地祠认捐的当行字号中，有部分商号认捐金额相同的情况，也有认捐金额存在差异的情况。乾隆三十□年《修建财□□碑记》镌刻的恒顺当、三兴当、兴泰当3家当铺的捐资金额均为银4两；四十年（1775）《修建土地祠碑刻》镌刻的恒顺当、义聚当、述盛当、复兴当、三兴当、兴泰当6家当铺各捐钱1500文，广源当谢振兴助钱11千文，君益当捐银2钱；嘉庆二年（1797）《关中众姓捐资修建三皇阁碑》镌刻的东茂当、三兴当、兴泰当3家当铺各捐银23.5两，广源当捐银13.8两，钱56 432文，天顺当钱5755文，元盛当和恒顺当分别为银4钱和钱330文。各字号认捐金额相同，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字号相互约定认捐资金；二是字号的经济实力相当。字号认捐金额出现明显差异，则表明不同当铺字号的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悬殊较大，既有资本厚实的，亦有资本较弱的。

日用品行业也是陕西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其涉猎的范围有面和布。陕西会馆碑刻记录显示，陕西商人经营这两种行业的时间稍晚于当行，不过这两种行业在会馆建设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尽管铜矿是会泽县生产的最重要商品，但由于绝大多数铜矿产品是为了供应官方铸钱，故私商自由流通销售的数量较小。另外，陕西商人进入会泽县的时间较晚，比起较早经营铜矿生产的湖广、三江等地商人，他们不具备跻身铜矿业的优势条件。因此，他们选择经营日用百货，而且日用商品在当时的会泽县以及其他矿产区具有广阔的市场。

东川府“境内山多田少”，该郡不仅缺粮，还素不生产其他日用商品，需仰赖他县市场供给。乾隆年间，会泽铜矿产业勃兴，人口剧增，“炉户、砂丁及佣工贸易之人聚积者，不下数十万众”^[68]，对盐、米、面及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厂地米价曾高至每石四两多，食用商品行业市场尤其广阔。官府以及私商从周边府县和外省市场购买米和布等日用商品补给东川和其他矿区。乾隆七年（1742），张允随奏称拟动用“公项银数千两，令东川府委员赴川买运川盐”^[69]；乾隆九年（1744），云南省政府“动发铜息银万两，买得川米一万五百石”运抵昭通黄草坪和盐井渡^[70]，分运至东川和昭通矿区。从文献记录来看，由于购买大宗米和盐等商品所需资金量大，多由政府组织购买和运送，不过此间私商的贩售活动亦非常频繁，日用商品的流通量非常可观。陕西商人经营日用商品，适应了会泽县商业发展的市场需求。

陕西商人经营的面铺、布铺字号达10家左右，应为该商帮经营的各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两行均在陕西会馆内附设行会，自行修建独立的办公场地或购置行业专属和会馆共有产业，实力非常强。面行经营的商品主要为面粉、小麦或面粉加工产品，不过这些商品均来自外地。据文献记载：“东川府气候寒冷，不宜大小麦……有零市所粜者，皆来自嵩明、寻甸、曲靖。”^[71]会泽县山陕商人经营的麦面，肯定是从邻县或外省输入的。

布行，主要经营商品不外乎各种土布和丝绸。乾嘉时期云南各地农户均有手工所织土布，不过产量较少，部分地区能满足农户本身及本地市场，但当市场需求量较大时必须依赖外地市场供应。至于丝绸等上等绸布，由于云南本土素不产丝绸，关中商人只能从省外市场购买，然后到东川销售。除布匹、米和盐外，会泽县尚有其他商品是贩自四川的，四川无疑是滇东北地区的主要百货供应市场。在陕西会馆嘉庆二年（1797）《关中众姓捐资修建三皇阁碑》镌刻商号中，有成都元兴号、成都正丰号、成都正顺号、成都明顺号的商铺字号，笔者推测这些商号应为陕西商人在成都商号的分号，商号所经营商品也应来自四川成都以及其他地区。

陕西会馆《马王庙常住碑记》和《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两通碑刻反映了面行和布行的经营态势。乾隆五十八年（1793），陕西商人中经营面的商人已成立面行，附设于陕西会馆内，“马王□□□，为吾省面行所崇祀……众姓公商□□置田以为香火永久”^[72]，马王庙即为陕西面行商人的祀神场所和办公地。

在马王庙的置产筹资过程中，参与捐款的面行商号有11家，共捐银125.51两，各商号捐资金额详见表5-1。

表5-1　1 793年会泽县陕西会馆马王庙面行商号捐资统计表　单位：两(www.chuimin.cn)

资料来源：会泽县陕西会馆“陕西庙”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王庙常住碑记》

表5-1反映出，玉香齐等五家商号各捐银17.25两，笔者推测此时这五家面行实力应是旗鼓相当，正兴号、□丰号两家捐银在12两左右，实力稍弱于后两家，其余几家商号实力较弱，但从总体上来看，陕西商人经营的面行已形成一定规模。

嘉庆二年（1797）山陕会馆修建三皇阁时，上述11家经营面商品的字号中，只出现魁盛号捐钱12 616文，玉香齐捐银8.7两钱136文，其他商号没有出现，笔者推测应出现了经营转向，或经营难以为继而破产的情况。不过，面行中又出现了新的字号，如兴发面房捐钱7380文，大丰面房捐钱1294文。由于其他商号的名称未提及经营项目，故我们难以判断此时整个面行的发展趋势。

除面行外，陕西商人还成立了布行，迟至嘉庆初年，陕西商人在会泽经营布行规模与面行相当。据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记载，关圣宫（秦晋会馆创修）原邱姓所捐田十余亩租石因与川馆分收，比较周折，后面行捐资购置田，以租石收入给僧，但“亦不甚敷”，说明面行一直为会馆建设的主体行业。继面行之后，布行本着“财以义聚，义以公全”的理念，从布行商号营业额中抽取厘金作为会馆维持经费，“议每□大布抽收担头银2分资僧费”^[73]，可惜的是该碑刻中没有提及各商号抽厘的具体金额，因此我们难以对布行各商号的经营态势做详细分析。该碑还记录道：布行抽厘集资作为会馆经费的方式“不数年而积液成丧”^[74]。抽厘方式难以延续下去反映出布行商号经营状态的不稳定，而且对于经营状态好的商号所抽收的厘金必然较高，当存在有商号抵触的情形。

此次布行为陕西会馆置办产业的商号共有10家，分别为世春丰、世春杨、世春孟、世丰冯、王成辉、王顺赵、大亨赵、裕顺合、富顺合、新顺元。碑刻没有镌刻每家商号具体的捐资额，只列出本次义捐够置田房以及各项开支共银682两，平均每家商号应捐资68.2两。嘉庆二年（1797）《关中众姓捐资修建三皇阁碑》镌刻的商号中，世春号捐银2.4两钱9078文，大亨号银18.4两钱757 028文，裕顺号钱260文，可见布行各商号的经营规模确实存在差异。此外，皮货、衣铺等行业亦为陕西商人经营行业。

（三）会泽县城镇商业发展特点

山陕会馆的营建以及该商帮的商业活动历程，体现了乾嘉时期云南铜矿区商业发展状况以及道光以前云南经济发展的特点。

其一，云南铜矿区商业发展呈现阶段性繁荣局面。从陕西会馆的营建以及陕西商人经营态势来看，乾嘉铜矿兴旺时期是山陕会馆建设和置产活动最频繁，亦是陕西商帮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阶段。陕西会馆曾3次进行修建、增建，会馆产业购置活动也多达3～4次。由于铜矿区的商业是受矿业发展带动起来的，整个商业活动主要是为了服务矿业生产，铜矿的兴衰必然影响着矿区商业的发展，使云南铜矿区商业的兴衰亦呈现阶段性特征。

早在17世纪80年代，云南铜矿业已发展起来，乾嘉时期铜矿产量创历史新高，在中国铜矿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据全汉昇先生研究，乾隆五年至嘉庆十年间（1740—1811）云南铜矿业的平均年产量均在900万~1000万斤以上，而19世纪40年代全世界铜矿的年产量亦不过五万吨左右。^[75]在云南铜矿业发展中，东川府的铜矿产量位居前列。雍正四年（1726），东川府改属云南省，汤丹等地铜矿被大量开发，仅汤丹厂铜矿的年额课银就达银1200两。乾隆六年（1705），东川府正、加额铜量达6 331 440斤^[76]，据学者研究表明该年云南铜矿总产量为9 349 998斤^[77]，东川府铜矿产量便占了全省铜矿产量的67.71%，可以说乾嘉时期是东川府会泽县铜矿工业的兴盛时期。

云南铜矿的兴盛，吸引了众多商贾前来开采贸易。据王崧《铜厂采炼篇》载，云南矿厂“厂之所需，自米、粟、薪、炭、油、盐而外，凡身之所被服，口之所饮啖，室宇之所陈设，攻采煎炼之器械，祭祀宴饮之仪品”^[78]，均由商贾贩运而来。铜矿区商业在乾嘉时期呈现出异常繁荣局面，这是陕西商人在乾隆年间到会泽县经商以及实力逐渐壮大的重要原因。

陕西会馆创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参与捐款的商人仅二三十人，其中捐银10两以上仅1人，5~10两为10人，1~4.9两为10余人^[79]，在可辨识的名称中无商号记录。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商人队伍不断壮大，仅商铺就有20余家，其中经营当铺、面行、布行的店铺已形成一定规模。嘉庆二年（1797）陕西会馆增建玉皇阁时，陕西商人经营店铺明显增加，经营项目也多种多样，各商铺的捐款金额明显高于以往捐款记录，详见表5-2。

表5-2　1 797年陕西会馆修建三皇阁各商号捐款分类统计表^[80]

注：其中15家商号既捐银又捐钱。

不仅陕西会馆如此，会泽县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等商帮会馆的建设活动也多集中在乾隆年间。如湖广会馆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修建禹王宫，商民筹集资金额高达4000余两^[81]；三十六年（1771）湖广会馆重建，商民再次筹集银一万余两^[82]为会馆建设费用。江西会馆亦于乾隆二十年（1755）重修万寿宫，各府商民筹集银两达一千余两^[83]；四川会馆、临江会馆等会馆均创建于乾隆年间，这些均证明了乾嘉时期铜矿区商业的繁荣。

笔者在收集会泽县会馆资料时，发现自道光以后，山陕以及其他各省商帮会馆的营建、维修乃至置产活动明显减少，众多会馆几乎没有这些建设活动。道光以后，云南铜矿业每况愈下，产量逐年减少，会馆建设活动减少或没有，反映出此时的商帮实力衰落，铜矿区商业萧条。

其二，铜矿区以及咸同以前云南商业发展中，输入商品结构多元，矿区所需日用商品几乎靠外州、县乃至外省市场供应；输出商品结构单一，仅铜矿得以大量输出。

从山陕商人的主营项目来看，集中在面、布等生活用品的贸易，且需求量较大，不过商品的供应市场主要为外省市场。布行，主要经营的商品不外乎各种土布和丝绸。考察周边以及全国市场发现，丝绸和土布是四川盛产的手工商品，川中地区的南充县盛产麻布，荣昌县盛产夏布，三台县的棉布较为出名。据文献记载，陕西商人的确曾在南充一带收购布匹发外销售，“至丝与红花上市，则闽粤、吴、秦各省大商携重资云集郡城，仰食者甚重”^[84]，他们先在南充、三台等地购买土布后，然后将部分布匹经川滇驿道运抵东川销售。

在陕西会馆嘉庆二年（1797）《关中众姓捐资修建三皇阁碑》镌刻的商号中，有成都元兴号、成都正丰号、成都正顺号、成都明顺号的商铺字号，笔者推测这些商号应为陕西商人在成都商号的分号，商号所经营的商品也应来自四川成都以及其他地区。

此外，陕西商人经营的面及皮货等百货行业，商品货源多来自外州县或外省。据文献记载，“东川府气候寒冷，不宜大小麦，……有零市所粜者，皆来自嵩明、寻甸、曲靖”^[85]。由于皮货多产于陕西、甘肃和青海一带，陕西商人经营的皮货行业，货源当来自上述盛产皮货的地区。

“山多田少，民鲜恒产”八字简明概括了云南农业发展状况，也就是说云南本地的物资较为匮乏。乾嘉铜矿兴旺时期，数十万商贾、劳工涌入云南矿区，衣食等日用商品的需求量较大，米、面、布、盐等多种商品均依赖外地供应。如东川府矿区所需食盐、大米、布帛多来自四川，金沙水道开通后，四川省“油、盐、布帛等货，咸闻风贩运”。乾隆七年（1742），张允随奏称拟动用“公项银数千两，令东川府委员赴川买运川盐”^[86]；再如，民众生活所需之棉花、布匹多靠外地供应，棉花“迤东则取给于川省，迤西则取给于木邦”^[87]，即棉花主要来自四川和缅甸木帮。

道光以前，云南铜矿区以及整个云南省输出的商品主要为铜矿，供应京局、各省采买的铜矿在乾隆年间高达1200万斤，云南商业发展中输出商品的种类非常单一。另外，由于商业发展主要是为了服务工业，工业发展确实也为商业繁荣带来契机，但云南工业主要是采矿工业的发展，加工工业发展则非常有限，造成了云南商业发展中进出商品结构失衡。

其三，铜矿区以及云南经济商业发展中，商业活动的经营者多为内地商人。在东川府会泽县城，典当、布行、面行、皮货等商业活动多为陕西商人经营，仅陕西商人开始的店铺就多达百余家，加上从事商品运销的陕西商人，当不下数百至千人。除陕西商人外，在会泽县经商的商人还有湖广、江西、江南、四川等省商人，湖广、江西商人多从事铜矿的运销，四川商人则主要经营川货和运销铜矿，各地商帮在铜矿区开展着不同的经济活动。

商业活动的经营者主要为内地商人，这不仅是乾嘉时期云南铜矿区商业发展中呈现出来的特点，还是清代云南全省商业发展中的一个特征。在蒙自个旧，“商贾贸易者十八九，土著无几。……（锡矿）四方来采者不下数万人，楚居其七，江右居其三，山陕次之，别省又次之”^[88]，可见个旧锡矿区的商人以及锡矿的开采者几乎为内地商人。

清代云南边疆铜矿区的商业是以铜矿的兴旺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矿业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使铜矿区商业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繁荣局面，商业发展也随着矿业的兴旺而繁荣，并随着矿业的衰落而萧条。乾嘉商业繁荣时期，内地商帮纷纷进入铜矿区从事商业活动，成为铜矿区商业阶层的主体，为云南边疆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山陕商帮垄断了东川铜矿区的典当业，其他主要经营项目为面行、布行、皮货行业，他们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会馆的建设和置产活动显得较为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