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商人所建会馆既与政府祭祀礼制相吻合，又在政府社会管理中起到补充作用，故政府对商人会馆不仅持许可态度，还给予保护。但云南官方在纂修方志时，把民间兴建的众多会馆祠庙、寺庙列入“祠祀志”中，这则信息足以表明政府对会馆的建立是持许可或默许态度的。（三）准许会馆加入商会清末商会是“商”依照“官”方法律成立的商建官督商人组织。......
2023-10-30
清代云南会馆与矿业资本筹集结果
【摘要】：清代云南采矿业资本来源途径有两种：一是政府借贷资本，一是商人自筹资本。自此以后，“放本收铜”政策广泛实施，政府借贷资本金额大幅提升。面对这一难题，地域商人组建会馆，与同籍商人合作，将单个商业资本聚集起来转化为产业资本投资采矿。不过，矿厂资料以及会馆资料表明，商人可以通过会馆与同籍或同族商人结成利益联盟，两个或多个同籍商人共同出资采矿的，即同籍商人合资采办“硐尖”。
云南“山多田少，民鲜恒产……唯地产五金”[3]，矿资源储量非常丰富。虽然滇矿开发历史可远溯至汉代，但直到明代这项产业才逐渐发展起来。清代，国家继续推进滇矿开采工程，实行“听民开采”“放本收铜”政策，矿业开发的生产环节向民间商人全面开放，商人借助会馆力量，在云南矿产区组织投资、生产和管理等业务，实现了对滇矿的全面、有效开采。
民间商人投资采矿业，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资本问题，“办厂之人，携有资本”[4]。清代云南采矿业资本来源途径有两种：一是政府借贷资本，一是商人自筹资本。
所谓政府借贷资本，即“放本收铜”，是指政府向商人预发办厂工本，商人采获矿产品后，官府以官价优先收购商人所办铜矿，用于抵消政府预先借贷工本。
康熙四十四年（1705），云贵总督贝和诺提出“预发工本，收买余铜”策略，“复请于额例抽纳外，预发工本，收买余铜，各铜厂每斤价银三四分，以至五六分不等，发运省城设立官铜店，卖给官商……除归还铜本及由厂运省脚费等项外，所获余息数归充公用”[5]。但这一政策提出后，并未立即得到执行。
雍正五年（1727），云贵总督鄂尔泰再次上奏提出“预发工本”收铜政策，“铜多本少，收买不敷，厂客如有积铜，薪米即难接济，若不早为筹划，临时更费周章。相应恳祈圣恩，俯准于盐务赢余银内，酌借五六万两，发价收铜，卖价还项，一转移间，似于厂务大有裨益”[6]。也就是说，雍正五年（1727）政府才真正实现“放本收铜”政策，但政府所放之本并不固定，而且铜本主要源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直到乾隆三年（1738），政府才将向云南矿产预拨的“铜本”列入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支出项目，“岁发铜本银百万两”[7]。自此以后，“放本收铜”政策广泛实施，政府借贷资本金额大幅提升。
由于政府借贷资本主要适用于铜矿开采中（放本收铜），而且普遍实施时间在乾隆三年（1738）以后，故商人自筹资本成为当时矿业资本来源的重要途径。(www.chuimin.cn)
据文献记载，商人投资采矿，需巨额资金，“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8]，而且云南地处西南，交通运输条件有限，造成采矿业生产和销售周期较长，短期内无法实现资金的回收和升值。面对这一难题，地域商人组建会馆，与同籍商人合作，将单个商业资本聚集起来转化为产业资本投资采矿。
商人自筹资本途径分独资和合资两种形式，富商大贾办厂资本为独资形式，“从前厂利丰旺，皆由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积资本，来滇开采”[9]。众多中小商人办厂的资本则为合资形式，据王崧《矿厂采炼篇》载：“当其（矿硐）开采之时，需用饭食、油炭。或一二十家，或三四十家，攒集出资，始能开一
硐”[10]，即办厂资本（饭食、油炭）为商人合资形式；另据林则徐奏：滇省“矿厂向系朋开，其股份多寡不一，有领头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11]，此处矿业资本亦为商人合资形式。至于商人合资形式是如何实现的，上述文献资料中没有详细记载。不过，矿厂资料以及会馆资料表明，商人可以通过会馆与同籍或同族商人结成利益联盟，两个或多个同籍商人共同出资采矿的，即同籍商人合资采办“硐尖”。
商人投资采矿，需先筹集购买油米、工具、修建伙房、支付薪水的资本，坑内采矿并非朝夕可成，需要开挖多日方能获矿，甚至不能获矿，但投资者需要一直承担油米、薪水费用。这笔资金费用巨大，一些资本厚实的大商人能够一人独自开办一硐或多硐，资本薄弱者只能几人合伙开办。移民初到矿厂，与其他外省及云南当地人不熟悉，甚至连沟通都存在困难，更不用说合作，这时候故乡人就成为他们合作的第一人选。故乡人之间存在一种乡里认同，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彼此间还有一种同是异乡人的亲切感，仿佛彼此就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的邻居，从而具有一种相互帮助、相互信任的关系。厂民之间有了这种认同后，合伙投资便顺理成章。
商人之所以选择同乡或同族人作为投资合作人，原因在于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合作的风险。商人在合作时，肯定会签订合作契约，约定投资、分利、退出添入等事宜，但如果合作者不守信用，中途携资逃跑，或签订契约时未能预见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而未对相关事宜进行约定，就会影响合作。商人通过会馆组织与同乡、同族人进行合作，组织对成员有约束力，甚至会馆还会对同乡或同族人共同从事的采冶业制定相关行业规矩，这样就能在合约的基础上加上一层保障，降低合作的风险。如云龙州白羊厂，乾嘉间湖南、江西各省回民到该厂采矿，“湖南客民建立寿佛寺，临安人建立会馆，回民建立礼拜寺，各作公所”[12]，湖广籍、临安籍回民硐主各以自己的会馆或公所为纽带，与同籍或同族商人合资开办硐尖。湖广会馆客长向中心与会馆成员唐立纲合资开办了硐尖，“小的（唐立纲）在云龙州白羊厂与向中心伙办
硐”[13]。回民会馆的成员马思训（寻甸人）、马良才合资在石羊厂采办一硐尖，“小的（马思训）在云龙州白羊厂与马良才伙办□发
硐”[14]，即开办该硐的资本是马思训与马良才合资的。
有关清代云南会馆研究的文章
- 详细阅读
-
清代云南会馆研究：道光元年云南白羊厂械斗起因详细阅读
道光元年四月十七日，云南省大理府云龙州白羊厂的湖广人、临安人与在厂回族同胞之间发生械斗，涉及在厂民众430余人，影响恶劣。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佚名《映雪堂抄录》[34]文本，就道光元年云龙州白羊厂汉回械斗案审理情况做了记录，包括官员呈报词、双方当事人供词、审理判决。十七日夜间三更过后，聚集在礼拜寺的回族同胞与聚集建水会馆的临安人以及聚集寿佛寺的湖广人之间展开械斗，导致26人死亡，多人受伤。......
2023-10-30
-
云南会馆促进清代贸易繁荣详细阅读
随着会馆的建立，云南行政性或军事防御城镇的商业人口增加，商业店铺增多，城市商业日益繁荣。在云南与内地的贸易中，内地商人是云南贸易发展的主要载体，他们以会馆为连接，往返于内地与云南市场之间，调节市场有无，沟通商品流通。按照惯例，商品入市须投行方可销售，在会馆的组织和保护下，贩运商免受牙商的盘剥以及其他商人的排挤，他们将众多内地商品运至云南销售。......
2023-10-30
-
云南会馆与城市商业：清代会馆研究详细阅读
云南的各商业城镇是会馆分布最为密集之地，这些会馆主要由移民中的工商业者倡导建立。不过，由于云南各城镇的会馆在近代以后保存不完善，许多会馆及其资料均在城市化建设中烟消云散，组织成员的商业活动详情亦难觅踪迹。在此，我们仅以会泽县城商业发展为个案，利用会泽商人会馆团体遗留资料，探索清初会馆组织与云南商业重镇会泽县的商业发展情形。......
2023-10-30
-
清代云南会馆研究：云南移民与屯垦详细阅读
朝廷的边疆开发屯垦政策为内地自发移民入滇屯垦创造了机会，内地各省移民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逐渐移民云南山区、半山区开垦荒地，造成事实上的移民屯垦。移民屯垦政策使云南的众多地区土地、山林被开垦，一些山区、半山区、边远地区都成为外省移民眷顾之地，各地持续开荒，云南耕地面积持续扩大。（二）云南的垦荒移民云南耕地面积持续增长，那么到底有多少移民参与了农业垦荒运动呢？......
2023-10-30
-
云南府：清代会馆调查详细阅读
[2]（一）昆明县昆明县为云南府治，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流寓官员、商人、工匠到云南的首选聚集地，会馆分布最为集中。康熙《云南府志》载：“寿佛寺，在太平桥下，康熙三十一年建。”[18]2.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二年这一时期云南发生战乱，昆明为战争的主要战场。......
2023-10-30
-
云南会馆在清代械斗中的作用详细阅读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三大会馆的成员是在客长或会员的挑唆下，利用会馆组织内部的同乡或同族关系，利用硐主与砂丁之间的利益关系，参与了此次事件。由于矿厂会馆成员主要为商人“硐主”和劳工“砂丁”，他们之间既有同乡关系，又存在因雇佣产生的利益关系，故整个事件中硐主和砂丁不问消息准确性，听凭客长及硐主们的互相邀约参与械斗，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应对措施，最终酿成流血事件。......
2023-10-30
-
清代云南会馆研究：资源开发与移民详细阅读
随后，户部批准了蔡毓荣的奏议，标志着云南矿业开采的正式合法启动。为了满足云南省内铸币铅矿需求，者海等各地铅矿相继开采。由于开采矿业不仅需要巨额资本，还需采矿技术及劳动力，云南本土民众难以解决这一问题，蔡毓荣便提出“招商开矿”政策。政府为了保证云南采矿业有序发展，规定商人可以招募技术工人或民夫前......
2023-10-3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