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会馆研究：功能与组织结构

在分析会馆的社会组织属性时，我们已经阐明会馆的组织成员一再声称，建立祠庙的目的是为了祀神和联谊，会馆是祀奉民间地域神灵或行业先祖的和同乡之间聚会的固定场所，这就是它最显而易见的功能。不过，会馆又不仅限于祀神、联谊这样的功能，祀神的目的在于祈福保佑、畏神自律，联谊的目的在于加强沟通、交流，增进成员之间的互利互信关系。这样，会馆就成为组织成员的生活、工作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它在会员的工作、生活中发挥着超出祀神、联谊范畴的功能。

（一）会馆成为组织成员之间信息共享、业务合作的固定平台

同乡会馆是以地缘为纽带组建的，但这个“地缘”范畴往往超出县、州、府、省的限制，从最初的籍贯、故乡认同中延伸出来，从而大大扩大了组织成员的招纳范围。一两个、三四个、十数个同乡之间可以通过见面、书信等方式进行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小范围的，若要扩大联系，则需要更大的渠道和平台。换句话说，同乡想要认识、联系更多的同乡，需要有人牵线搭桥，需要有固定的联系平台。会馆以籍贯、故乡认同为基础，并将同乡的范围扩大，而且无论认不认识，只要是同乡就可以加入同乡会馆组织。加入组织之后，成员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在同乡之间搭建起认识和交通的平台，久而久之会馆就成为同乡之间联络的固定地点。无论是组织成员，还是外来的同乡，若需要与当地同乡联系，或需要获得同乡的帮助，直接到会馆表明意图即可，这种方式容易辨识且简单易行。同样，同行业会馆也具有这样的功能，要入行可先入会了解行情，了解当地该行业的具体运作和发展现状等。

会馆对其固定的成员来说，它的建立使同乡或同业人士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多，并渐渐从一个个松散的个体，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的利益集团，彼此之间互利合作的关系就会更加稳固。这种联系和互动可以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相互救助、相互帮扶、相互规劝，也可以大到事业上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商业信息对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但古代的信息流通环境较差，信息闭塞、流通较慢，而且语言不通、牙行垄断、其他商人排斥等因素都使得在异地经商的商人获取信息的难度较大，可谓“逸者常少，劳者常多，安舆出门，东听行情，西看市面，至日晡不得闲”。^[99]

会馆的组建，尤其是同乡会馆的建立，使商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而且这些渠道相对稳定。同乡会馆的祀神、聚会活动，增加了同乡之间的交流，并通过交流获得相关信息。如云南临安滇商在个旧厂建立了临安会馆，该籍商人可以通过该会馆了解个旧厂的投资采冶情况和获矿情况等，同籍工人则可以了解到招工信息和薪酬待遇等信息。同乡还可以通过其他地区的会馆获取信息，从而形成一条稳定的信息链。再如云南商人在缅甸沿江流域金多堰、洞缪、曼德勒建立了云南会馆，每逢曼德勒会馆举行聚会活动时，其他两地云南会馆的成员都会赴曼德勒参加，便于打探商业信息。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在洞缪云南会馆新建落成典礼上，来自八莫的马锅头、缅甸各地的丝商和各商号都聚集于此。^[100]可以推测，在这样的聚会中，马锅头与丝商、玉石商等必定会互通信息，丝商、玉石商可向马锅头获取商品流向、流量等信息，马锅头亦可以向丝商等招揽生意。长此以往，会馆巩固了商人们在各地建立起来的信息互助关系，增强了各港口商人之间的互助和合作。

由于同乡会馆的成员中，有同籍官员和幕僚，所以商人获取的信息还可能来自这些人，而且更具权威性。同乡会馆经常举办祀神和聚会活动，活动期间除了有常规的议事、祭祀仪式及捐款项目外，还设立唱戏、酒席等娱乐项目，如会泽县湖广会馆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开支中就有“迎梁上梁酒食、戏文、杂费钱一百五十千文”^[101]一项。会馆经常邀请同籍官员出席活动，在会馆举办的娱乐活动间隙，官商之间、商人之间、工匠之间能够进行简单的沟通、交流，商人可以通过交流获得商业信息，诸如商品生产、流通、销售行情，亦可以向工匠、劳工传递招工信息，还能够从政府官员方面了解相关商业政策。

当同乡会馆在地方的影响力提升后，会馆亦会邀请异籍地方官员、商人、会馆出席会馆活动，商人获得信息的范围远远超出“同乡”范畴。如乾隆十九年（1754）在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建设竣工典礼上，东川府知府义宁（满洲正白旗）、经历陈撤（河南永宁人）出席并捐款^[102]；乾隆四十八年（1783）会泽县湖广会馆举办佛像开光仪式，陕西八当铺和该县酒商受邀出席^[103]。商人可以从这些异籍官员、商人那里获取商业信息，甚至与他们洽谈业务。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是无偿的，能够降低商人的交易成本。同时，会馆邀请其他会馆、异籍官员和商人出席活动，不仅能提升该地域商人的社会声誉，使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进一步拓宽，还能够增进该籍商人与官员及异籍商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减少在商业竞争中的摩擦，降低商业交易活动的压力和风险。

会馆除了信息的共享、互助之外，还能促成不同地域的同籍商人之间的业务合作。如云南境内腾越等地的云南会馆与缅甸各港口的云南会馆之间是相互联系、互助合作的。滇商从中国贩运货物入缅，先到八莫，再通过八莫由云南会馆商人组织分销、运输至缅京，货物到缅京后又由京都云南会馆商人组织销售，形成出口或进口商品的购、运、销一体化运作。商人以会馆为平台建立起来的合作，避免了滇商到缅自行交易的风险，使滇商贩运的商品流通顺畅，缩小资金周转周期，提升了滇商的竞争力。

（二）会馆是同籍商人融资的平台

会馆成员中的工商业者，可以通过会馆寻找融资伙伴，或者直接向会馆借用资金。同乡或同业会馆的成员，随着相互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增多，便会尝试合作，从而建立起信任关系。当会员需要融资时，便会选择已经有过合作关系且相互信任的同籍商人进行融资。如云南矿厂的投资方式中，有独自开硐口者，有多人合资开一硐口者，有先投入劳动力后获取报酬的。商人合作投资办厂，寻找可信任的投资者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会馆来寻找同乡，因为同乡相对陌生人或刚认识的外地人而言，更加值得信任。

当然，除了会馆成员之间的融资外，成员还可以直接通过会馆组织融资。每一所会馆都有自己的运行资金，即便暂时没有资金，会馆也可以通过募捐的方式，在短期内融集大量的基金。如乾隆二十年（1755）会泽县江西省众商家募银一千余两^[104]，修建“万寿宫”崇祀许真君；乾隆三十一年（1766）会泽县湖广籍工商业者募银4 000余两^[105]，修建“禹王宫”供崇祀大禹。会馆融集的资金，除了留足修葺、建设、宴会等必要开支经费外，剩余的资金主要用于投资，或置产、或借贷。若会馆打算将剩余资金投入市场运作时，成员若有融资需要，便可向会馆借贷这些剩余资金。据昆明四川会馆《福星会碑》载，福星会“各善举之费外，下有盈余，议以公正廉毅者，总管经放生息”。^[106]即四川会馆的“福星会”慈善专项经费余款，可用于运作，收取租息作为会馆经费，借贷就是资本生息的方式之一。会馆组织有经放资金，组织成员有借贷意向，出于组织与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信任关系，会馆肯定愿意把经费借贷给熟悉的商人，从而增加了商人融资的成功概率。

（三）会馆有助于商人议定贸易规则、规范交易秩序，保护商人利益

面对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会馆能组织会员联合起来应对竞争，在必要时制定行业交易规则，维护商人利益。明清时期，客商或客货进入某地市场，必须投行方可入市交易，手握牙贴的牙行商人会从中盘剥、欺压。牙商利益由官府授权，他们肆意抬高行业税额，严重损害了地域商人的利益。如乾隆年间江西抚州等地棉花商就曾被牙商盘剥，“滇省棉花一行，向例每银一两抽用一分。讵意日久生弊，各行□□代贴欠之名，加用补苴之术，每两抽用二分”。^[107]抚州棉花商不忍被牙人盘剥，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联合其他地域棉花商人倡导制定了云南省《棉花行条规碑》^[108]，以此限制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维护行商及客户双方利益。

同乡会馆的文化能够约束乡人行为，从而降低交易风险。乡里文化，不仅是一种认同文化，也是一种约束和监督文化，乡里习惯法是同一地域商人共同遵循的生活、经营准则，或者说是一种商业道德、商业精神。比如，山陕商人崇祀的关公就是忠义、诚信的象征，山陕以及其他商人供奉关公，宣扬忠义、诚信的职业道德或商业精神，不欺骗，不作假，这种道德规范能够增强商业交易双方之间的互信，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一旦有同乡人在交易或经营中不遵守交易规则或出现欺诈等不法行为时，违规一方必然为乡人所唾弃，集体惩罚措施一旦实施，违规一方不仅要赔偿损失，还有可能失去乡人的信任，并因此失去更多的合作或交易机会。

同业会馆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入会和交易规则，维护行业交易秩序等经济功能；同时具备祭祀、联络商人友谊的社会功能。本章第一节中，节录了行业会馆的会规，这些会规的内容主要是行业交易规则或入行规则，行业商人制定规则的目的在于维护传统交易秩序，这就是行业会馆最重要的功能。至于这些规则所起到的影响或作用我们在本章不做详细分析，不过行业会馆的成立大多是吸引了当地经营同一行业的商人入会，行业所订立的规则不仅要求现有商人遵循，日后新来商人也必须遵循，是事实上的商业秩序。

（四）会馆可为商人及其他群体提供住宿、囤货等服务

会馆建筑群除了有宫、祠、戏台之外，还常建有东西厢房以及其他房间，供往来同籍客商住宿和寄囤货物。如会泽县湖广会馆《重修山门》碑刻镌刻的认捐名单有“公施房价银六十两”的记录^[109]，这当为会馆向往来客商提供住宿所收取的费用。嘉县（今双柏县）江西会馆为往来官商提供住宿服务“有公事则聚商其所，而过往官绅、士庶亦赖以居停”^[110]。保山县大理会馆，“原置有珠市街大门北向栈房一所”“会馆前后进两厅，皆五楹，前后两厢皆六间，转东有马房数运，能容马百余匹”^[111]，该馆所属栈房、厢房、马房即为往来保山的大理乡人居住、囤货以及拴马之所。

【注释】

[1][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

[2]腾冲福建会馆“天后宫”嘉庆十一年（1806）《重建腾越天后宫修观音阁记》，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

[3]《新纂云南通志》卷184《名宦传七》，1948年铅印本。

[4]陈鹄：《云南浙江会馆志》《浙江会馆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萃轩刊本。

[5]民国《恩安县志》卷4《官祀》，民国十四年（1925）铅印本。

[6]会泽县陕西会馆“陕西庙”嘉庆十年《关中众姓捐资修建三皇阁碑》，现立于该馆内。

[7]个旧云南会馆“云庙”乾隆五十九年《永远碑记》，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会所等编《清代的矿业》，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3-604页。

[8]蒙自县福建会馆“天上宫”道光八年（1828）《福建天上宫》，现立于该馆内。

[9]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9页。

[10]昆明市档案馆藏：《云南商务总会一切杂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187页。

[11]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二年《禹王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12]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道光七年（1827）《抚州府功德碑》，现立于该馆内。

[13]东亚同文书院编：《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页。

[14]昆明布行会馆光绪八年《布铺阖行重新增广鼎建孚佑宫碑记》，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377页。

[15]《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1987年版，第205页。

[16]昆明市档案馆藏：《云南商务总会茶海味行一切杂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188页。

[17]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乾隆二十年（1755）《万寿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18]昆明县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川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印行，1984年版，第387。

[19]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9页。

[20]特约撰稿员陈子量供稿，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印行，1984年版，第397页。

[21]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页。

[22]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页。

[23]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页。

[24]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页。

[25]陈鹄：《云南浙江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26]昆明县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川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印行，1984年版，第387页。

[27]东亚同文书院：《支那别省全志》卷9《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221页。

[28]昆明江西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棉花行条规碑刻》，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13《有关清代云南文物该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9]原昆明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棉丝线新旧衣铺帮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52页。

[30]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八年（1882）《福星会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印行，1984年版，第387页。

[31]笔者据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禹王宫碑》镌刻捐款金额统计。

[32]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乾隆年间刊刻本。

[33]陈鹄：《云南浙江会馆志》《浙江会馆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萃轩刊本。

[34]昆明布行会馆光绪八年《布铺阖行重新增广鼎建孚佑宫碑记》，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第377页。

[35]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36]昆明布行会馆“孚估宫”光绪二十年（1894）《布铺行议定功德银条规碑记》，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13《有关清代云南文物该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69页。

[37]个旧云南会馆“云庙”乾隆五十九年（1794）《永远碑记》，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清代的矿业》（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3、604页。

[38]原昆明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呈报集议事件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56页。

[39]昆明市档案馆藏：《云南商务总会关于芦茶铺、土纸行、靴帽成衣帮卷宗》，卷宗号：9-1-64。

[40]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41]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道光四年（1824）《□□□□碑》，现立于该馆内。

[42]会泽县豫章会馆光绪十年（1884）《南昌府永垂不朽碑》《瑞州府永垂不朽碑》，现在会泽县江西会馆碑林内。

[43]陈鹍：《云南浙江会馆志·浙江享堂祭产登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44]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年间刊本。

[45]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46]腾越福建会馆“天后宫”道光十七年（1837）《修建天后宫三圣殿碑记》，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

[47]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乾隆年间刊本。(www.chuimin.cn)

[48]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道光四年（1824）《□□□□碑》，现立于该馆内。

[49]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乾隆年间刊本。

[50]《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中的开支清单位既有“两”，又有“钱”。本文将单位统一为两，以每银1两兑换钱1200文计算，保留两位小数点，两位小数点后面数据四舍五入。据《大清会典事例》：“乾隆三十五年，户部议……云南钱价，每银一两易钱一千一二百文。”故本文取1200文作为兑换标准。

[51]笔者据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所载各年开销明细单统计，统计总金额与该书所记总金额略有出入。

[52]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乾隆年间刊本。

[53]陈鹍：《云南浙江会馆志·浙江享堂祭产登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54]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八年（1882）《福星会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印行，1984年版，第387页。

[55]陈鹍：《云南浙江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56]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57]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川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印行，1984年版，第387页。

[58]陈鹍：《云南浙江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59]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60]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二十八年（1902）《福星会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387页。

[61]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乾隆二十年（1755）《万寿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62]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乾隆十九年（1754）《万古不没碑》，现立于该馆内。

[63]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年间刊本。

[64]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65]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乾隆年间刊本。

[66]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二十八年（1902）《川北碑》，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八年（1882）《福星会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印行，1984年版，第387页。

[67]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嘉庆十年（1805）《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68]民国《维西县志》第4《舆地》“江右会馆修建碑”，据1932年稿本传抄本。

[69]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乾隆年间刊本。

[70]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二十八年（1902）《川北碑》，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八年（1882）《福星会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印行，1984年版，第387页。

[71]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道光四年（1824）《□□□□碑》，现立于该馆内。

[72]昆明市档案馆藏档案藏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会馆典契存照》，卷宗号：9-1-27。

[73]陈鹍：《云南浙江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74]会泽县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十八年（1892）《万古不朽碑》，现立于该馆内。

[75]东亚同文书院：《支那别省全志》第3卷《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220页。

[76]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民国十六年（1927）《永期遵守》，现立于该馆内。

[77]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八年（1882）《福星会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印行，1984年版，第387页。

[78]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乾隆年间刊本。

[79]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乾隆年间刊本。

[80]会泽县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十八年（1892）《万古不朽碑》，现立于该馆内。

[81]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民国十六年（1927）《永期遵守》，现立于该馆内。

[82]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乾隆二十年（1755）《万寿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83]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乾隆二十七年（1762）《万寿宫重修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84]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禹王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85]昆明四川会馆“川主宫”《北川碑》，光绪二十八年（1902），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387页。

[86]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乾隆四十六年（1781）《关西会馆碑记》，现立于该馆内。

[87]保山腾阳会馆光绪二十年（1894）《重修腾阳会馆碑记》，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

[88]北京云南会馆《新置云南会馆记》，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

[89][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蓉、鲁西奇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312页。

[90][美]李中清：《一二五〇年—一八五〇年西南移民史》，《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91]乾隆《腾越州志》卷4《坛庙》，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

[92][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44页。

[93][美]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版，引言。

[94][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44-645页。

[95]陈鹄：《云南浙江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翠轩刊本。

[96]东亚同文书院：《支那别省全志》第9编《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221页。

[97]原昆明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棉丝线新旧衣铺帮卷宗》，见《昆明市志长编》卷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57页。

[98]《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政协昆明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79年。

[99]《劝人行乐》，见《申报》1872年12月7日，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

[100]缅甸洞缪云南会馆“观音寺”1846年《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见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101]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3，乾隆年间刊本。

[102]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乾隆十九年（1754）《万古不没碑》，现立于该馆内。

[103]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乾隆年间刊本。

[104]会泽县江西会馆内“真君殿”乾隆二十年（1755）《万寿宫碑》，现立于该馆内。

[105]笔者据会泽县湖广会馆“寿佛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禹王宫碑》（现在馆内）镌刻捐款额统计。

[106]昆明县四川会馆“川主宫”光绪八年（1882）《福星会碑》，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版。

[107]昆明县江西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棉花行条规碑》，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13《有关云南清代文物概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8]昆明县江西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棉花行条规碑》，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13《有关云南清代文物概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9]会泽县湖广会馆《重修山门》（刊刻时间不详），现立于该馆内。

[110]乾隆《嘉志书草本·募建萧公祠引》，云南省图书馆藏乾隆十一年（1746）稿本。

[111]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