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会馆研究：会馆经济市场化运作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会馆经济诸如资金、房屋、土地形成以后，并不是将它当作一种财富储存或闲置起来，而是要将它们投向市场，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起来，从而保证会馆具有一定数量的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就是说，该年会馆用于投资的经费仅占会馆用钱项的9.6%。为此，会馆多专门筹集资金用于投资房屋、土地，确保会馆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会馆的资金运作，无论是传统的投资土地和房屋的方式，还是新兴的借贷生息方式，均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化运作趋势。

会馆经济诸如资金、房屋、土地形成以后，并不是将它当作一种财富储存或闲置起来，而是要将它们投向市场，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起来，从而保证会馆具有一定数量的稳定的收入来源。

（一）会馆动产（资金）的运作

会馆动产（资金）的运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消费资金，一类是投资资金。消费资金是会馆在建设以及日常活动中购买相关原料、仪品、陈设品，以及用于酬客、送礼的资金等应酬方面的资金。投资资金是会馆用于购置房屋、地产及其他投资的资金。

笔者收集的会泽县湖广会馆《东川湖广会馆传书》（以下简称《传书》）详细记录了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间（1771—1782）该馆的经费开支情况，详见表4-1。

表4-1　1 771—1782年会泽县湖广会馆资金开支清单^[49]单位：两^[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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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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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费资金高于投资资金

表4-1显示，湖广会馆用于消费的资金明显高于投资资金。

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会馆重建工程启动，各项工作恢复常态，该年会馆共开支银7171.3两、钱433.8千文，占11年会馆总开支银钱的比例分别为57.85%和8.3%。其中，用于会馆建设的经费为银6700两、钱30千文，用于礼金消费的资金为银450两、钱100千文，用于投资不动产的经费为零，其余消费资金则用于祭祀、诉讼、雇工、酬客等项目。

又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湖广会馆的消费资金亦占非常高的比例，该年会馆全年的总开支费用为银322两、钱322.8千文，其中用于会馆建设维修的费用最高，为银245两、钱18千文，次为雇工和其他杂项开支，而用于投资购置田产的费用仅为31千文，所占比例较小。也就是说，该年会馆用于投资的经费仅占会馆用钱项的9.6%。若以银一两兑换钱1200文计算，则全年共开支银591两，那么用于投资购置田产的费用仅占全年总开支的4.37%左右，其余全为消费资金。

湖广会馆11年的开支状况均表现出消费资金大于投资资金的情况。从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七年（1771—1782）11年间，湖广会馆共开支银12 392.2两、钱5207.77千文^[51]，其中用于会馆建设的费用高达银10 288两、钱339.5千文，用于投资购置田产的费用仅为银550两钱31千文，其余的则为酬客、厘金、祭祀等项目的消费。当然，会泽县湖广会馆由于之前毁于火灾，乾隆三十六年（1771）募集资金重建会馆，仅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十三年（1778）、四十六年（1781）三年中用于会馆建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就达银9619两，这无可厚非。实际上，会馆每次筹集资金，尤其是巨额资金，大多是由于会馆需要新建、增建祀神殿宇而向会员认捐或抽厘筹集，这就使会馆资金运作中，会馆建设的消费资金比例较大。

会馆开支项目中的酬客钱、节礼钱、赏钱等名目在会馆经费开支中占比较低，但也反映出会馆作为同乡或同业组织与社会中的其他组织或个人有较多的联系，会馆不只是同乡或同业人士祀神、联谊的地方，它还承载着更丰富的社会功能。

此外，湖广会馆的开支清单中还有扶贫救困这项开支，乾隆三十八年（1773）“木匠王友章故，盘骸归黔，增路资银三十两”，乾隆四十五年（1780）“拖落佃户魏正儒告助银五两”。^[52]从《传书》记录来看，湖广会馆并没有设立专项扶贫救困资金，而且三十六年（1771）、四十五年（1780）两年间该馆的救助对象均非同籍乡人，木匠王友章为黔省人，应为该馆重建项目中招募的工匠；魏正儒则应为租种湖广会馆托落田庄的佃户，亦非湖广人士。虽然这两项捐助资金仅银35两，在会馆11年总开支金额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它仍然属于消费资金的一部分。

其他会馆资料表明，救助资金是会馆消费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会馆专门募集资金作为扶贫救困专项资金。如昆明浙江会馆专门设有恤贫基金，规定不同级别的同籍官员、商人、幕僚等旅滇人士必须向会馆捐助一定银两，作为恤贫基金。该馆还置有新旧两个享堂，为已故贫困同乡人提供栖息之地。^[53]昆明四川会馆设有福星会，利用会馆剩余资金“以善款延医治棺木，购置义冢……肆□有巨款，再商酌添办有益善事”^[54]，即四川会馆设有慈善基金，为川省贫困工商业者提供帮助。

2.专项投资资金的市场化运作

《传书》开支清单中消费资金与投资资金的比例明显失调。这些消费资金或直接从会馆流向商品、劳动力、房产、地产市场，或通过宾客转而流向市场或其他地方，这就意味着会馆几乎没有太多剩余资金用于投资。然而，投资才是会馆资金保值、升值的有效方式。

为此，会馆多专门筹集资金用于投资房屋、土地，确保会馆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如嘉道年间，浙江会馆同籍官商陈孝昇、萧山等共捐银1300两，用于置买房屋土地；光绪二年（1876）官商再捐资置产，以作该馆永久恤贫产业。^[55]会泽县陕西会馆布行捐银682两，用于投资、购买土地作为会馆产业^[56]；昆明四川会馆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捐底金，□□置产茔地”^[57]，专门筹集资金购置土地房产，这也属于会馆的投资资金。

除土地外，会馆资金的投资项目还包括房产。会馆的房屋产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居住地，而是商人经营活动所需的铺面。随着城市商业的日益繁荣，坐店经商者日渐增多，市场上对房屋、铺面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投资房产如同投资土地一样，具有收益稳定、风险较小的特点，故许多会馆均在城市商业区及当街地段购置大量房产。如昆明县浙江会馆有沙腊巷、卖线街、小西门、钱局街、书院街等街道民房7所1厦，铺面12间^[58]，保山县大理会馆有珠市、同丰等街道铺房20余间，顺宁县大理会馆有旧城铺房5间，等等^[59]。(www.chuimin.cn)

据昆明四川会馆《福星会碑》载，福星会“各善举之费外，下有盈余，议以公正廉毅者，总管经放生息”。^[60]虽然该碑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资金“经放生息”的详细内容，但资金生息方式无非有两种：一是借贷，收取贷息；一是投资相关实业，获取经营利润。故笔者推测，清代云南会馆资金中，应有部分资金以借贷、投资办实业的方式转化为商业资本。会馆的资金运作，无论是传统的投资土地和房屋的方式，还是新兴的借贷生息方式，均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化运作趋势。

（二）会馆不动产的运作

会馆不动产（房屋、土地）的运作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用于消费，一种是用于经营。

1.会馆不动产的经营

会馆不动产（房屋、土地）的消费是指会馆将所属土地用作会馆建设用地，或购置房屋作为会馆祀神、办公之地。资料显示，云南会馆在筹建时期，需通过购置或认捐等方式获得会馆的建设用地，这些土地多靠近城市或商业区，会馆建筑以及所占地基都属于会馆的不动产。

如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于康熙五十年（1711）计划建立时，东川军民府知府萧（萧星拱）与府游击、经历等人协商向会馆划拨土地，“蒙府主萧（萧星拱，江西南城人）、游击、府李经厅辈拨给北隅，故得地势宽宏”。^[61]

据会泽县陕西会馆乾隆十九年（1754）碑刻记载，“癸酉岁，关西人出谋建祠，以奉关圣大帝，乃卜地于城之西北隅……”^[62]，陕西同乡购置的会泽县城西北隅的土地即为该馆的建设用地。实际上，云南会馆中的许多会馆建设用地，或由会员认捐、或由会员捐款购置，少数为政府官员划拨，但文献资料中均没有对这些土地做详细记载。

2.不动产的市场化运作

会馆不动产的市场化运作就是指会馆将其所有的建设外土地、房屋用于经营，实现资金的增值。

（1）土地的市场化运作。

就土地而言，会馆所采取的运作方式为租赁田地，收取实物地租和货币租息。如会泽县湖广会馆托落田“历系颇第等佃种，按年租谷，系本庙住持收用”。^[63]租赁田地，获利非常丰厚，陕西会馆亮水塘田、菜地十余亩“年收额租谷二十四石六斗”^[64]；湖广会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典当的谷利银高达银1300两^[65]。会馆占有和经营大量土地的主要目的，就是从佃农身上获取租息收入，这也是会馆经济以及会馆组织能够在当时制度下得以长期发展的重要原因，正所谓“凡为悠久之社，必先捐资置产”。^[66]

从目前仅有的两例资料来看，会馆自身经营田地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这些租谷、利息收入不仅能够维持会馆的僧侣消费，还有盈余。据会泽县陕西会馆碑刻记录，该馆亮水塘田地10.54亩“年收额租谷一十四石六斗，大田租谷一十二石系住持僧常住，秋田租谷一石六斗系本行抑。菜地租息每年收钱一十八千文”。^[67]会泽县湖广会馆田产较多，所收租谷自然较多，乾隆四十八年（1773）该馆典当常住谷利银就达1300两，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难以对清代云南省所有会馆的地产以及经营、交易情况进行统计，但会馆广置田地、收取租息，的确是该组织内部经济活动中最常见的方式。会馆成为云南各地最重要的土地所有者，使这个扎根都市社会的组织与乡土社会产生了密切联系。

（2）房屋的市场化运作。

会馆的房屋的运作也多采取租赁的方式，“抽收租息，以供长久香火之需”。^[68]如会泽县湖广会馆在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间（1775—1782），共“收入铺税钱五百七十八千文”，说明该馆所拥有的铺面以出租方式运作。^[69]昆明四川会馆置茔地，“每年租息，足敷……办会、春秋祭需”^[70]，该馆产业应包括房屋、土地，房屋仍以租赁的方式运作。会馆采取租赁方式来运作其不动产，一方面是由于这种运作方式相对稳定，风险较小，无论经营者经营状况如何，都需按期缴纳租息，这样可以保证会馆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是由于会馆管理者一般为兼职，出租这种方式易于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会馆所拥有的商铺以及铺内经营项目也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运作。道光年间，会泽县陕西会馆王姓立遗嘱表示他生后愿将其经营的黄酒房捐入该会馆，那么陕西会馆不仅拥有王姓捐入的酒房铺面一间，还拥有王姓所经营的黄酒产业。会馆将该黄酒房交给原来合伙经营者经营，会馆从营业额中抽分利息，“仍给原伙鱼正谊经手，受开抽分利息，越四五年……所应分余息共成银二百两”^[71]，会馆和黄酒店经营者鱼正谊之间是一种合伙经营的方式，会馆为出资方，“正谊”为出力方，双方承担经营责任。当然，会泽县陕西会馆经营黄酒业有一个优势，即该酒房并非会馆投资置办的，而且经营状态良好。会馆没有将该店歇业或转向，而是继续经营，经济运作表现出强烈的市场化趋向。

当然，会馆的房产亦可参与杜卖或典当，不过这种运作方式仅出现在会馆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用以缓解资金拮据的困境。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昆明贵州会馆因急需偿还借款，将该馆名下大东门外铺房以纹银二百五十两典于唐姓名下。^[72]

会馆投资资金以及土地、房屋产业的运作，实现了资金的保值、增值，拓宽了会馆的经济来源渠道。会馆房屋用于出租、杜卖或典当，是会馆经济市场化运作方式扩大化的表现。目前尚未发现更多的关于会馆购置房屋、铺面用于经营产业或从事更专业的商业活动的资料，但会馆经济的形成、运作越来越趋于市场化是毋庸置疑的。

云南会馆研究：会馆经济市场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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