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会馆研究：成员构成和组织形式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同乡会馆是以地缘为纽带来吸纳会员，而同业会馆则是以业缘为纽带来吸纳成员的，故同乡会馆与行业会馆的成员构成是不同的。以“同乡”关系作为组织在一起的纽带，或者说“同乡”关系是同乡会馆成员构成的原则，即成员必须是“同乡”。会馆组织“同乡”的地域范围无论是大，还是小，同乡人都会有着不一样的职业、省份和地位。

成员构成，即会馆组织是由哪些人组成的。由于同乡会馆是以地缘为纽带来吸纳会员，而同业会馆则是以业缘为纽带来吸纳成员的，故同乡会馆与行业会馆的成员构成是不同的。

（一）同乡会馆的成员构成

同乡会馆，是以地缘为纽带来吸纳成员的，其成员为来自同一故乡的“同乡人”。以“同乡”关系作为组织在一起的纽带，或者说“同乡”关系是同乡会馆成员构成的原则，即成员必须是“同乡”。“同乡”即人们彼此拥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或称“家乡”。狭义上的“同乡”是指人们生活的同一乡里，朝夕相见，出入乡友，彼此非常熟悉，这种“邻里乡党”意义上的“同乡”关系非常亲密，散居在各地的人数非常有限，如果“同乡”们的经济实力不够强大，是难以组建会馆的，故以此种“同乡”关系来组织建立会馆的很少。广义上的“同乡”是超越“邻里乡党”关系的，是一种文化认同上的“同乡”，他们虽然不如邻里关系那样亲密，但是与来自其他省份的人相比，同一省、同一府县是最接近他们的“乡里”的地方，故漂泊异乡的人们就认为来自同一省的都是“同乡”，同乡的地域范围被放大，涉及人员也随之扩大，更加具有建立会馆的条件。

那么，到底该如何确定同乡范围呢？人们选择了“按行政区划来确定其同乡范围”，即广义的“同乡”，如江西省同乡、临安府同乡、清江县同乡。由于行政区划分为省、府（州）、县三级，故“同乡”的范围可大至一省、小至一县，有的同乡会馆是某一省的“同乡”建立的，有的会馆则是某一府或县的“同乡”建立的。选择是来自同一省的“同乡”建立一所会馆，还是选择来自同一府、县的“同乡”建立一所会馆，全凭客居地“同乡”的经济实力而定。不过，这种选择并不限定为一次，即同一省的“同乡”组建了省级会馆后，同一府县的“同乡”还可以再组建一所或几所同省不同府县的会馆。在云南，移民多以来自同一省的“同乡”组建会馆，如浙江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等以省的名称来命名的会馆，多是该省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府州商人共同组建的。

当某省一府或一县同乡在云南聚集者较多，竞争力和经济能力较强时，他们便将会员的行政区划范围缩小至某一府或州县，除了联合其他府县客民共同组建省级会馆外，还集一府或一县客民之力单独组建府、县同乡会馆。府县同乡会馆虽然缩小了吸纳会员的地域范围，但是为会馆提供的服务以及会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助就更为集中。

府、县客民单独组建会馆的现象，以江西籍各府县和云南本土府县会馆的组建最为典型。如会泽县有江西全省客民组建的江西会馆“真君殿”，还有临江府客民组建的江西临江会馆“药王庙”。蒙自县则有江西全省客民组建的江西会馆“万寿宫”，还有吉安府客民组建的吉安会馆“万寿宫”、抚瑞二州客民组建的会馆“水府庙”、临江府客民组建的会馆“仁寿宫”、南昌府客民组建的会馆“万寿宫”。个旧有临安府客民组建的临安会馆，昆明有建水县客民组建的建阳会馆，保山有腾冲客民组建的腾阳会馆，等等。

笔者发现，外省客民虽然选择以“同乡”关系来确定结社群体，但在具体操作时又不局限于行政区划所确定的省、府、县同乡地域范围。这个“同乡”往往发展为“同一区域”，这一区域可能是行政、地理或经济上有着特殊联系的区域。如云南的湖广会馆是湖南、湖北两省客民组建，这两省不仅地理上相互毗连，在经济或贸易上也联系紧密；山陕西会馆则是由地理上相邻，而且共同崇祀关帝的山西、陕西籍客民联合组建的，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关中经济区或西北经济区的“同乡”；江南会馆为南直隶江苏、安徽等省移民组建的，江南不仅为一个行政区划范畴，更是一个经济区域范畴。由此可知，“同乡”标准体现出很强的灵活性。

会馆组织“同乡”的地域范围无论是大，还是小，同乡人都会有着不一样的职业、省份和地位。其中，有身份地位显赫的朝廷官员，有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商贾，有饱读诗书的士子，也有普通的农民、小商贩、工匠，还有众多无业流民。清代云南的会馆成员结构，按其职业身份可划分三大类。

第一类是官员。各级文、武官员是会馆组织成员中社会地位和身份最高的群体，他们在会馆组织中具有较高的感召力，许多会馆就是在同乡官员的倡导下建立的。如腾越州（今腾冲）福建会馆“天上宫”于嘉庆年间由闽籍客滇州牧许亨超“倡文武官绅及五保绅首……捐资兴建”^[2]，许亨超为福建侯官人，嘉庆十五年（1810）任腾越同知^[3]。该馆成员中亦有其他文武官员。再如昆明浙江会馆“安阜园享堂厅事”是由云南巡抚孙士毅倡导同籍官商捐建^[4]，昭通府恩安县湖广会馆系由昭通镇总兵徐成贞倡建^[5]。由于流寓官员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后，按照朝廷规定需回避到本籍贯区域任职，故他们的籍贯观念更为强烈，他们与中国会馆的创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实际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会馆功能的多样化，许多官员倡导建立会馆的原因已经超越了籍贯、乡情的范畴，有时他们会以一位地方事务管理者的身份倡导非同籍移民建立会馆。

第二类是商人。商人是清代云南城镇、集市、矿厂地区会馆的重要成员，许多地区会馆就是由这些商人出资新建。他们既是会馆建立的组织者，也是领导者，在会馆中具有较高声誉和地位。如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由会泽县百余家江西籍商铺捐，该馆的领导者即为这些商铺中的大商贾。^[6]个旧临安会馆“关圣宫”是由周恩民、严际宽、李廷楷、段文、李人文、晏春发等十余位在厂建水籍炉头、锅头捐建，这些商人即为会馆领袖。^[7]蒙自福建会馆“天上宫”是来滇南蒙自贸易的闽籍商人捐建。^[8]

除了捐建会馆外，商人在会馆的发展过程中，也是重要的成员。许多会馆创建之初，或许是由官员倡导建立，但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却以商人为主要成员。如清末昆明湖广会馆“寿佛寺”会员中“有大商号麟祥仁、忠信昌、同晋丰、禹仁寿、同春号、祥昌瑞、李义昌、刘同义等”；昆明江南会馆“兴福寺”300余名会员均为商人，“该会馆由江苏、安徽等商人一起筹建，其中有上海商人70名、苏州30名、安徽人200名，共有300个左右的会员”。^[9]再如，清末昆明两粤会馆的商人有彭逊卿、郭奎光，商号有广茂生、隆记号、德原隆、怡和泰、怡兴泰、德昌泰、慎和号、广同丰、粤安隆、广永隆、安吉号、忠益长、广福安等。^[10](www.chuimin.cn)

第三类是工人、农民及其他人群。会馆的成员中，还有许多经济能力弱，社会地位低的工人、农民、无业游民等，尤其在矿区的会馆，矿厂工人就是他们的重要成员。如会泽县湖广会馆乾隆三十一年（1766）《禹王宫碑》的捐款记录以及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71—1783）年的捐款记录中，有汤丹厂、乐马厂等厂的捐款记录，这些厂民的捐款金额仅为几钱，由此推测他们是到该地矿厂佣工的湖广籍砂丁。再如，会泽县湖广会馆乾隆三十二年（1767）捐修禹王宫时，碧谷坝（今汤丹区境内）230位村民参与捐款，虽然他们捐资金额不高，但是说明碧谷坝村民也是湖广会馆的成员。^[11]再如，会泽县江西会馆“真君殿”道光七年（1827）《抚州府功德碑》记载显示，吴恒昇、萧恒盛、姚义顺、戴永顺、郑清云等70余人捐款二钱至九钱不等，他们应是在会泽城或附近矿厂的佣工，为抚州籍工人劳、苦力等。^[12]

同乡会馆在人员结构上突破了古代社会等级限制，其成员不限身份、不限地位，亦无经济能力的限制，唯一的限制就是“同乡”。“同乡”关系使会馆将同籍官员、幕僚、士子、工商业者、劳工等各阶层吸纳入组织，具有灵活多样的特征。

在云南各厂区，还有回族同胞建立的会馆“清真寺”，其成员主要为回族同胞，若以身份来划分，则主要为各地回族商人、技工或劳动力。

（二）同业会馆的成员构成

同业会馆的人员结构较同乡会馆单一，主要为从事同一种或两种行业的工商业者。

昆明县城芙蓉会馆为滇省贩销鸦片的商人组建的，其成员为烟土商，“本会馆当中大商号有曹天宝祥、朱德裕祥、王天泰昌、王荣品祥、王天成允、丁美顺利、吴永华祥、罗宝义正、高福兴祥、程广和祥、丁德生厚、华盛记等”。^[13]

昆明布行会馆曾为布行、牙行两行共同组建，“有牙行唐姓……两行同出功德……为两行之会馆焉”，其成员为布行商人、牙行商人；清末，该馆的成员均为布铺商人，光绪八年（1882）该馆修建“孚佑宫”，捐款的布铺商号有177家。^[14]

帽业会馆，帽铺共有一百余家，“其中以富有号、象乾斋、马源美最著名，历史悠久的有张姓无极斋、王德甫的极品斋，还有恒泰号、嵘丰号”。^[15]

芦茶行会馆，是烟、茶两行商人共同组建的，其成员为烟、茶两行商人。据云南商务总会卷宗记载，其成员有“董致和祥、陈鸿钧祥、同兴和号、裕正茂、协义公、郭德庆祥、王宝兴号、谢万宝号、杨永茂号、鸿昌公、范沅聚号、吕鸿钧号、卜裕顺庆、杨富有庆、沅泰号、李运昌号、鸿发祥号、全长春号”。^[16]

除了商人同业会馆外，还有手工业者组建的同业会馆，如昆明的铜活会馆为加工铜器的工匠组建。不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手工作坊很可能也是加工商品的销售店铺，一些简单而狭小的手工作坊不具备分工条件，加工工匠同时也是销售商人。当然他们肯定是从事某一种行业的工商业者。

云南会馆研究：成员构成和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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