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商人所建会馆既与政府祭祀礼制相吻合,又在政府社会管理中起到补充作用,故政府对商人会馆不仅持许可态度,还给予保护。但云南官方在纂修方志时,把民间兴建的众多会馆祠庙、寺庙列入“祠祀志”中,这则信息足以表明政府对会馆的建立是持许可或默许态度的。(三)准许会馆加入商会清末商会是“商”依照“官”方法律成立的商建官督商人组织。......
2023-10-30
自汉代“蜀身毒道”或称“贝币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缅甸、泰国、印度等地区的联系逐渐增多起来。其中,云南与缅甸领土相接壤,经济联系也最为紧密。尽管中国历代文献中均有关于云南永昌(今保山地区)市场出售来自东南亚、南亚诸国货物,如来自缅甸的玉石、棉木等的记载。但是,相对于云南与缅甸互市的悠久历史,对滇商入缅经商的记载则晚至明代(大约为16世纪)才出现,当时数万来自云南“三宣六尉”的滇商已在缅甸大明街(今八莫)从事商业贸易活动。[215]然而,其人数和经济影响力有限,目前尚未发现18世纪以前缅甸存在滇商会馆的资料,说明在此之前缅甸可能没有滇商经济组织。
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海禁未开,滇缅陆路(博南古道)成为中缅印区域市场互联互动的主要通道。滇商凭借地缘优势,大量涌入缅甸经商,据中国官方的一份奏报记载,当时“腾越州和顺乡一带民人”在缅甸贸易者较多[216],实际上除了腾越州(今腾冲)商人以外,滇省大理、鹤庆等地的商人也有不少在缅甸经商的。由于滇缅商道实际上是山道,交通运输几乎靠畜力完成,故入缅贸易的滇商大多是一队马帮,有一位或几位大商人(货主),数十上百匹骡马以及赶马人,还有其他跟随马帮入缅的小商贩。他们只在适合的季节驮运商品入缅,然后选择适合季节返回中国。随着滇商贸易在缅甸的顺利推进,他们中的一些商人选择在缅甸滇商聚集地定居下来,或就地售卖货物,或开客栈、货栈为滇商提供服务。这样,缅甸的滇商既有季节性行商的人,也有定居坐商的人,为便于行商和坐贾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帮助,滇商联合起来结成利益联盟,在伊洛瓦底流域的首都瓦城以及新街(八莫)、金多堰建立了滇商经济组织——云南会馆。
缅甸首都瓦城是滇商聚集的重要商业城市。侨居的滇人所称的瓦城实际上包括古都阿瓦、阿摩罗布罗(今洞缪)和曼德勒[217],滇商在后两地均建有商人会馆,其中阿摩罗布罗(今洞缪)滇商会馆始建时间最早,规模最大。
阿摩罗布罗(今洞缪)滇商会馆建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位于汉人街,以寺为馆,以馆为滇商组织。《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载:“瓦城观音寺者,溯自乾隆三十八年汉并秦凯后,继以两国修睦,商人渐进……斯时地广人稀,建立斯寺。”[218]1773年中缅战争结束后,两国商业贸易逐渐恢复,滇商陆续到此贸易,修建了云南会馆“观音寺”。此时的滇商会馆规模并不大,“只供石胎佛像菩萨一尊”“已觉室小殿窄”。数年后,阿摩罗布罗(今洞缪)的滇商会馆组织人数越聚越多,滇商贸易商品数量剧增,规模亦逐渐扩大。
1815年(嘉庆十五年),洞缪滇商会馆被大火焚毁,“一经祝融,殿宇菩萨概行被毁”,会员随即重修;1829年(道光九年),会馆“经装焊山门”,不料山门被焚毁,“速修补建”;1837年(道光十七年)云南战乱波及缅甸,滇商会馆被焚,次年重修,并于1846年(道光二十六)竣工。1815年至1846年,短短31年间洞缪滇商会馆三度遭受火灾,三度重修,尽管前两次重修规模并未扩大,但其维修速度非常快。1837年滇商会馆彻底被焚,会员协商后决定重修并扩大会馆规模,“翕同垫告缅王讨要后地,幸蒙赐给得地十有余丈……而暗备地价向各地主善买,已费银千余金矣”。新落成的会馆规模宏伟,庄严华丽,由照壁、山门、正殿、配殿、客厅、两厢、客厢、天井、僧房、厨房等建筑组成,历时八载,耗银数千。滇商组织的经济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1859年(咸丰九年),缅敏同王将都城从阿摩罗布罗(今洞缪)北迁至曼德勒,滇商又在新都曼德勒修建了会馆,是为新馆。《重修瓦城云南会馆序》(碑刻)载:“继后缅王迁都瓦城(曼德勒),吾滇客缅先达为增新建会馆乃向缅王申请,获赐汉人街中心地基,平敞宽阔,即现有之馆址也。”[219]曼德勒滇商会馆坐落于汉人街中心地段,市肆栉比,万商云集,乃商业繁华区,会馆由山门牌坊、戏台、两厢、正殿、两天井、大厅、客堂、厨房、仓库等建筑组成,装饰华丽、规模雄伟、美轮美奂。值得一提的是,该馆是由滇侨商人尹蓉倡修的,他时任缅王经济事务顾问,在缅商以及滇商中威望较高,出面向缅王讨要了汉人街中心地基并牵头出资修建曼德勒云南会馆。据说当时云南会馆奠基所需木材由缅王钦赐随山砍伐,石匠、木工从国内剑川、鹤庆、丽江聘请[220],会馆建立之初称为“腾冲会馆”,后更名为“迤西会馆”。
除了商业大都市瓦城以外,滇商还在伊洛瓦底江重要商业港口新街(今八莫)修建了滇商会馆。新街是滇商入缅到达的第一站,距蛮暮数十里,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游东岸,乃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伊洛瓦底江自此以下可以通航,地当水陆要冲。新街滇商会馆,俗称“关汉寿行台”或“关圣庙”,建于1806年(嘉庆十一年)。新街滇商会馆规模虽然不及首都瓦城云南会馆那般宏伟,但在当地建筑中堪称宏大,1871年(同治十年),中国使缅大臣王芝曾称新街滇商“以关汉寿行台为会馆,楼台廊阁壮丽”[221];1879年(光绪五年)黄楙材路过新街亦称滇商“建关圣庙为会馆,回廊戏台,规模宏敞”[222]。王、黄二人所述“关汉寿行台”“关圣庙”为同一建筑,就是滇商所建会馆。
此外,在阿摩罗布罗(今洞缪)通向曼德勒之间的金多堰修有一所滇人于明代所建的“土地祠”,初为滇人供奉土地神之祠,19世纪滇商势力扩大之后,在此成立会馆组织,借土地祠为会馆。《洞缪观音寺修葺始末》碑刻记载:“迨至缅王们董(敏同)时代迁都瓦城,侨商旋随迁移,复经吾滇先辈筹建瓦城云南会馆……斯时由瓦城云南同乡推举管事,兼管瓦城云南会馆、洞缪观音寺、金多堰土地祠三处事务……每年于佛诞节日按例输值分别于该三址,举行庆祝,沿袭至今将百年。”[223]由此可知,金多堰“土地祠”实际上起着云南会馆的作用。
20世纪早期,滇缅陆路贸易逐渐受中国海上贸易、红河水陆贸易、滇越铁路贸易的排挤,其繁荣程度不及18、19世纪,滇商在缅甸各地的会馆依然维持运转,但未扩建或新增。后来,随着国内商会的成立以及各类会馆的演变,缅甸滇商会馆逐渐演变为“云南同乡会”。
由于云南商人与外地商贸联系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的缅甸,故他们在缅甸建立了4所会馆,建立时间较早;云南人在国内其他地方建立的会馆不多,而且大多建立在咸同以后。原因在于道光以前云南省的外省商人较多,实力较强,故滇省商人的贸易范围主要集中在省内和缅甸,部分延伸至康藏,而且他们较少参与矿业开采、销售;咸同以后,随着鸦片贸易、大锡贸易的兴起,迤西商人、临安商人迅速成长起来,同时其他民族商帮也开始活跃在内地以及滇缅、滇印贸易中,国内部分地区始有云南人所建会馆分布。
【注释】
[1]道光《定远县志》卷3《祠祀》(道光十五年刻本):“萧晏二公祠(江西会馆),在城南许里,明万历二十年(1591)知县罗公一敬建,后客民重葺,塑罗公像祀之。”定远县江西会馆“萧晏二公祠”为知县罗公建,然修建会馆祠庙需巨额资金,知县一己之力恐难以承担,定远县境内有黑、琅二盐井,明朝廷在此设立黑、琅盐井二提举司,大量盐商、贸易商在明代进入定边县开中或贸易,故笔者认为应有众多江西盐商、贸易商人参与会馆修建。
[2]《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府”,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1934)影印本。
[3]陈树志在《清代—民国时期昆明城会馆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中将昆明县城会馆分为试子会馆、移民会馆和行业会馆三类,集中论述了各类会馆兴起的原因、分布特征。本书则将昆明县城会馆分为同乡会馆和行业会馆二类,将清代划分为三个时间段来分别论述昆明县同乡、同业会馆在昆明城的详细分布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昆明会馆分布特征及原因。民国时期昆明县城会馆的分布不在本书讨论之列。
[4]康熙《云南府志》卷17《方外二·寺观》,康熙三十五年(1770)刊本。
[5]道光《昆明县志》卷4《祠祀下》,道光二十七年(1841)刻本。
[6]道光《昆明县志》卷3《建置·图》,道光二十七年(1841)刻本。
[7]道光《昆明县志》卷3《建置》,道光二十七年(1841)刻本。
[8]康熙《云南府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道光《昆明县志》卷4《祠祀下》。
[9]道光《昆明县志》卷4《祠祀下》,道光二十七年(1841)刻本。
[10]昆明县四川会馆“西来寺”《西来寺新建客堂碑记》,清乾隆五年(1740),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
[11]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
[12]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3]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4]道光《昆明县志》卷4《祠祀上》,道光二十七年(1841)刻本。
[15]昆明布行会馆光绪八年《布铺阖行重新增广鼎建孚佑宫碑记》,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第377页。
[16]道光《昆明县志》卷3《建置》,道光二十七年(1841)刻本。
[17]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8]陈鹄:《云南浙江会馆志》《浙江会馆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萃轩刊本。
[19]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20]昆明布行会馆光绪八年《布铺阖行重新增广鼎建孚佑宫碑记》,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第377页。
[21]陈鹄:《云南浙江会馆志》《浙江会馆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集萃轩刊本。
[22]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23]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24]昆明布行会馆光绪八年《布铺阖行重新增广鼎建孚佑宫碑记》,见《昆明市志长编》卷6,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年,第377页。
[25]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26]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光绪二十年(1841)刻本。
[27]道光《昆明县志》卷3《建置》,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28]《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一》,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29][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8页。
[30]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卷3《云南省》,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9页。
[31]乾隆《宜良县志》卷3《杂稽志》,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道光《云南志钞》卷1《地理志》,道光九年(1829)刻本。道光《云南志钞》卷1《地理志》,道光九年(1829)刻本。
[32]光绪《云南通志》卷91《祠祀志二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33]乾隆《宜良县志》卷3《杂稽志》,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道光《云南志钞》卷1《地理志》,道光九年(1829)刻本。道光《云南志钞》卷1《地理志》,道光九年(1829)刻本。
[34]民国《大理县志》卷6《社交部》,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王树森:《滇西会乱纪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王树森:《滇西会乱纪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35]康熙《大理府志》卷3《户籍》,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36]太和县江西吉安会馆“萧公祠”乾隆四十四年《萧公祠吉府常住碑记》,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2-2643页。
[37]乾隆《大理府志》卷27《寺观》,民国二十九年(1940)大理严氏铅印本。
[38]民国《大理县志》卷6《社交部》,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王树森:《滇西会乱纪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王树森:《滇西会乱纪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39]太和县江西会馆“万寿宫”民国十五年(1926)《修复榆城万寿宫记》,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内。
[40]民国《大理县志》卷6《社交部》,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41]吴晓亮:《洱海区域古代城市体系研究(公元前3世纪—公元19世纪末)》,云南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5页。
[42]民国《大理县志稿》卷6《社交部·社会》,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43]康熙《大理府志》卷30《风俗》,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44]民国《弥渡县志稿》卷8《氏族志》,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藏民国稿本。
[45]道光《赵州志》卷5《艺文志》,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
[46]民国《弥渡县志》卷11《寺观》,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藏民国稿本。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47]弥渡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弥渡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48]民国《弥渡县志》卷11《寺观》,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藏民国稿本。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49]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50]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51]佚名:《白羊厂汉回械斗案》,见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52]康熙《大理府志》卷17《祠祀》,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53]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54]光绪《永昌府志》卷17《市肆》,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55]光绪《永昌府志》卷8《风俗》,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56]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57]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58]光绪《永昌府志》卷8《风俗》,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59]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60]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61]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62]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63]民国《保山县志目次说明书》卷7《建置一》,民国三十年(1941)石印本。腾越厅福建会馆“天后宫”嘉庆十一年《重建腾越天后宫修观音阁记》,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腾越厅福建会馆“天后宫”嘉庆十一年《重建腾越天后宫修观音阁记》,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
[64]民国《保山县志目次说明书》卷7《建置一》,民国三十年(1941)石印本。
[65]光绪《永昌府志》卷17《市肆》,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66]光绪《永昌府志》卷8《风俗》,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67]光绪《腾越乡土志》卷8《商务》,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68]民国《保山县志目次说明书》卷7《建置一》,民国三十年(1941)石印本。腾越厅福建会馆“天后宫”嘉庆十一年《重建腾越天后宫修观音阁记》,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腾越厅福建会馆“天后宫”嘉庆十一年《重建腾越天后宫修观音阁记》,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
[69]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光绪《腾越乡土志》卷6《地理》,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光绪《腾越乡土志》卷6《地理》,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70]乾隆《腾越州志》卷4《城署》,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民国《腾冲县志稿》卷20《商务》,云南省图书馆据民国三十年(1941)刊本传抄本。民国《腾冲县志稿》卷20《商务》,云南省图书馆据民国三十年(1941)刊本传抄本。
[71]光绪《腾越乡土志》卷6《地理》,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72]光绪《腾越厅志》卷9《祠祀志·俗祀》,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73]光绪《腾越厅志》卷4《建置制》,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74]光绪《腾越乡土志》卷6《地理》,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75]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光绪《腾越乡土志》卷6《地理》,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光绪《腾越乡土志》卷6《地理》,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76]乾隆《腾越州志》卷4《城署》,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民国《腾冲县志稿》卷20《商务》,云南省图书馆据民国三十年(1941)刊本传抄本。民国《腾冲县志稿》卷20《商务》,云南省图书馆据民国三十年(1941)刊本传抄本。
[77]民国《腾冲县志稿》卷20《商务》,云南省图书馆据民国三十年(1941)刊本传抄本。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78]光绪《腾越厅志》卷4《建置制》,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79]民国《腾冲县志稿》卷20《商务》,云南省图书馆据民国三十年(1941)刊本传抄本。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光绪《永昌府志》卷26《俗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80]民国《龙陵县志·地舆志》,民国六年(1917)年刻本。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81]民国《龙陵县志·地舆志》,民国六年(1917)年刻本。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82]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83]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84]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85]民国《顺宁县志初稿·祠祀》,民国三十六年(1947)石印本。
[86]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87]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88]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雍正《顺宁府志》卷4《坛庙》,雍正三年(1725)钞本。雍正《顺宁府志》卷4《坛庙》,雍正三年(1725)钞本。
[89]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90]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雍正《顺宁府志》卷4《坛庙》,雍正三年(1725)钞本。雍正《顺宁府志》卷4《坛庙》,雍正三年(1725)钞本。
[91]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92]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93]光绪《续顺宁府志》卷5《地理志三》,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94]雍正《顺宁府志》卷4《坛庙》,雍正三年(1725)钞本。
[95]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96]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嘉庆《楚雄县志》卷1《天文地理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嘉庆《楚雄县志》卷1《天文地理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
[97]道光《云南志钞》卷1《地理志·楚雄府》,道光九年(1829)刻本。
[98]光绪《续顺宁府志》卷19《俗祀》,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嘉庆《楚雄县志》卷1《天文地理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嘉庆《楚雄县志》卷1《天文地理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
[99]康熙《楚雄府志》卷2《建设志》,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雍正《白盐井志》卷3《寺庙》,雍正八年(1730)抄本。雍正《白盐井志》卷3《寺庙》,雍正八年(1730)抄本。
[100]嘉庆《楚雄县志》卷2《建设志》,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本。雍正《白盐井志》卷5《赋役志》,雍正八年(1730)抄本。雍正《白盐井志》卷5《赋役志》,雍正八年(1730)抄本。
[101]宣统《楚雄县志述辑》卷5《祠祀述辑》,宣统二年(1910)稿本传抄本。
[102]雍正《白盐井志》卷5《赋役志》,雍正八年(1730)抄本。
[103]康熙《楚雄府志》卷2《建设志》,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雍正《白盐井志》卷3《寺庙》,雍正八年(1730)抄本。雍正《白盐井志》卷3《寺庙》,雍正八年(1730)抄本。
[104]嘉庆《楚雄县志》卷2《建设志》,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本。雍正《白盐井志》卷5《赋役志》,雍正八年(1730)抄本。雍正《白盐井志》卷5《赋役志》,雍正八年(1730)抄本。
[105]雍正《白盐井志》卷3《寺庙》,雍正八年(1730)抄本。光绪《镇南州志·祠祀略》,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光绪《镇南州志·祠祀略》,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106]光绪《姚州志》卷4《祠祀志》,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107]光绪《姚州志》卷4《祠祀志》,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www.chuimin.cn)
[108]民国《姚安县志》卷51《祠祀志》,民国三十六年(1947)铅印本。
[109]雍正《白盐井志》卷3《寺庙》,雍正八年(1730)抄本。光绪《镇南州志·祠祀略》,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光绪《镇南州志·祠祀略》,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110]乾隆《嘉志书草本·募建萧公祠引》,云南省图书馆藏乾隆十一年(1746)稿本。乾隆《永北府志》卷15《祠祀》,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乾隆《永北府志》卷15《祠祀》,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111]《新纂云南通志》卷112《祠祀考四》,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本。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志》,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志》,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112]乾隆《嘉志书草本·募建萧公祠引》,云南省图书馆藏乾隆十一年(1746)稿本。
[113]乾隆《嘉志书草本·募建萧公祠引》,云南省图书馆藏乾隆十一年(1746)稿本。乾隆《永北府志》卷15《祠祀》,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乾隆《永北府志》卷15《祠祀》,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114]《新纂云南通志》卷112《祠祀考四》,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本。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志》,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志》,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115]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4《义学》,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祠祀略》,乾隆八年(1743)刻本。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祠祀略》,乾隆八年(1743)刻本。
[116]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4《义学》,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
[117]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4《义学》,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
[118]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4《义学》,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祠祀略》,乾隆八年(1743)刻本。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祠祀略》,乾隆八年(1743)刻本。
[119]民国《维西县志》第4《舆地》,民国二十一年(1932)稿本传抄本。光绪《云南通志》卷92《祠祀志二之二》,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光绪《云南通志》卷92《祠祀志二之二》,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20]光绪《剑川志稿·祠祀》,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藏稿本。
[121]光绪《剑川志稿·祠祀》,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方志篇》卷9,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22]民国《维西县志》第4《舆地》,民国二十一年(1932)稿本传抄本。
[123]民国《维西县志》第4《舆地》,民国二十一年(1932)稿本传抄本。光绪《云南通志》卷92《祠祀志二之二》,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光绪《云南通志》卷92《祠祀志二之二》,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24]南涧县湖广会馆“寿佛寺”民国十六年《重修寿佛附设节孝祠以为修行佛堂并实行慈善事业碑记》,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0-1741页。乾隆《东川府志》卷13《鼓铸》,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乾隆《东川府志》卷13《鼓铸》,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125]南涧县湖广会馆“寿佛寺”民国十六年《重修寿佛附设节孝祠以为修行佛堂并实行慈善事业碑记》,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0-1741页。乾隆《东川府志》卷13《鼓铸》,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乾隆《东川府志》卷13《鼓铸》,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126]会泽县今尚存7所会馆遗址,蒙姑3所会馆均有遗址。乾隆《东川府志》卷7《祠祀》,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乾隆《东川府志》卷7《祠祀》,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127]会泽县临江会馆“药王庙”乾隆四十七年《东川府会泽县药王庙碑文》,现今在会泽县药王庙(会泽县中医院)内。据《东川湖广会馆川传书》卷2记载,早在康熙四十九年,该馆就有庙产,据此可知东岳庙应建立在此之前。据《东川湖广会馆川传书》卷2 记载,早在康熙四十九年,该馆就有庙产,据此可知东岳庙应建立在此之前。
[128]雍正《东川府志·祠祀》,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129]会泽县陕西会馆“关圣宫”乾隆十九年(1754)《万古不没碑》,现立于该馆内。
[130]会泽县今尚存7所会馆遗址,蒙姑3所会馆均有遗址。乾隆《东川府志》卷7《祠祀》,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乾隆《东川府志》卷7《祠祀》,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131]会泽县临江会馆“药王庙”乾隆四十七年《东川府会泽县药王庙碑文》,现今在会泽县药王庙(会泽县中医院)内。据《东川湖广会馆川传书》卷2记载,早在康熙四十九年,该馆就有庙产,据此可知东岳庙应建立在此之前。据《东川湖广会馆川传书》卷2 记载,早在康熙四十九年,该馆就有庙产,据此可知东岳庙应建立在此之前。
[132]乾隆《东川府志》卷7《祠祀》,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133]光绪《东川府续志》卷1《寺观》,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134]民国《巧家县志稿》卷2《天文舆地》,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
[135]民国《巧家县志稿》卷2《天文舆地》,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
[136]民国《昭通等八县图说·城镇》,民国八年(1919)云南学会铅印本。民国《恩安县志稿·官祀》,民国十四年(1924)铅印本。民国《恩安县志稿·官祀》,民国十四年(1924)铅印本。
[137]民国《昭通等八县图说·城镇》,民国八年(1919)云南学会铅印本。民国《恩安县志稿·官祀》,民国十四年(1924)铅印本。民国《恩安县志稿·官祀》,民国十四年(1924)铅印本。
[138]光绪《云南通志》卷92《俗祀下》,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39]民国《昭通县志稿》第13《商务》,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
[140]民国《昭通等八县图说·城镇》,民国八年(1919)云南学会铅印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
[141]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
[142]民国《昭通县志稿》第13《商务》,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
[143]民国《昭通等八县图说·城镇》,民国八年(1919)云南学会铅印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
[144]民国《大关县志·天文志》,民国三十四年(1945)稿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
[145]民国《大关县志·天文志》,民国三十四年(1945)稿本。
[146]民国《大关县志·天文志》,民国三十四年(1945)稿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民国《盐津县志》卷3《舆地》“寺庙”,云南省图书馆据1949年稿本传抄本。
[147]民国《绥江县志》卷2《舆地》,民国三十六(1947)年铅印本。乾隆《镇雄州志》卷3《群祀》,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乾隆《镇雄州志》卷3《群祀》,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148]民国《绥江县志》卷2《舆地》,民国三十六(1947)年铅印本。
[149]民国《绥江县志》卷2《舆地》,民国三十六(1947)年铅印本。乾隆《镇雄州志》卷3《群祀》,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乾隆《镇雄州志》卷3《群祀》,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150]光绪《云南通志》卷92《俗祀下》,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51]道光《云南志钞》卷1《地理志·广南府》,道光九年(1829)刻本。
[152]民国《广南县志》卷3《舆地志》,云南省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三年(1934)稿本。
[153]民国《广南县志》卷3《舆地志》,云南省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三年(1934)稿本。
[154]道光《开化府志》卷4《田赋》,道光九年(1829)刻本。
[155]道光《开化府志》卷2《建置》,道光九年(1829)刻本。
[156]道光《开化府志》卷2《建置》,道光九年(1829)刻本。
[157]道光《开化府志》卷2《建置》,道光九年(1829)刻本。
[158]道光《开化府志》卷2《建置》,道光九年(1829)刻本。
[159]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下卷《麻栗坡第一区》,云南省图书馆藏民国三十六年(1947)稿本。
[160]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中卷《坛庙寺观》,云南省图书馆藏民国三十六年(1947)稿本。
[161]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中卷《坛庙寺观》,云南省图书馆藏民国三十六年(1947)稿本。
[162]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中卷《坛庙寺观》,云南省图书馆藏民国三十六年(1947)稿本。
[163]民国《马关县志》卷2《祠祀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石印本。
[164]民国《宣威县志稿》卷3《舆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165]咸丰《南宁县志》卷3《祠祀》,咸丰二年(1852)刻本。
[166]民国《罗平县志》卷3《典礼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
[167]民国《罗平县志》卷3《典礼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
[168]光绪《沾益州志》卷3《祠祀》,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169]民国《宣威县志稿》卷3《舆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170]民国《罗平县志》卷3《典礼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
[171]《雍正朱批谕旨》卷125“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鄂尔泰奏折”,台北:文源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
[172]乾隆《广西府志》卷12《祠祀》,乾隆四年(1739)刻本。
[173]乾隆《弥勒州志》卷15《祠祀》,乾隆四年(1739)刻本。
[174]乾隆《蒙自县志》卷3《祠祀》,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
[175]乾隆《蒙自县志》卷3《祠祀》,蒙自县江西吉安会馆光绪四年《重修万寿宫碑》,现立于蒙自市建设会馆前“碑廊”。
[176]乾隆《蒙自县志》卷3《祠祀》,蒙自县福建会馆道光八年《福建天上宫捐银碑记》,现立于世发街福建会馆。该馆于民国初年火灾中被毁,后迁建于世发街。
[177]乾隆《蒙自县志》卷3《祠祀》,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福建会馆康熙四十四年《萧公祠碑记》,现立于蒙自市建设会馆前“碑廊”。
[178]宣统《续蒙自县志》卷3《社会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版。
[179]弥勒竹园广东会馆咸丰四年:《关东会馆碑》,碑刻立于该馆内。
[180]个旧临安会馆乾隆四十七年《关圣宫碑记》,现存个旧市博物馆内。
[181][乾隆]《蒙自县志》卷3《祠祀》。
[182]宣统《续蒙自县志》卷3《社会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版。
[183]宣统《续蒙自县志》卷3《社会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版。
[184][乾隆]《蒙自县志》卷3《祠祀》。
[185]雍正《续修建水州志》卷10《寺观》,民国二十二年(1933)汉口道新印书馆印。
[186]宣统《宁州志·坛庙》,民国五年(1916)铅印本。
[187]陶鸿焘:《云南屏边西区岔河金厂调查报告》,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12,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188]康熙《阿迷州志》卷9《坛壝》,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189]康熙《河西县志·祠祀》,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
[190]道光《普洱府志·梁星源序》,咸丰元年(1851)刻本。
[191]道光《他郎厅志·祠祀》,道光七年(1837)刻本。
[192]光绪《云南通志》卷92《祠祀志二之二》,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93]光绪《思茅厅志·祠祀》,光绪十一年(1885)抄本。
[194]民国《新平县志》第4《舆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石印本。
[195]民国《路南县志》卷5《祠祀》,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196]光绪《云南通志》卷92《俗祀下》,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97]北京云南会馆:《新置云南会馆记》,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文录,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
[198]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汇编:《中国会馆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199]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60页。
[200]乾隆《吴县志》卷23《风俗》,乾隆十年(1745)刻本。
[201]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02]徐焕斗:《汉口小志·商业志》,民国四年(1915)爱国图书公司出版。
[203]宣统《成都通览》卷1,宣统元年(1909)成都通俗出版社石印本。
[204]同治《会理州志》卷2《寺观》,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205]《宜宾旅游手册》,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206]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社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页。
[207]喻守真等:《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224-225页。
[208]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207页。
[209]光绪《善化县志》卷30《祠庙》,光绪三年(1877)刻本。
[210]民国《皋兰县志》卷12《经政上》,民国六年(1917)石印本。
[211]《桂林市房地产志》,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212]东亚同文书院:《支那别省全志》卷2《广西省》,见薄井由《清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为依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213]百色市志编纂委员会:《百色市志》,百色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发行,1989年版,34页。
[214]戈阿干:《在拉萨祭三多的旧俗》,《丽江文史资料》第9辑,丽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1990年版。
[215]〔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216]《清高宗实录》卷818,“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谕军机大臣等、阿里衮等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217]阿瓦曾是缅甸首都,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缅王迁都阿瓦北郊的阿摩罗补罗,然仍属于阿瓦辖区;1859年(咸丰九年),缅敏同王再次北迁都城至曼德勒,华侨则延称此两地为瓦城。
[218]缅甸洞缪云南会馆“观音寺”道光二十六年《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见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219]缅甸曼德勒云南会馆“观音寺”1955年《重修瓦城云南会馆序》,见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220]缅甸云南同乡会:《缅甸云南会馆史略》,内部印刷资料,2007年版。
[221]王芝:《海客日潭》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222]黄楙材:《西輏日记》,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223]缅甸洞缪云南会馆“观音寺”1967年《洞缪观音寺修葺始末》,见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有关清代云南会馆研究的文章
由于商人所建会馆既与政府祭祀礼制相吻合,又在政府社会管理中起到补充作用,故政府对商人会馆不仅持许可态度,还给予保护。但云南官方在纂修方志时,把民间兴建的众多会馆祠庙、寺庙列入“祠祀志”中,这则信息足以表明政府对会馆的建立是持许可或默许态度的。(三)准许会馆加入商会清末商会是“商”依照“官”方法律成立的商建官督商人组织。......
2023-10-30
(一)云南人所建会馆在京城的分布京城是全国会馆云集之地,众多省份均有大量官、商、试子会馆,云南在京城的会馆数量较少,至于具体的数量,学者们的说法不一。[198](二)云南人所建会馆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分布京城以外的商业都会、城会及其他商业城镇中偶然可见到云南会馆。其中,与京城一并被号称为“天下四聚”的苏州、汉口等全国商业都会中也有云南商人的活动。......
2023-10-30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三大会馆的成员是在客长或会员的挑唆下,利用会馆组织内部的同乡或同族关系,利用硐主与砂丁之间的利益关系,参与了此次事件。由于矿厂会馆成员主要为商人“硐主”和劳工“砂丁”,他们之间既有同乡关系,又存在因雇佣产生的利益关系,故整个事件中硐主和砂丁不问消息准确性,听凭客长及硐主们的互相邀约参与械斗,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应对措施,最终酿成流血事件。......
2023-10-30
本书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对清代云南各府州的省外人、省内人所建会馆的分布、原因及特点做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本书之所以这样划分,而没有按照方位将其划分八个区域,一是因为按照方位划分太琐碎,二是因为清代中央政府曾于雍正八年至乾隆三十五年在云南设置了三个“道”,即迤西道、迤东道和迤南道,而且此后道的辖区范围较少发生变化。广南府,辖宝宁县。武定直隶州,领元谋县、禄劝县。镇沅直隶州,领恩县。......
2023-10-30
在分析会馆的社会组织属性时,我们已经阐明会馆的组织成员一再声称,建立祠庙的目的是为了祀神和联谊,会馆是祀奉民间地域神灵或行业先祖的和同乡之间聚会的固定场所,这就是它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由于同乡会馆的成员中,有同籍官员和幕僚,所以商人获取的信息还可能来自这些人,而且更具权威性。......
2023-10-30
云南的各商业城镇是会馆分布最为密集之地,这些会馆主要由移民中的工商业者倡导建立。不过,由于云南各城镇的会馆在近代以后保存不完善,许多会馆及其资料均在城市化建设中烟消云散,组织成员的商业活动详情亦难觅踪迹。在此,我们仅以会泽县城商业发展为个案,利用会泽商人会馆团体遗留资料,探索清初会馆组织与云南商业重镇会泽县的商业发展情形。......
2023-10-30
随着会馆的建立,云南行政性或军事防御城镇的商业人口增加,商业店铺增多,城市商业日益繁荣。在云南与内地的贸易中,内地商人是云南贸易发展的主要载体,他们以会馆为连接,往返于内地与云南市场之间,调节市场有无,沟通商品流通。按照惯例,商品入市须投行方可销售,在会馆的组织和保护下,贩运商免受牙商的盘剥以及其他商人的排挤,他们将众多内地商品运至云南销售。......
2023-10-30
朝廷的边疆开发屯垦政策为内地自发移民入滇屯垦创造了机会,内地各省移民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逐渐移民云南山区、半山区开垦荒地,造成事实上的移民屯垦。移民屯垦政策使云南的众多地区土地、山林被开垦,一些山区、半山区、边远地区都成为外省移民眷顾之地,各地持续开荒,云南耕地面积持续扩大。(二)云南的垦荒移民云南耕地面积持续增长,那么到底有多少移民参与了农业垦荒运动呢?......
20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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