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府：清代会馆调查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一）昆明县昆明县为云南府治，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流寓官员、商人、工匠到云南的首选聚集地，会馆分布最为集中。康熙《云南府志》载：“寿佛寺，在太平桥下，康熙三十一年建。”[18]2.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二年这一时期云南发生战乱，昆明为战争的主要战场。

云南府为云南省治，“东西距离三百七十里，南北距二百五里……领州四县七，昆明县（附郭）、富民县、宜良县、罗次县、晋宁县、呈贡县、安宁州、禄丰县、昆阳州、易门县、嵩明州”。^[2]

（一）昆明县

昆明县为云南府治，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流寓官员、商人、工匠到云南的首选聚集地，会馆分布最为集中。以下为不同时期昆明县城的会馆分布。^[3]

1.顺治元年至咸丰五年（1644—1855）

这一时期，昆明城共有13所会馆，其中同乡会馆12所，同业会馆1所，昆明城东门外以及城东南一带为会馆集中分布之地。

昆明城东南、城东有8所会馆，湖广会馆“禹王宫”、湖北麻城会馆“福国寺”、豫章会馆（江西会馆）、四川会馆“川主宫”、迤西会馆、江南会馆“兴福寺”、山陕会馆“关圣行宫”以及银钱会馆“九环宫”。湖广会馆“禹王宫（寿佛寺）”是昆明城区会馆修建时间较早的一所。康熙《云南府志》载：“寿佛寺，在太平桥下，康熙三十一年建（1682）。”^[4]另据道光《昆明县志》载：“寿佛寺，一名禹王宫，康熙二十三年（1684）建”^[5]。两书关于寿佛寺的修建时间记载有所出入。“寿佛寺”的详细地址，据道光《昆明县志·城外街巷图》^[6]所绘，“禹王宫”位于城东南太平桥南岸，塘子巷以东；该方志还记载了太平桥位于“城东南……又东南二里许曰云津桥，又东南二里曰太平桥”^[7]，即是说太平桥在城东南四里许的地方（今拓东路西段），南为塘子巷，故禹王宫当位于今拓东路西段靠近塘子巷一带。

城东南太平桥北岸的太和街、毕锅巷、白塔巷一带，即今北京路塘子巷至交三桥段以东，尚义巷至白塔路一带，分布有江西会馆、四川会馆等4所会馆。江西会馆为康熙年间所建，初称“豫章会馆”，俗称“万寿宫”，在城东门外太平桥左，后来又称“萧公祠”^[8]，详细修建时间不详，当早于康熙《云南府志》的纂修时间，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之前。四川会馆“西来寺”，一名“川主宫”，在城东太平桥，四川客民建^[9]，修建时间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10]。迤西会馆，“彩云观，在城东太平铺，即迤西会馆，迤西士民公建”^[11]，详细修建时间不详，不过由于迤西会馆出现在《昆明县志·城外街巷图中》，故其修建时间当在道光二十七年（1841）以前。据道光《昆明县志·城外街巷图》所绘，豫章会馆以西为毕锅巷，以东为迤西会馆，再东为川主宫，川主宫以东为白塔巷，即江西、迤西、四川3所会馆自西向东地分布在太平桥东北的毕锅巷和白塔巷之间。山陕会馆（亦即“关圣行宫”）也位于太平桥西北。据道光《昆明县志·城外街巷图》所绘，“关圣行宫”在江西会馆以西，与江西会馆隔毕锅巷相望，其西为太和街。另据光绪《云南通志》载：“关圣行宫，（昆明县）在城南门外太平桥，本山西、陕西会馆。”^[12]笔者认为，“关圣宫”即为“关圣行宫”，位于今北京路塘子巷至交三桥段以东至尚义巷一带。

城东门外的金马山、韭菜园各有1所会馆。据文献记载，江南会馆又名“兴福寺”，“在归化寺左（在城东金马山），康熙三十四年（1695）江南客民公建，即江南会馆”。湖北麻城会馆又名“福国寺”，“在东城韭菜园侧”。银钱会馆“九环宫”亦位于城东南，建于咸丰二年（1852）。^[13]

昆明城南分布有4所会馆，福建会馆“天后宫”、江西会馆“萧公祠”、建阳会馆、布行会馆“孚佑宫”“吕祖庵”。福建会馆“天后宫”为“闽之客滇者建……在城南门外校场之南”，修建时间不详，当早于道光二十七年（1841）。^[14]布行会馆“吕祖庵”位于城南门外顺城街，原布新小学修建在该馆馆址上，该馆建于雍正初年，“雍正初年，我行先辈合行商酌，捐金修葺，自此庆祝宴会，咸于斯焉”^[15]。据道光《昆明县志·城外街巷图》所绘，在城南门外还有一座江西会馆“萧公祠”，祠前为吴西桥^[16]，修建时间不详。建阳会馆在城南门外^[17]，修建时间不详，该馆曾在咸同战乱中被毁，由此推测当建于咸丰六年（1856）以前。

城西有1所会馆，浙江会馆“安阜园享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浙江客滇人士倡导在城西关外安阜园修建新享堂（墓地），并建“厅事三楹，以作乡人毕谈之所”。^[18]

2.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二年（1856—1873）

这一时期云南发生战乱，昆明为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战争期间，昆明城内之前建立的13所会馆中除了迤西会馆、福建会馆“天后宫”、银钱会馆“九环宫”无明确记载是否被毁之外，其他会馆均在战乱中被毁。

据光绪《云南通志》载：“寿佛寺……兵燹倾毁；关圣行宫……咸丰七年（1857）兵燹毁；萧公祠……拆毁过半；西来寺……咸丰间兵燹毁；兴福寺……咸丰七年（1857）兵燹全毁；建阳会馆……咸丰七年（1857）兵燹毁；福国寺……兵燹倾毁”。^[19]布行会馆“吕祖庵”“……咸丰丁巳，省垣变乱，兵燹迭遭，一旦化为灰烬”^[20]。浙江会馆“安阜园新享堂”，“咸丰七年滇乱，享堂毁于兵”。^[21]

同治末年，昆明地区战乱基本平息，湖广、江西客民重修会馆。湖广会馆“寿佛寺……在城内西南隅，同治十二年（1873）总督刘岳昭新建”。江右新馆“萧公祠”，在城南门内龚家村，同治间江右官商新建，改名“江右新馆”。^[22]

3.同治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874—1911）

光宣时期，昆明城东、城东南一带仍然是会馆分布集中之地，新建同乡会馆4所，行业会馆8所，加上重修的会馆，共计会馆16所。其中在会馆原址上继修的会馆有江西会馆“萧公祠”、四川会馆“西来寺”、建阳会馆、布行会馆4所。据光绪《云南通志载》：“萧公祠……光绪间，江右官商续修；西来寺……光绪间重修；建阳会馆……光绪十一年（1885）建水士民拓修”^[23]；布行会馆“吕祖庵”“……布行……于光绪己卯（1879）庀材鸠工”重修^[24]。

昆明县城新建的4所同乡会馆，均位于城内。四川会馆“西来寺”、江南会馆“兴福寺”分别由其省客滇官商新建于城北，“西来寺，一在城北门内，光绪八年（1882）知县朱坛能等倡捐新建；兴福寺，光绪三年（1877）巡抚潘鼎新、按察使李德茂、粮储道崔尊彝别建于城北门内圆通山下”。^[25]浙江会馆“先贤祠”，在城西门内关帝庙左，光绪二年（1876）盐道沈寿榕倡捐新建。两粤会馆，在城内西南隅龙井街，光绪元年（1875）云贵总督岑毓英倡建。^[26](www.chuimin.cn)

清末昆明的行业会馆迅速兴起，文献或其他资料中有确切记载的行业会馆共有8所，集中分布在城东、城南一带。详细分布见表3-1。

表3-1　清末昆明同业会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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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昆明城会馆分布特点

1.空间上的分布特点

第一、二阶段，会馆集中分布在城东南、城南一带，且主要为移民同乡会馆。清代昆明城城东南、城南一带是昆明城的商业中心。移民在昆明兴建的会馆，不仅是同乡人供奉祖先、神灵以祈福的地方，也是同乡人联系、议事的地方，故会馆的选址尤为重要，要么位于同乡人居住地附近，要么位于他们经常工作的地方附近。会馆分布在商业区表明其成员大多为在此地经商的贸易者。

据道光《昆明县志·城外街巷图》显示，太平桥比邻塘子巷，出塘子巷即为滇阳驿，也就是说城东南太平桥一带是进出昆明城的交通要道；南门外是士庶工商户居住之地，而且城南西关靠近水路、马路，交通便捷。官府设立的盐店、铜店亦位于城南、城东南一带，如“白铜局在南城外东南，官铅店在南城外头道巷，盐店在南城外盐店街”。^[27]可以想象，当时运输官铜、铅、盐的商贩、车马，以及前来贸易、赶集的商贾、客户必定汇聚于城南、东南，久而久之，南城外以及城东南的太平桥、塘子巷就发展为昆明县商业繁华之区。另据文献记载，清中叶外省各地商贾陆续到昆明经商，“省外商之贸易于滇者，最早为江西帮，湖南帮之笔墨庄、磁器庄，四川帮之丝绸、玻璃、烟叶等，其世业有相沿迄今者”^[28]，他们肯定选择在昆明商业中心从事经济活动，正如施坚雅指出：“城门沟通城市与腹地扇形区域间来来往往的全部交通，所以紧靠城门外的地区是为乡村居民服务的集市和商业最有利的地方。”^[29]

第三阶段，城南、城东南仍为会馆的主要分布地，同时会馆的新建或移建呈现由城外向城内移动，由城东南向城西南移动的特征。

行业会馆主要分布在城东南、城南商业区。行业会馆是同行业工商业者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商业活动而建立的，故行业会馆大多建于某种行业店铺密集地附近。太平铺、真庆街盐店居多，盐行会馆就建立在南门外贞庆铺街；南门至马市口一带钱庄较多，银钱会馆就建在城东南庙前后铺；正南街、三牌坊（正义路中段）则有洋纱铺30余家，丝线铺20余家，南城一带有170余家布铺，布行会馆便设立在城南门外顺城街，丝线行会馆亦设立在离此不远的庙前后铺，芙蓉会馆亦设立在南城外东寺街。

同乡会馆则逐渐由城外向城内移动，由城东南向城西南移动。如湖广会馆“寿佛寺”原位于城东，后移至城内西南；江右会馆原在城东，后移至城南门内；新修建的两粤会馆、浙江会馆位于城西门内、城内西南；四川会馆、江南会馆则由城外移建于城北门内的政治中心区。

清末昆明城会馆分布的变动与城市布局功能的变化有关，这时商业区范围扩大，由城南外向城内，由城东向城西延伸。城南、城东南一带交通便捷，仍为商贾货物聚集之区，不过城内格局被打破，原先仅为官僚办公、居住的内城逐渐向市民、商人开放。昆明城的商业中心区逐渐由城东的今拓东路、塘子巷一带向西、西南延伸至今近日楼、大小西门一带，城南门内今正义路等地均为商业区。从城内三牌坊、马市口至南门外的顺城街、金马坊，再到城东南的塘子巷、状元楼这一大片区域均发展为商业区。此外，城内许多街道亦有商铺，如辕门口有许多帽靴铺，东院街有众多广杂洋货，书院街刺绣店、书画装裱店。有众多地域商人、行业商人生活在这一区域从事商业活动，如城南金碧路原名广聚街，由于清末广东人主要聚集在此地居住、从事商业活动，为此他们不惜花费重金修复同乡会馆，并在这一带新建同乡会馆。

昆明城会馆由非政治中心区向城北政治中心区移动，体现出会馆与官员、或政府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其实，文献对此有明确记载，圆通山下的江南会馆是“巡抚潘鼎新、按察使李德茂、粮储道崔尊彝”倡建的，北门内四川会馆则为知县朱坦能所建。不过，这些由官员倡建、新建的会馆，其成员并非只有官员群体，还包括大量商人。据清末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调查记录写道：“江南会馆，位于北门内，建筑雄伟，拥有约三反步的地基，会馆内树木茂盛，建筑费达到一万元，该会馆由江苏、安徽等商人一起筹建。”^[30]日本调查员所记录的北门内江南会馆，实际上就是光绪三年（1877）巡抚潘鼎新、按察使李德茂、粮储道崔尊彝别建于城北门内圆通山下的江南会馆“兴福寺”。会馆向城北移动以及官建、商建会馆界限的模糊，表明会馆的组建、发展与其功能的转变有关。

（二）其他州县

笔者收集的资料显示，云南府其他州、县的会馆分布较少。

宜良县有江西客民所建江西会馆“万寿宫”，其兴建时间应早于《宜良县志》刊刻时间，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31]；易门县四会有江南会馆“萧公祠”^[32]，道光修纂的《云南通志》并未见易门有江西会馆的记录，故其兴建时间应为咸同或光绪年间。

从以上云南府各州县的会馆分布资料显示，清代云南府共有27所会馆，其中13所建于咸丰战乱之前，光绪间新建会馆12所。云南府的会馆集中分布在昆明县城内，共有25所，而这25所会馆中有22所是分布在城东、城南、城西的交通便捷、商业发达之地，反映出昆明县会馆的分布与该地商业发展的关系密切。

云南府：清代会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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