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会馆研究：士大夫阶层中根深蒂固的四民理念变化

在中国古代，“民”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称，但“民”之间也是存在身份、地位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是以职业分工以及职业所代表的产业在国民生产中所占的地位而定的。职业分工是在先秦就已经被提出，以《管子》为代表。《管子》认为，保证一个国家的国民安守本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分别从事士、农、工、商职业的人只能世代承袭，不能更改职业，四民不能杂处，只能各居其地，各司其职。^[90]这种“四民定居论”亦为儒家所赞同，士、农、工、商不仅是指职业，也代表着身份，《管子》是从经济功能的不同来进行划分，而儒家则从社会阶层关系来进行划分。儒家“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暗含了农、商两种职业者在社会地位上有轻重之别，他们屡屡强调“农”者之重要性，无形中就表达了“工商者”的次要性，因此，四业划分论便成为四民阶层划分论的理论依据。自秦汉开始，四民阶层划分论就被用于实践，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就成为四业群体社会地位的排列顺序，从事工、商职业者被视为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四民定居论以及四民职业地位论，在秦汉以后的很长时期内被统治者沿用，民众只得被迫接受。久而久之，四民理论就成为一种主流思想观念，并在士大夫阶层中根深蒂固。直到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商业贸易活动的控制有所松动，一些商人聚集了大量社会财富，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仍处在社会的低层，这与商人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商人中的富民阶层，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在“工商不得入仕”的禁令中寻找入仕的出路，到了宋代便出现了“士多出于工商”的现象^[91]，表明传统的四民理念已经在此时悄然发生变化。

明清以后，中国商品经济继续保持唐宋以来的繁荣发展，四民理念的变化更为显著。许多地域商人在贸易活动中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其聚财能力排在各业之首，正所谓“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92]。商人获利之后，他们往往大肆兴建土木，引领社会奢靡之风，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商人的快速致富，对朝不保夕的贫穷士子和农民来说，是一种巨大诱惑，为了解决生存问题，社会上出现了士、农阶层弃其本业而从商的现象。如徽州民“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93]，在山东济宁州“多贾贩，民竟刀锥，趋末者众”^[94]。商人致富的事实以及从商热潮，促使士大夫阶层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商人的社会地位，出现“四民异业同道”观念，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95]

士大夫阶层重视、维护商业和商人的思想，又进一步激励着清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士儒、商贾、农民的职业身份也存在许多相互转换的现象。如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胡处士松峰李公行状》中金粟斋云：“松峰公者，易儒而贾，以拓业于生前；易贾而儒，以殆谋于身后，庶几终身之慕矣。”^[96]而部分士儒从商致富后，又转而为农、为儒，如若自己不能达到目的，便寄希望于其子孙。如温纯说：“家大夫即贾，然喜儒，故以纯为儒。纯诸生时，家大父贾，后罢，稍治负郭田为农。”^[97]然而，四民观念的演变并未改变四民之“民”的本质，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地位，仍然只能通过科举考试，以得授官职为途径。所以，商人一直没有放弃他们通向统治阶级的机会，致富后即要求子女、弟兄潜心读书，士者从商后依然将读书之重任交予子女或其他亲人。

先秦以来形成的四民理念，在秦汉以后随着大量内地移民的迁入而传播到云南。但是，由于云南本地民族较多，有自己的社会阶层观念，四民理念在云南的影响如何，难以知道其详细情形，地区虽然有贸易往来，但贸易的发展水平及商人的地位则不得而知。元代至明清时期，云南再次被纳入大一统的国家版图，朝廷在云南推行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四民理念再次在云南得到传播。自明代开始，大量外省商人移民云南从事贸易活动，还有一些商人事迹被载入地方志或官员的著作中。这些记载虽说只是描述现象，但并未排斥或贬低商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士大夫阶层对商人态度的变化。到了清代，云南官员的幕僚、亲人及家丁从事工商业的现象已司空见惯，人们不再以从事工商业为耻辱。如东川赵氏一族的先人就是随官员到东川，并经营铜矿业致富的，“乾隆中，敏功始以庚午（乾隆十一年）年举人清泉县令周祚锦来滇，周令署理东川军民府，兼铜务总办，以敏功公经理客长、课长、总务等职，兼办竹子箐矿硐……”。^[98]再如，维扬肖氏，祖辈“好士”，族员肖希圣曾官至大理太守，而希圣之弟希闲则“不事诗书”，听闻云南山中有矿，可以“数千金置一峦而发家千倍者”，便弃儒经商，到山中投资采矿。^[99]甚至有的商人因经商成功而入仕，如东川府知府萧文言，本是在东川办理铜矿的商人，因办矿卓有成效，“进东川守”^[100]，出任东川府知府。这些现象表明，云南的四民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为士者、为农者可以从商，为商者亦可以入仕。

【注释】

[1]燕红忠：《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3]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第28、29页。

[4]《清圣祖实录》卷85“康熙十八年十月，户部等衙门会议钱法十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5]蔡毓荣：《筹滇第四疏·议理财》，见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志三》，康熙三十年（1961）刻本。

[6]陈希育：《清代日本铜的进口与用途》，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7]《军机处录副奏折》“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清代的矿业》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页。

[8]《清圣祖实录》卷255“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大学士九卿等遵上旨议覆开矿一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9]《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0]蔡毓荣：《筹滇第四疏·议理财》，见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志三》，康熙三十年（1961）刻本。

[11]《新纂云南通志》卷146《矿业考二》，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12]蔡毓荣：《筹滇第四疏·议理财》，见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志三》，康熙三十年（1961）刻本。

[13]蔡毓荣：《筹滇第四疏·议理财》，见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志三》，康熙三十年（1961）刻本。

[14]蔡毓荣：《筹滇十疏》，见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志三》，康熙三十年（1961）刻本。

[15]乾隆《东川府志》卷20《艺文·东川府地震纪实》，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川师范学堂重印本。

[16]乾隆《东川府志》卷8《户口》，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川师范学堂重印本。

[17]《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25“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8]《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吴其濬纂，徐金生绘辑：《滇南矿厂图略·滇南矿厂舆程图略·帑第四》，道光云南刻本。

[20]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户政二十六·奏陈整顿滇省铜征事宜疏》，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

[21]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户政三·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

[22]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材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23]曹树基、吴松弟、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172页。

[24]陈庆德：《清代云南矿冶业与民族经济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25]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26]吴其濬纂、徐金生绘辑：《滇南矿厂图略·附倪慎枢〈采铜炼铜记〉》，道光云南刻本。

[27]吴其濬纂、徐金生绘辑：《滇南矿厂图略·附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道光云南刻本。

[28]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18页。

[29][日]山口义胜：《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云南实业杂志》，1914第2辑第2期，第18、19页。

[30]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第3辑（上），1990年第11页。

[31]故宫博物院：《清档》，见《云南省历史洪旱灾害史料实录》。

[32][日]山口义胜：《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云南实业杂志》，1914年第2辑第2期。

[33]陈庆德：《清代云南矿冶业与民族经济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34]师范：《滇系》卷2《秩官系》，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

[35]道光《云南通志》卷73《矿厂一·银厂》，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3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3《户部九十二·杂赋》。

[37]吴其濬纂，徐金生绘辑：《滇南矿厂图略·滇南矿厂舆程图略·银厂第二》，道光云南刻本。

[38]吴其濬纂，徐金生绘辑：《滇南矿厂图略·云南矿厂工器图略·矿第四》，道光云南刻本。

[39]《清圣祖实录》卷1“顺治十八年一月至二月，云贵总督赵廷臣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40]蔡毓荣：《筹滇第四疏·议理财》，见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志三》，康熙三十年（1961）刻本。

[41]《皇朝文献通考》卷2《田赋考》，光绪八年（1882）浙江书局刊本。

[42]乾隆《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五·委员赴昭办理开垦疏》，乾隆元年（1737）刻本。

[43]道光《威远厅志》卷3《户口》，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

[44]道光《广南府志》卷2《民户》，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45]道光《云南通志》卷58《食货志二十二·田赋二》，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46]乾隆《恩安县志》卷5《风俗人事·户口》，清宣统三年（1911）抄本。

[47]乾隆《东川府志》卷8《户口》，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48]道光《威远厅志》卷3《户口》，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www.chuimin.cn)

[49]康熙《云南通志》卷9《户口》，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50]乾隆《云南通志》卷9《户口》，乾隆元年（1736）刻本。

[51]道光《云南通志》卷55《户口》，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52]民国《姚安县志》卷36《人物志》，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53]康熙《大理府志》卷12《风俗》，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54]〔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55]谢圣纶：《滇黔志略》卷14《云南土司》，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56]嘉庆《景东厅志》卷28，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刻本。

[57]王旭：《征缅纪闻》，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腾冲：美利公铅印曲石丛书，民国三十年（1941）。

[58]王增芳：《谨陈补救淮盐积弊疏》，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1《礼政二》，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

[59]道光《歙县志》卷1《风俗》，道光八年（1828）刻本。

[60]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86页。

[61]〔清〕谢体仁：道光《威远厅志》卷3《户口》，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

[62]康熙《蒙自县志》卷上《厂务》，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

[63]咸丰《普洱府志·梁星源序》，咸丰元年（1851）刻本。

[64]康熙《大理府志》卷6《城池·市肆》，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65]师范：《月街吟》，见道光《云南通志》卷200《诗四》，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66]翁咏榴：《元阳赋》，见檀萃《华竹新编》卷1《建置志》，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

[67]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建置略·市肆》，乾隆八年（1743）刻本。

[68]张泓：《滇南新语·夜市》，《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

[69]民国《大理县志稿》卷5《食货部二·附论工艺之发达与改良》，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70]檀萃：《滇海虞衡志》卷9《志花》，嘉庆九年（1804）刻本。

[71]乾隆《续河西县志》卷3《风俗志》，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

[72]《清高宗实录》卷41“乾隆二年四月，覆、云南巡抚张允随疏报、遵旨革除冗税”，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73][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下），陈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369页。

[74][日]华立：《清代洋铜贸易中的额商集团》，见朱诚如、王天友编《明清论丛》第11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

[75]《铜政便览》卷6《采买》，云南省图书馆藏清刻本。

[76]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昆明：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第18页。

[77]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云南事情》，见薄井由《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2页。

[78]李埏：《滇越铁路半世纪》，见《云南日报》，1957年4月14日。

[79]《新纂云南通志》卷131《学制考一》，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80]《新纂云南通志》卷131《学制考一》，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81]《新纂云南通志》卷132《学制考二》，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82]《新纂云南通志》卷131《学制考一》，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83]《新纂云南通志》卷133《学制考三》，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84]《孝经·开宗明义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孝经·圣治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美]何炳棣：《中国会馆史》，台北：学生书局1963年版，第3-4页。

[87][美]何炳棣：《中国会馆史》，台北：学生书局1963年版，第8页。

[88]光绪《续顺宁府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89]康熙《云南通志》卷2《风俗》，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

[90]《管子·小筐第二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张邦炜：《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92]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本。

[93]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7《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94]康熙《济宁州志》卷2《风俗》，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9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96]李晖、李春等纂修：《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胡处士松峰李公行状》，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

[97]温纯：《温恭毅集》卷13《二亲行略》，文渊阁四库全书。

[98]东川《赵氏宗祠碑记》，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清代的矿业》（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4页。

[99]吴芗厈：《客窗闲话》卷1《初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影印本。

[100]檀萃：《厂记》，见师范《滇系》卷8之4，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