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利玛窦向晚明士林陈述西方的伦理思想时,他并没有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上,《交友论》所呈现的思想虽表现出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但中间也不存在着斥佛合儒的问题。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异,利玛窦无疑是很快意识到的。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迫使利玛窦指导自己从事传教事业的客观理性,要走附儒斥佛的路子,要强调儒家的非宗教性质。......
2024-01-09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籍贯”“故乡”。籍贯指的是人的出生地,无论以后迁居何方,其籍贯都是不会改变的;故乡则是出生或长期居住的地方。由此不难看出,籍贯与故乡之间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中国人浓厚的“籍贯”“故乡”情怀与儒家的“孝道”思想的渗透有密切关系。“孝道”是儒家的经典思想,《孝经》认为“孝”乃“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84],孝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和基本理念。“孝”有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民之孝,圣人以孝治天下,则天下太平。孝道之中,以敬重父亲为要,敬重父亲,则以祭祀先祖时配祀天地为最,“孝莫大于严,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85]儒家还认为,人不仅要孝敬父亲,还要向孝敬父亲那样孝敬母亲,侍奉兄长、前辈或长辈。秦汉以后,孝道作为官方正统思想通过学校教育等方式在全国推行和传播。在儒家孝道思想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敬天法祖”“孝养父母”“善事兄长”的传统文化,它使人们对父母、兄长有着特殊的责任与情感,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父母、忘记先祖,无论身居何职都应赡养父母。有父母、兄弟的地方就是家,家所在的地方就是家乡,故古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必安土重迁”。
这种重视先祖、父母、家乡的观念,在封建王朝推行流官制、科举制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逐渐形成重视籍贯、故乡的观念。孝道观念使中国人“安土重迁”,并且非常重视家人之间血缘关系。一家人经过数年、数十年的繁衍之后,就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而对血缘关系的重视增强了家族内部的互助和团结。秦汉时期,朝廷为了削弱或防止地方大家族势力的膨胀,限制官员在家乡任职,即实行地方官员任职本籍回避制度。这一制度在以后各朝代均有实施,只是程度有所不相同,它“大大增强了统治阶级对原籍或祖籍的观念”。[86]籍贯观念还影响着科举制度。隋朝科举制创立后,学校与科举并行,而且学生需在原籍进行乡试,考中乡试后方可考举人,中举后才可考进士,尤其在明代每地学校的生员皆有额数,“科举与学校全部根据地籍”。[87]科举制、流官制的长期推行,使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官僚阶层均非常重视籍贯,籍贯观念不断增强。
籍贯观念的增强使人们对作为原籍的故乡有了深刻的眷恋。原籍、故乡有亲人的关怀,有自己熟悉的环境与风俗,这一切在人们流寓之后都显得倍加亲切。家乡变故乡,故乡的语言、建筑、习俗、亲人,乡里等一切都在游子的心里化作浓浓的乡愁。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故乡不仅是一种人文关怀,还是一种地域认同。(www.chuimin.cn)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士子、官僚阶层外,工、商、农业者也开始移民,流寓他乡的人们有对故乡有着共同记忆、共同思念,重视籍贯、故乡的观念逐渐扩展至各个阶层。正是这种观念的存在,使人们往往在流寓他乡后,选择同乡人聚居,仍然保持者原来的建筑、习俗、语言,久而久之他乡便成故乡。
重视籍贯和故乡的观念随着云南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以及移民的进入逐渐在云南社会中形成,从而使云南的许多地区,在职业观念、生活起居、风俗节日等方面,都与内地更加相近。如昆明市“民性淳良,不好争讼,但近城市多习贸易而以少事耕织,服食交除不无奢靡耳”,顺宁县云州(今云县)“自开辟以来,陆续寄居汉人渐多,倶各省及他郡来人,籍者其习业服食……与中州同”。[88]再如,安宁州(今安宁市)“汉彝杂处居,相沿既久,自明洪武间人多习儒……文物衣冠几与中州垺”。[89]这就是儒家文化、故乡文化在云南传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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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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