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市场的国际长途贸易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这些国际贸易与云南市场未发生直接的联系。17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国际贸易输入商品又增加了一项——铜，而国际贸易铜矿供需的变动，则为云南铜矿商品打开了市场。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是英法殖民者在中国西南边疆拓展商业贸易的首选市场。蒙自、思茅、昆明、腾冲发展成为云南最繁荣的地区交易市场和商品转输中心。[78]尽管外国商业贸易的拓展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但是它对云南市场短暂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清代中国的国际贸易非常繁荣，和中亚—欧洲、东南亚—南亚、美洲三个区域建立了贸易联系。在19世纪以前，中国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三种商品是出口贸易的大宗商品，并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出超地位；输入的商品主要为白银。不过，这些国际贸易与云南市场未发生直接的联系。

17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国际贸易输入商品又增加了一项——铜，而国际贸易铜矿供需的变动，则为云南铜矿商品打开了市场。康熙二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684—1715）中国的铸币铜矿主要从日本进口，高峰期最高运铜量在500万～600万斤以上。^[73]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日本正德五年）日本官方颁布了《正德新例》，规定将中国商船准入长崎港的船数从高峰时期的70 艘减为30艘，每年输出铜矿不超过300万斤。^[74]此后，日本减少对中国铜矿的出口量，各省采买洋铜数量也随之日益减少，铜矿供不应求。康熙、雍正朝先后出台了相关措施均未能有效解决铜矿短缺问题。其间云南政府官员题奏中央将滇铜运销湖南等地，但销路仍有限。乾隆以后，中央支持云南发展铜矿业，批准8省铸币铜矿从云南采购，开创了云南铜矿业的发展黄金期。据文献记载，乾隆十九年（1754）云南铜销往江西、湖北、贵州、两广的总量达177万余斤；乾隆三十年（1765），云南铜销售市场进一步拓展，从原来的五省拓展至九省，销售量从177万余斤增长至318万余斤。^[75]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商业殖民活动的推进，外国商人及商人资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贸易市场逐渐向中国拓展，并且在贸易中占据出超地位。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是英法殖民者在中国西南边疆拓展商业贸易的首选市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自、思茅、昆明、腾冲开关，以及红河水道、滇越铁路的开通，促进了通商口岸以及各交通沿线的商业繁荣。蒙自、思茅、昆明、腾冲发展成为云南最繁荣的地区交易市场和商品转输中心。云南所产大锡，四川所产生丝等商品，国外所产洋纱、棉布及其他洋货皆经各口岸输出或输入。同治十二年（1873），红河航道被法国殖民者强行打通，在该水道越南段，海船自海防港起航，经1天行程到达河内，在河内改乘舢板航行12天达老街，由老街至蛮耗需航行7天。红河水道的开通后，滇越贸易货物多经由此路运进和运出。“滇南所产铜、铅、铁、锡、鸦片烟，取道红河出洋；各项洋货，又取道红河入滇，愈行愈熟，已成通衢。”^[76]五口开埠以后，云南省际贸易和对外贸易日益繁荣，贸易范围扩大，商品交易种类和数量也日益增加。据统计，光绪十五年（1889）至宣统三年（1911）间，蒙自、思茅、腾越三关贸易总值共达1 100 005 640海关两有奇，出口土货总值从87 629海关两增至7 228 365海关两，入口洋货总值从62 300海关两增至6 089 356海关两。三关的进出口货价值处于出超地位，其中大锡出口价值占到80%甚至90%以上，此外出口货物还包括茶叶、药材、铅、锌等；进口货物以棉纱、匹头、棉花为大宗，煤油、烟类、瓷器、海味、燃料、洋杂货等次之。(www.chuimin.cn)

宣统二年（1910），滇越铁路全线开通，沿线各地贸易随之繁荣，该商道逐渐取代了越南至中国的其他水运和路运交通方式，成为区域对外贸易的首选交通工具。据日本总督官方调查课《云南省事情》显示：“铁路开通以来，至今几乎没有一个旅客利用长江西江水路到达云南边境……至今除了二三种特殊货物以外，全部都利用铁路运输，如今百色南宁之间的水路显得极其凄凉，保持商路命脉的是，像蜡烛那种铁路规定特别昂贵的运费的商品运输。”^[77]滇越铁路对云南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李埏先生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评述：“越靠近铁路的受到震动越大……这种震动具体表现为沿线庄园的破坏和殖民地商业城市的兴起。例如路南县的禄丰村，原是一个僻处深山、外人罕至的村庄，通车后不久，当地财主们便纷纷召集穷人开山场，办木料、烧炭，运销农产品甘蔗、米粮等。”^[78]

尽管外国商业贸易的拓展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但是它对云南市场短暂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云南市场的国际长途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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