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会馆研究揭示国内长途贸易与云南市场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的长途贸易在唐宋时出现了第一次高峰，明清时期迎来第二个高峰。（一）长途贸易拓展至云南云南在唐宋时就与省外市场有了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有限，而且长途来云南贸易的外省人较少。清代，中国长途贸易迎来发展的全盛时期，各省地域商人蠢蠢欲动，陆续加入贸易队伍，云南是他们的贸易范围之一。另外，徽商、晋商等资本厚实的大商人也将其长途贸易逐渐拓展至云南。

商品在不同市场之间的流通就形成了贸易，中国古代商品流通的途径主要靠商人贩运，物流的渠道是单一的。所谓长途贸易，指的是地域商人将商品从生产地远销到各地市场的活动，长途贩运贸易随着商人空间的拓展，其经营活动也日益繁荣。中国的长途贸易在唐宋时出现了第一次高峰，明清时期迎来第二个高峰。此时的长途贸易的区域范围更广，商品流通的距离更远，而且参与的商人队伍也越来越壮大。除了明代兴起的著名十大商帮之外，各地新兴的地域商人也加入了长途贩运贸易。当然，人们对长途贸易的距离并未进行过界定，久而久之就把跨省贸易、跨国贸易，乃至远距离的省内贸易都归为长途贸易。

地域商人从事长途贸易，将某地稀缺商品贩销入境，或将当地出产之商品运销出境，在大多数时候这种贸易是双向的。因此很多时候地域商人迁移到另外一地，就标志着他们所从事的长途贸易拓展至该地。就云南而言，我们也可能通过文献记载的商人足迹，来判断他们是否将长途贩运贸易拓展到了云南地区。

（一）长途贸易拓展至云南

云南在唐宋时就与省外市场有了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有限，而且长途来云南贸易的外省人较少。明代以后，中国长途贩运贸易日益繁荣，从这时开始就有许多外地商人入云南进行贸易，其中尤以江西商人为最。在姚安城内，万历年间就有江西商人行商至此^[52]；在云龙州洛马井，“慕盐井之利”^[53]而来的商人络绎不绝。江西商人不仅仅将长途贸易拓展至云南，还在云南落籍居住，时人称云南省“非江右商侨居之，则不成其地”^[54]，可见当时江西商人的贸易范围已经拓展至云南大部分地区。

清代，中国长途贸易迎来发展的全盛时期，各省地域商人蠢蠢欲动，陆续加入贸易队伍，云南是他们的贸易范围之一。据文献记载，清代将贸易拓展至云南的地域商人较多，而且他们大多选择在云南短暂或长期居住，贩运贸易日益稳固。其中，江西商人依然是在云南贸易范围最广、经营人员最多的地域商人，“滇黔各处，无论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往来贸贩”^[55]，在景东“每有数十家村寨处，辄有江西人在彼开铺、熬酒、卖布，重利放债”^[56]，在滇缅边境江西抚州府人“市米肉”^[57]，尤以清江、吉安、抚州商人在云南者最多。江西商人素来以能吃苦著称，云南乃边境地区，商业发展有限，加上路途遥远、旅程辛苦，许多商贩不愿踏足，唯独江西商人不辞辛劳，深入云南山区、半山区、边远地区进行贸易，或在城镇开设店铺，或到村寨行商，足迹遍布全云南。

另外，徽商、晋商等资本厚实的大商人也将其长途贸易逐渐拓展至云南。徽商资本厚实，大商贾较多，“有挟资千万者，最少亦一二百万”^[58]，他们以雄厚的资本为基础，向全国各地拓展贸易，云南虽然不是他们的贸易重地，但也有不少人到此经营，“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尔焉者”。^[59]晋商是十大商帮中经营理念、经营方式最为先进的一支地域商人，资产上数十万两者较多^[60]，经营项目以钱庄、票号为主，在清代，他们将其长期经营的钱庄、当铺拓展至云南，在昆明、会泽、蒙自、保山等地开设店铺。

此外，楚、黔、川、广等地商人也将贸易拓展到云南。在普洱、广南、开化三府，楚、黔、粤商人到此贸易生理^[61]，其人数多寡不定。在蒙自个旧，“商贾贸易者十之八九，土著无几”^[62]。在普洱，“普洱府威远、宁洱产盐，思茅产茶……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地，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63](www.chuimin.cn)

（二）云南市场的发展

地域商人长途贸易的拓展，推动了云南市场的发展。早在明代，江西等省商人的活动，带动了云南各种乡村集市、地区集市业的形成。明清王朝更迭的战争，使明代形成的一些市场受到破坏，战争结束后，云南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地商贾陆续而至，原先已形成的市场再度兴盛。如在明代就已经发展为滇西区域集市的大理三月观音市，在清初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观音市，在城西教场，每岁以三月十五日集至二十日止，各省商贾争集。官恐其喧闹，调戍卒卫之”。^[64]乾嘉年间，三月街市越发繁荣，师范目睹其盛况后作诗云：“吴蜀罗锦纷成来，红者珊瑚白者玉；药气熏天种种全，奇形百出摇双目；毡裘毳帽耳珠坠，爨缅番戎貌各殊；璀璨疑游五都市，喧嚣如展上河图……”^[65]蜀锦、珊瑚、玉石、药材、毡裘、毳帽、耳珠等商品琳琅满目，爨、缅、番戎等地商贾齐聚，街市俨然一都市。

与此同时，许多不同辐射半径的乡村交易集市普遍形成。康熙年间，元谋县马街“为两省通途，每逢街期，百货云集，上达郡城省会，下抵江外巴巫。商多三姚楚景，客尽江右湘湖，所谓滇南都会也”。^[66]元谋马街为周边地区的乡村交易集市，药材、日用百货均聚此地。乾隆年间，丽江府城外的大研里，已发展成为繁华的集市和转运市。“在府城西关外大研里，湫隘嚣尘，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日‘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旬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丽女不习纺织，布帛皆资外境。合市所陈稻粱布帛居其半，余则食物薪蔬，无他淫巧也。”^[67]此地市场交易物品以布帛、粮食、蔬菜为主。大理剑川的夜市也成长起来，成为周边村民交易市场，“州的沙溪、甸尾皆有市。悄悄长昼，烟冷街衢，日落昏黄，百货乃集。村人蚁赴，手燃松节，日明子，高低远近，如萤如磷。负女携男，赴市买卖”。^[68]

除了交易市场外，云南还发展起跨州县的区域的商品市场。如大理太和县手工艺品、衣服、鞋帽、纺织品一度销往周边以及其他州县，成为滇西地区手工制品供应市场，“衣服、帽鞋、纺织以及金、铜、铁、木、石诸品物为境内之一大输出，谓非工艺之发达不可也”。^[69]昆明石虎关为菊花生产市场，“石虎关民争种菊，人肩车载而入于市，即以为菊庄收成，可不谓花农乎”。^[70]河西（今通海县）是全省有名的土布供应市场，“河西向以出产土布著称，过去海禁未开，缅甸棉花输入，家庭妇女大半以纺纱织布为业……河西布成为出产之大宗”。^[71]这些都属于手工艺或农作物商品供应市场。

尽管云南市场有了成长，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舟车难通，又关卡累累，商贾时时裹足不往，许多地方商贾罕至，更不用说成市了；而另一方面，云南物产不丰，省内所需用品又多需外省商贾贩运而来。为了吸引更多商贾，解决云南物资困乏问题，云南省政府于乾隆二年（1737）下令革除商人冗税：“凡耕锄、箕帚、薪炭、鱼虾、蔬果之属，所值无几，请全行裁革。普洱、武定、丽江三府……一切杂货，倶系落地土税……应一并裁革。”^[72]此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商贾的贸易负担，激励了商人入滇经营。

云南交易市场、商品供应市场的成长，为商人长途贩运贸易创造了经营环境，为商人进一步活跃云南市场，繁荣云南商业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为会馆的兴起创造了经济条件。

清代云南会馆研究揭示国内长途贸易与云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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