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户部批准了蔡毓荣的奏议,标志着云南矿业开采的正式合法启动。为了满足云南省内铸币铅矿需求,者海等各地铅矿相继开采。由于开采矿业不仅需要巨额资本,还需采矿技术及劳动力,云南本土民众难以解决这一问题,蔡毓荣便提出“招商开矿”政策。政府为了保证云南采矿业有序发展,规定商人可以招募技术工人或民夫前......
2023-10-30
在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农业长期以来被视为立国之本,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均非常高。清政府在制定云南边疆开发战略时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地方政府更是亲历亲行,贯彻落实朝廷的农本政策,屯垦开荒,征收赋税。清初,当朝廷完成了在云南的军事攻略后,云南各地已是满目疮痍,人口或逃或亡,许多田地荒芜而无人耕种,众多山区不见人烟。田地赋税是地方以及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解决戍边军队粮草问题的关键,因此垦荒战略势在必行。
(一)招民垦荒
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初定,总督赵廷臣上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倶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39]这可视为清代云南最早的招民垦田战略,无主荒地招民垦种,政府发给土地凭证,使其成为农民的永业田。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南藩王吴氏一族被平定,蔡毓荣在《筹滇第四疏》中再次提出屯垦策略,他提议由随军士兵的家属就地开垦各汛塘土地,“查兵丁之有父兄、子弟余丁者十常五六,请将附近各镇、协、营无主荒地,按实有父、兄、子弟余丁之兵,每名酌给十亩或二十亩……设法借给牛、种,听其父子、兄弟余丁及时开荒,渐图收货,以赡其家……三年之后,仍照民例起科”。[40]康熙三十二年(1693)政府又宣布:“滇省明代勋庄土,照老荒地之例,招民开垦,免其纳税。”[41]此后,康熙年间朝廷在云南的垦殖战略依然未变,或招随军家属耕种,或招其他民耕种。
雍正年间,朝廷在云南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土司治理地区的人口大量死于战争,田地荒芜,岁无赋税,政府出台了募民垦荒的政策。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高其倬鉴于昭通府大量田地荒芜、军队粮草短缺的状况,上奏朝廷建议招民来垦殖,“昭通一郡,四面环山,兵米自外州县运往,转输不易,若本地耕获有资……田畴渐广则民户日曾,可以填实地方,可以移易猓习……檄令布政司葛林、粮储道黄士杰议详,商同抚臣张允随批定……专办垦务”“新招垦户到昭之时,每人给以田二十亩。此给田之处,先尽熟水田给垦;熟水田给完,再尽生水田给垦”。[42]可见,雍正年间的垦荒政策依然以招民垦殖为主。
朝廷的边疆开发屯垦政策为内地自发移民入滇屯垦创造了机会,内地各省移民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逐渐移民云南山区、半山区开垦荒地,造成事实上的移民屯垦。在广南、顺宁等地山区,屯垦移民即为这些地区的开拓者。如普洱、开华、广南就有大量流民涌入山区开荒,“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箐未经开发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寨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苞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华、广南、普洱三府最多”[43];广南“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拏,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为乐土”[44]。移民屯垦政策使云南的众多地区土地、山林被开垦,一些山区、半山区、边远地区都成为外省移民眷顾之地,各地持续开荒,云南耕地面积持续扩大。据清代官方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云南田土总计共64 817顷66亩,康熙三十年(1691)云南田地增至72 988顷32亩;雍正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后,云南人口锐减,耕地荒芜,耕地面积较康熙年间减少,总计64 114顷95亩。经过雍正后期的恢复以及移民垦荒政策的实施,云南耕地面积在乾隆年间迅速增长,经过短短20余年的时间,至于乾隆十八年(1753),云南总计民田69 499顷80亩,屯田5 915顷37亩,学田44顷88亩,较雍正年间增长了一倍多,之后云南耕地依然持续增加,每年都有新开垦田地题报,多则百顷,少则几顷;嘉庆以后,每年题报新增耕地较乾隆时期大量减少,但仍有新增。据道光七年(1827)统计,云南实在成熟民田83 744顷41亩,比乾隆十八年(1753)增加了14 245顷;实在成熟屯田地9 143顷98亩[45],比乾隆十八年增加了3 228顷。
(二)云南的垦荒移民
云南耕地面积持续增长,那么到底有多少移民参与了农业垦荒运动呢?官方没有详细的、系统的、持续的移民数据,只有部分地区的零散统计。(www.chuimin.cn)
昭通府为清初云南招民屯垦的主要区域。雍正八年(1730)禄万福起兵抵抗改土归流政策,战争造成境内人户逃亡、死伤、迁移大半,村舍变成废墟。政府招民前来昭通,或屯垦、或经商,户口逐渐增加,至乾隆十年(1765),昭通府户口共9007户,男丁26 538人,女丁19 018人,短短数十年增长了10余倍。[46]
东川府也是招民垦殖的重要区域。东川民众在土司战乱中损伤达3/10,雍正十三年调查全府共5400户,而乾隆二十六年清查烟户达12 803户,不计厂户及其他非烟户,户口增长亦非常快。除了原有人户的增长繁衍之外,户口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走厂移民入村寨成为耕户,“各省其旁郡民聚二三万人,其娶妻生子,凿井耕田”。[47]
普洱、开化、广南三府地广人稀,是流民潜入垦荒的最佳选择地。据云南政府官员禀称,道光三年(1823)已经对进入这些地区的流民进行了清查入编。然而,不到数年又有大量四川、贵州、广西等流民潜入,十余年间流民户口以万户为单位增长,“开化所属安平、文山等处现计客户、流民共二万二千余户,广南所属宝宁、土富州等处现计客户、流民共二万二千余户”。[48]两地共稽查出新增流民户4.6万户,新增人口不详,我们姑且以每户2人计算,其人口已达9.2万。当然,有些户的人口不止2人,实际人数当高于此数,已突破10万人口。这些移民到云南后大多落籍居住,繁衍生息,地方政府也并未对这些垦荒流民实行遣返政策,而是将其编入保甲造册,按编户进行管理,并每年定期清查人户。
这是局部地区的移民屯垦情况,至于全省的移民增长,我们可以从清代云南人口增长的总体趋势来进行考察。从清代官修方志中可以看出,云南总人口的统计数据持续增长,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增长速度最快。据康熙《云南通志》载:康熙三十年(1691),政府统计的原额人丁及清出人丁共141 058人[49];康熙五十年(1711)又清出民丁145 240人、军舍土丁38 277人,共183 517人。雍正九年(1731),全省实在民户人丁及其滋生人丁188 920人,军舍土丁及其滋生人丁共49 041人,共计237 961人。也就是说,康熙、雍正年间官方记录的人口数量保持持续增长,但未突破24万。[50]
乾隆以后,云南人口爆发式增长,尤其是民户口急剧增长。乾隆六年(1741)实在民户口已增至9 170 185人,十六年(1751)增至1 974 037人,二十六年(1761)增至2 008 802人,三十六年(1771)增至2 207 650人,四十六年(1781)增至2 626 492人,五十六年(1791)增至2 938 522人。嘉庆二年(1797),民户口3 248 625人;嘉庆十四年(1809),民户口突破400万人,道光年间人口仍持续增长。[51]由于这些统计中并未注明土著与移民的比率,我们无法得知移民的具体数据。但清代云南人口呈爆发式增长,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繁衍之外,大量移民持续进入云南并在云南落籍居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是矿业移民,还是农业移民,他们的到来使云南会馆的兴起具备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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