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会馆研究：全书结构及作用总结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第二章，对云南会馆兴起时的特殊历史背景进行介绍和分析，指出云南会馆是在清代云南边疆开发的大历史环境中兴起的。第三章，全面梳理云南会馆的时空分布，重点梳理外省人、云南人在云南省建立的会馆分布情况，分析会馆在云南分布的特点；简要梳理云南人在国内、缅甸建立的会馆分布情况。第四章，考察云南会馆的内部运作机制，包括会馆组织体系和会馆经济运作两个部分。第五章，分析云南会馆与云南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由于清代云南工业发展的焦点为采矿业，故第一节主要探讨云南会馆对云南采矿业发展的影响，揭示会馆在采矿业资金聚集、生产、管理中的促进作用；第二节主要探讨会馆对云南商业发展的影响，揭示会馆在云南商业制度建立、城市商业发展、贸易（省内、省际、国际）拓展中的推动作用；第三节简要分析会馆经营土地与云南农业的互动。第六章，分析云南会馆对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一节分析会馆在推动云南流寓人口管理上发挥的积极作用；第二节阐述会馆所举办的各类慈善活动，这是整个社会救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节分析会馆建置布局特点，以及戏曲文化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第四节论述会馆在云南社会冲突中，被会馆领导误导、利用，以维护矿商阶层的利益，从而导致械斗事件的发生；第五节探讨会馆之后的官商博弈。结语部分，对全书进行总结，指出会馆在云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都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它的存在方式却比较隐蔽，并且分析民众为何以馆庙合一的方式建立民间组织；鉴于清代云南会馆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作用，笔者提出了它对当代社会的几点启示。

【注释】

[1]会馆具有实体建筑和团体组织两重含义，本书虽然也介绍作为实体建筑的会馆，但更侧重于后一种的含义。在正文中具体论述何种含义上的会馆由各章节内容确定，此处不一一注明。

[2][加]人正民主编，[美]罗威廉著，李仁渊、张远译：《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24页。

[3]MacGowan，D.J.（1886）Chinese Gu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nce and Trades Unions.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1：133192.Morse，Hosea B.The Gilds of China，Shanghai：Kelly &Wash Ltd.

[4]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4页。

[5]郑鸿笙《中国工商业工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括》《国闻周报》第2卷第19期，1925年5月18日，第19-21页。

[6]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4页。

[7]John Stewart 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New York，1928.

[8][日]大谷孝太郎：《上海的同乡团体及同业团体》，《支那研究》，1929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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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1][日]加藤繁：《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2]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6页。

[13]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南京：正中书局，1943年。

[14]见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6页。

[15]见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6页。

[16][日]佐伯有一、田仲一成：《仁井田陞博士辑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集》，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1975—1983年版。

[17]见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6页。

[18]Bradstock，Timothy R.（1983）.Ch'ing Dynasty Craft Guilds and Their Monopolies.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14（12）：143155.

[19]Liu，Kwang ching.（1988）.Chinese mer chant guilds：An historical in quiry.Pacific Historical Riview，57（1）：123.

[20][美]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1页。

[21][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43页。

[22][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蓉、鲁西奇译，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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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

[52]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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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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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会馆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67]薄井由：《清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为依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候宣杰：《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

[68]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82页。

[69]赵逵：《“湖广填四川”移民通道上的会馆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0]刘凤云：《明清城市的文化空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闫涛：《山陕会馆与关公信仰文化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余晓川：《河南会馆建筑雕刻题材中的商业文化》，《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71]白继增、白杰：《北京公馆基础信息研究》，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年版。

[72]宋伦、李刚：《明清工商会馆“会底银两”资本运作方式探析——以山陕会馆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李刚、宋伦：《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以山陕会馆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李刚、宋伦：《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李刚：《明清时期陕西会馆和近代陕西商会的“市场化”基因》，《中国社会组织》，2014年第1期。

[73]邹怡：《善欲何为：明清时期北京歙县会馆研究（1560—1834）》，《史林》，2015年第5期。

[74]赵鹏、李刚：《论明清工商会馆的社区功能——以山陕会馆为例》，《理论导刊》，2014年第2期。

[75]袁德宣：《湖南会馆史料九种》，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版。

[76]许檀：《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77]李琳琦、梁仁志：《徽商公所征信录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78]闫润德：《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

[79][美]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46、52、53页。

[80]蓝勇：《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81]章文焕：《云贵川三省万寿宫考察记》，《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82]刘云明：《清代云南商人的群体整合》，《思想战线》，1996年第2期。

[83]James Z.Lee.（2000）.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ontier：Southwest China，1250-185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年该书的中译本出版（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材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4]薄井由：《清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为依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8卷第3辑，2003年9月。

[85]毛佑全：《云南昆明会馆组织史迹探索——简述云南昆明会馆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06年。

[86]罗群：《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思想战线》，2007年第6期。

[87]陈树志：《清代——民国时期昆明城会馆研究》，昆明：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88]吕维洪：《会泽八大会馆中的神祉崇拜及其文化意蕴》，《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89]卞伯泽：《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上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90]孙健灵：《会泽寺庙会馆的宗教人类学考察》，《曲靖师范学院》，2015年第1期。

[91]乾隆《云南通志》卷18上“秩官”：（雍正八年）“改分守永昌道为分巡迤西道，辖大理、楚雄、姚安、永昌、鹤庆、顺宁、永北、丽江、蒙化、景东十府，仍驻大理府”。《大清一统志》卷368“云南省”：“分巡迤西兵备道，雍正八年改分守永昌道，设驻大理府，辖大理、楚雄等十府；乾隆三十一年永北改厅，三十五年姚安、鹤庆改州，分属楚雄、丽江二府，蒙化、景东并改厅，共辖大理等八府厅。”

[92]乾隆《云南通志》卷18上“秩官”：“（雍正）八年，置分巡迤东道，辖云南、曲靖、临安、澄江、武定、广西、广南、元江、开化、镇沅、东川、昭通、普洱十三府，驻寻甸州。”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68“云南省”：“分巡迤东道，雍正八年设，驻寻甸州，辖云南、曲靖等十三府，乾隆三十一年，将云南、武定归驿盐道辖，普洱、元江、镇沅、临安归新设之迤南道辖，本道专辖澄江等七府州。”

[93]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68“云南省”：“分巡迤南兵备道，乾隆三十一年设，驻普洱府，辖普洱、镇沅、元江、临安四府州。”

[94]《皇朝文献通考》卷289《舆地考·云南省》：“（康熙）八年，降寻甸府为州，属曲靖府；……三十七年，升北胜州为永北府，以永宁土府属于永北府。雍正二年，改威远土州为直隶同知厅；四年改四川之东川军民府来属，五年又改四川之乌蒙、镇雄二军民府来属，六年降镇雄为州属乌蒙府，七年置普洱府，……八年置开化府，九年改乌蒙府为昭通府。……（乾隆）三十年，定武定、曲靖、东川、元江、永昌等府俱罢称军民府，三十五年省姚安府入楚雄府，省鹤庆府入丽江府，改广西、武定、元江、镇沅四府俱为直隶州，改蒙化、永兆（北）、景东三府俱为直隶同知厅，凡领府十四、直隶州四、直隶厅四。”

[95]商人：本书的商人既包含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职业商人，又包括亦农亦商、亦工亦商的兼职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