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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南会馆研究成果

【摘要】:通过对学界研究动态的梳理发现,尽管中国会馆史研究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可是对云南会馆的研究稍显薄弱。薄井由对清末民初云南会馆的分布、兴衰转移和发展特点做了梳理和分析,其引用的调查报告是研究云南会馆的重要史料。[88]2011年,卞伯泽出版了《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一书,该书是云南省会泽县城会馆研究的重要成果。

通过对学界研究动态的梳理发现,尽管中国会馆史研究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可是对云南会馆的研究稍显薄弱。

1966年,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第四章《会馆的地理分布(上):商埠、省会、一般州县、工商镇市》中,依据海关十年报告及方志对云南省蒙自、昆明、思茅三商埠的会馆做了简要介绍,但文中并未对云南会馆做深入分析。[79]

在1984年出版的《昆明市志长编》近代之一、近代之二中,收录了清代、民国时期昆明县包括民间访谈在内的同乡会馆、行业会馆的相关资料,对我们研究昆明地区的会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2000年出版的《云南史料丛刊》卷十三中,方国瑜先生亦对会馆做了精要的评论,并收录了会馆碑刻资料。

1996年,蓝勇在《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一文中,对云南省的江西、四川、湖广、广东、福建、秦晋、江南贵州会馆分布数量做了统计,得出清代云南共有151所移民会馆,但文中并没有论述这些会馆在云南的详细分布情况,也未提及资料的出处。[80]1997年,章文焕对西南三省万寿宫(即江西会馆)进行了实地考察,撰写了《云贵川三省万寿宫考察记》一文,文中指出:云南省33个市县有50座万寿宫,但他并未对各市县的万寿宫分布进行详细论述或考证。[81]同年,刘云明发表《清代云南商人的群体整合》一文,对清代昆明地区的商人会馆进行了考察,指出了清代在云南的商人群体认同不断强化的现象。[82]

2000年,美籍华裔学者李中清(James Z.Lee)出版了《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ontier:Southwest China,1250—1850》(《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经济:1250—1850》),他在该书“附录C:移民庙宇和会馆”中以表格形式对江西、陕西、湖广、四川、贵州、两广、江南、福建庙宇及会馆在云南省的分布地、出现年代做了梳理,但未对这些会馆的详细分布做介绍。[83]一般情况下移民庙宇即为移民会馆,不同地域移民庙宇和会馆在称谓方面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如江西庙宇或会馆一般称为“萧公祠”“真君殿”或“万寿宫”;但在有些地区这些移民会馆的称谓又会发生变化,如云南蒙自的江西临江会馆又称“仁寿宫”、个旧江西会馆又称“关圣宫”,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对会馆梳理的遗漏。李中清先生将移民庙宇和会馆并列在同一表格,不知是否有移民庙宇即为会馆之意,我们在运用表格中的会馆资料时应加以辨析。

2003年,日本学者薄井由在《清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为依据》一文中,分析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各地会馆的地理分布,其中涉及云南会馆分布的内容较多,还专门论述了云南开埠与会馆兴衰之间的关系。[84]此外,她在其博士论文《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的第四章“清末民初云南境内会馆的兴衰及其地域差异”中专门对清末民初的云南会馆进行了论述。该章第一节将日本东亚同文会对清末民初云南省城会馆的调查记录做了翻译,这些资料是我们了解清末民初云南会馆发展状况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关于行业会馆的调查报告弥补了行业会馆记录缺失的文献空白;第二节则在同文会调查记录的基础上对云南主要城镇(昆明、蒙自、思茅、宜良、会泽、昭通等)的会馆做了统计,这些统计数据并不精准,然文中对晚清云南部分城镇会馆分布的记录,弥补了其他文献记录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三节分析了开埠及滇越铁路的修建对会馆分布转移的影响,尤其是对民国时期昆明和蒙自城会馆发展的影响;第四节总结了近代云南会馆的特点。薄井由对清末民初云南会馆的分布、兴衰转移和发展特点做了梳理和分析,其引用的调查报告是研究云南会馆的重要史料。但是由于她的梳理和分析是基于东亚同文会的调查报告,故时间上主要集中在1910年至1928年,空间上主要集中在清末云南的主要商业城镇,难以展现整个清代云南全省会馆的发展、演变历程,难以对云南会馆分布做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2006年,毛佑全在《云南昆明会馆组织史迹探索——简述云南昆明会馆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一文中,梳理了昆明的会馆组织,简要分析了会馆的社会整合功能。[85](www.chuimin.cn)

2007年,罗群在《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一文中,简要梳理了云南昆明的同乡、同业会馆的分布、兴起原因及发展状况,深入分析了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经历的会馆、行帮、商会三个发展阶段,并且指出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的发展演变就是“商人之间由分散走向联合,由孤立状态走向协调行动,使全省商人形成一个整体网络”的过程,该文是清代云南会馆研究成果中系统性较强的论著之一。[86]

2008年,陈树志的硕士论文《清代——民国时期昆明城会馆研究》[87]从地理历史角度分析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昆明城同乡、同业会馆的分布概况、原因及特点,并且对会馆戏曲文化活动和慈善活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是昆明城会馆研究的重要成果。

2010年吕维洪的《会泽八大会馆中的神祉崇拜及其文化意蕴》从会馆神祉崇拜现象分析了会馆文化所具有的意蕴,其研究角度较具新意。[88]

2011年,卞伯泽出版了《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以下简称《会馆文化》)一书,该书是云南省会泽县城会馆研究的重要成果。[89]尽管该书的研究空间位置仅锁定为会泽县,但是研究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卞伯泽先生自小就生长在会泽县城,对会泽县城的会馆情有独钟,他实地考察、广泛收集了会泽民间有关会馆的口碑、文献资料,还参与了会泽县城会馆的修复工作,非常熟悉会泽会馆发展历史,可谓会泽县城会馆的活字典。《会馆文化》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九章。第一章就会馆的定义、历史沿革、部分地域会馆的分布做了介绍;第二章对会泽县历史沿革、城市发展特色做了简要介绍和分析;第三章对会泽县城会馆类别做了介绍;第四章对会泽会馆及其他庙宇所祀之神做了介绍和分析;第五章对会泽会馆的建置布局以及会泽城市建筑文化做了详细介绍和解读;第六章介绍了会泽会馆的戏剧庙会文化以及会馆志——《东川湖广会馆传书》;第七章集中分析了会泽县会馆的组织形式、管理机构和经济开支;第八章分析了会馆的社会功能;第九章对会泽县人在郡外所建会馆做了介绍。本书的优点是开创了云南会馆研究的新路径,除了对会泽县城的会馆分布、部分会馆的兴建时间进行介绍和考证外,还对云南会泽县城各会馆的建筑布局、会馆的内部结构、会馆的文化活动、社会功能等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大大丰富了会馆研究的内容。据笔者了解,书中所介绍的会馆志——《东川湖广会馆传书》是在禹王宫修复时出土的残本,亦为孤本,是我们了解会泽会馆历史的第一手史料。

2015年,孙健灵的《会泽寺庙会馆的宗教人类学考察》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对会泽会馆文化进行了研究,指出会馆是一个世俗与圣神交融的“剧场”。[90]

综上可见,学界对商业大都市、全国商业重镇会馆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而许多中小城市、边疆地区会馆研究则非常薄弱。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研究云南会馆,其视角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也日益丰富。但是,学界关于云南边疆地区会馆的研究广度、深度仍有提升空间。在已有的关于云南会馆的研究成果中,研究地域主要集中昆明、会泽两地,而像会馆较为集中的蒙自、昭通等地的研究较少,而且这些成果尚未对云南全省范围内的会馆分布做全面的、详细梳理和分析,也未出现对云南会馆内部组织机制、内部经济运作以及会馆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做系统地、联系地、全面地研究,关于省外、国外云南会馆的研究更少。因此,有必要对清代云南的会馆以及云南人建立的会馆进行系统研究,厘清会馆分布、运作、性质、功能等基本问题,探寻会馆与云南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