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商人所建会馆既与政府祭祀礼制相吻合，又在政府社会管理中起到补充作用，故政府对商人会馆不仅持许可态度，还给予保护。但云南官方在纂修方志时，把民间兴建的众多会馆祠庙、寺庙列入“祠祀志”中，这则信息足以表明政府对会馆的建立是持许可或默许态度的。（三）准许会馆加入商会清末商会是“商”依照“官”方法律成立的商建官督商人组织。......
2023-10-30
清代云南会馆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情况
【摘要】：经过1880年到1980年近一个世纪对会馆的研究、探讨及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对会馆研究的视角和思路不断创新，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研究日益理性化、全面化、深入化。如1992年罗威廉发表了《明清会馆》一文，提出中国会馆“复合结构”论，即认为会馆兼有同乡、同业组合的双重结构。[39]2009年，莫尔·马塔发表了《17至20世纪的中国行会概述》一文，认为中国的会馆类似西方的基尔特行会，并对中国会馆、公所的研究现状做了概述。
经过1880年到1980年近一个世纪对会馆的研究、探讨及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对会馆研究的视角和思路不断创新，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研究日益理性化、全面化、深入化。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会馆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研究焦点从关注会馆的基尔特性质转到探讨会馆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川胜守在《明清时代的北京、苏州、上海之广东会馆》中，率先应用会馆的地域分布强弱来分析地域性商帮在某地实力的强弱，指出商人会馆是对士大夫会馆的一种模仿，并通过会馆分析了明清社会变革中商与士的关系。[37]寺田隆信在《关于北京歙县会馆》中指出，北京的歙县会馆主要是为服务于科学而建立的，但是在会馆发展中商人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会馆问题与科举、商业资本问题联系起来，使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38]
欧美学者受社会整体研究史热潮影响，将中国会馆研究置于大社会背景下，注重会馆与其他社会单元的联系，对会馆的认识更加客观。如1992年罗威廉发表了《明清会馆》一文，提出中国会馆“复合结构”论，即认为会馆兼有同乡、同业组合的双重结构。[39]2009年，莫尔·马塔（Moll-Murata.C）发表了《17至20世纪的中国行会概述》一文，认为中国的会馆类似西方的基尔特行会，并对中国会馆、公所的研究现状做了概述。[40]
国内会馆研究队伍愈发壮大，在会馆的性质、功能等基本问题研究，会馆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会馆资料收集整理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于会馆性质、功能的研究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他们注意到了同乡与同业的会馆、公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客观地分析了会馆的“双重结构”。如徐鼎新认为上海的同乡会馆与行业公所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同乡会馆表现出同行业组合的特点，同时同业公所中又包括若干地域商帮。[41]王笛认为重庆的会馆、公所和同业行会也体现了同乡与同业双重组合的结构特征。会馆不仅是同籍移民举办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对城市政治、宗教、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它几乎参与了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各项事务。[42]王日根认为“会馆与公所在很多场合往往不易区分，倘若真要说出二者的区别，其主要点当在于：会馆往往较多地讲究仪貌，公所则更多地注重实效。……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会馆则往往是大商人跻身于仕途或攀附仕途的根据地。而中小商人则既可栖身公所，又可寄居会馆”。[43]邱澎生认为“无论会馆公所或商会，这些苏州商人团体都是一种民间结社。他们有一定的结社宗旨，也有正式的内部组织章程，因而也是一种社会组织。”[44]范金明认为，对会馆与公所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会馆和公所都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两类”“会馆与公所不但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且在产生时间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先后”。[45]方志远认为“会馆与公所是一种递进关系。会馆是起始的名称，公所是继起的名称。但是会馆是聚会之所，叙的是乡谊，气氛宽松；而公所是公议之所，议的是利益，气氛严峻。”[46]上述观点，均有资料可以证明其合理性，但又难以涵盖所有会馆、公所的关系，因此要客观辩证地看待不同地域的公馆、会所。正如严昌洪指出“不应以会馆或公所的名称来区分这类社会组织的性质，应该按各个组织的组建动机、人员构成、活动内容来确定其性质，是同乡会还是行会，是商人组织还是手工业组织，或者兼而有之”。[47]
会馆与商会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起初，学者们重在强调会馆与商会的区别，否定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如朱英明认为，会馆与商会是明显不同的两种商人社团。[48]丁长清也认为会馆与商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商会与会馆不同，已不是以地缘为纽带组成的某地区、某帮商人组织，而是各帮商人的全国性组织”。[49]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两种商人组织演变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更注重这些组织与社会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范金明指出，会馆与商会是发展与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商会成立之后并没有取代会馆，而是通过会馆来发挥自身作用。[50]邱澎生认为会馆与商会在组织经费来源、管理方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且商会成立之后与会馆联系密切；相比会馆而言，商会的规章制度具有全国统一性和结构完整性，成员组成具有跨行业性。[51]王日根认为，会馆、商会都是社会变迁中社会组织建设的反映，“其中势必有一些不同，但绝不是泾渭分明，毫无传承共通之处的”。[52]至此，学界关于会馆的性质、功能，会馆与会所、商会的关系有了一致的看法。(www.chuimin.cn)
国内学者逐渐将会馆置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联系地、动态地考察会馆与社会经济的变迁，更多地关注会馆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及作用，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会馆研究空间上，既深入挖掘北京、苏州、上海等商业重地的会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又注重对其他商业城镇会馆的研究。前者如蔡鸿生的《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苏州清碑〈潮州会馆记〉释证及推论》，从潮州会馆碑刻资料研究苏州的潮州商人及其贸易情况，探讨了苏州文化对潮州的影响[53]；王民、林国平的《明清两代北京闽中会馆的教育职能及其演变》，分析了闽中会馆在北京教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演变[54]；张忠民的《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探讨了客商会馆在上海地方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55]；刘惠新《近代上海会馆公所慈善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四明医院为例》，探索了20世纪以后上海会馆、公所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发展历程[56]；邱澎生的《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深入分析了会馆等商人团体与苏州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阐述了会馆在清代苏州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57]。后者如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试论清代四川南华宫的社会活动》对四川移民会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58]；李甜的《明清以降宁国商人会馆的时空分布与组织类型》，考察了皖南宁国府商人会馆的数量、时空分布以及会馆组织类型及其变迁[59]；王俊霞、李刚的《论明清山陕会馆空间分布的经济依赖性——以甘肃、湖北、河南为例》，探讨甘肃、湖北、湖南地区经济发展与会馆空间分布之间的紧密联系[60]；李储林的《明清贵州江西会馆地域分布及形成机制探析》，探讨了贵州地区江西会馆的地域分析及形成机制[61]。
与此同时，学者还对港台及海外的中国会馆进行了研究。如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编著的《台湾会馆与同乡会》，对台湾的会馆出现的历史背景、会馆的基本信息进行了梳理和考证[62]；汤锋旺、李志贤的《20世纪前期新加坡华人会馆学校社会经济史研究——基于潮州公立端蒙学校经费的分析》，通过对华人会馆学校经费的考察，透视了会馆学校与华人社会经济之互动及其办学机制[63]。
在研究视野和思路上，学者们也有创新，他们将会馆这一传统的研究对象与新的研究因素结合起来，使会馆研究不再局限于就会馆论会馆的狭隘视野中。许檀开创了通过会馆碑刻资料考察区域商业发展状况的新思路，她发表的《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等系列文章，均是通过会馆碑刻资料剖析区域商业城镇的商业发展状况，运用第一手新资料，揭开了古老商业城市商业发展的面貌。[64]这一研究思路为众多学者所借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充分利用会馆碑刻、档案资料来解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65]胡德平等以翔实的资料编纂了《中国会馆志》，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会馆的发展、演变过程，会馆的类型、分布以及会馆文化的内容，探讨了会馆与商品经济、人口流动、中外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一部较为全面的研究中国会馆的专著。[66]薄井由、候宣杰等学者对区域会馆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考察。[67]王日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会馆研究的新方法和视角，撰写了《中国会馆史》，可谓中国会馆研究的又一集大成之作，该书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会馆的发展、演变以及原因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就各地的会馆做了初步统计。[68]赵逵的《“湖广填四川”移民通道上的会馆研究》，以“湖广填四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巴蜀地区为中心，对会馆及会馆文化进行系统研究。[69]刘凤云、闫淘、余晓川等学者从城市空间文化、信仰文化、商业文化的文化角度考察了会馆在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70]白继增、白杰的《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以会馆文献、档案资料为基础，在实地调查、考证的基础上，厘清了14省在京会馆的基本信息，分析了会馆的城市布局、管理体制、历史地位，是至今较为全面地研究北京会馆的专著，可作为工具书[71]使用。宋伦、李刚将市场机制引入会馆研究中，他们以山陕会馆为个案，充分发掘了会馆的市场化运作机制。[72]邹怡通过会馆分析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73]赵鹏、李刚还从商帮社区自治的角度探讨了明清时期会馆的社会功能，指出会馆是明清社会转型初期商人应社会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74]
在会馆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学界继续推进会馆、公所碑刻、信征录的整理汇编。如袁德宣的《湖南会馆史料九种》，收集了九地湖湘人士所建会馆的会馆志资料；[75]许檀的《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整理、汇编了河南、山东多地商人会馆碑刻资料[76]；李琳琦、梁仁志整理的《徽商公所征信录汇编》，整理、汇编了清朝至民国期间由徽商创建或参与建设的会馆、公所的征信录[77]；闫润德的《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整理、汇编了全国各地晋商会馆资料信息及其刻本资料[78]。这些资料的整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一时段，国内外学者关于会馆的研究内容丰富，视角新颖，空间开阔，更加科学、客观地认识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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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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