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80年代的清代云南会馆研究成果

2023-10-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5]此外，仁井田陞收集的会馆碑刻等资料由后辈学者整理汇编为《仁井田陞博士辑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集》，7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于1966年出版了《中国会馆史论》，他在该书中对中国会馆的起源做了考证，指出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为旅京官僚团体所建。以胡如雷、洪焕春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会馆就是工商业行会组织。这一时段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仍在持续关注中国工商性质的会馆，但研究路径已经拓展。

这一时段，研究会馆的队伍不断壮大，不过国内、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稍有差异。

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仍为中国工商会馆，但研究路径日益拓宽。根岸佶实地考察了中国上海等地的工商行业会馆，著有《上海的行会》和《中国的行会》两书，其视野仍集中在工商性质的会馆，但是他对会馆又做了一般性的全面研究。^[14]

仁井田陞对会馆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中国的社会和行会》一书中，他继承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工商行会性质会馆的经济史研究，指出应将中国的基尔特组织与西方行会组织做比较研究，为深层次把握中国会馆的特质，应先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构造，从而将会馆研究向社会史方向拓展，这是日本学界在会馆问题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15]此外，仁井田陞收集的会馆碑刻等资料由后辈学者整理汇编为《仁井田陞博士辑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集》，7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16]今崛诚二是另一位在会馆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日本学者，他先后发表了《行会史》《河东盐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中国行会商人的构造》等论著，集中探讨了工商业行会、会馆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7]此外，泽峙坚造、横山英、宫崎市定、幼方直言、白山反正、增井经夫等发表了关于中国行会、会馆的论文，其内容涉及会馆属性、作用等传统问题。

欧美学者关于中国史的研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学派，一派以欧洲中心论为出发点，将中世纪欧洲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应用于中国，在会馆研究上他们将中国的会馆视为欧洲中古社会的基尔特行会组织，忽略了会馆、公所的时间差异和区域差异，并认为会馆、公所的市场垄断权力十分强大。如，1983年蒂莫西（Bradstock，Timothy R）发表了《清代中国的手工业行会及其垄断》，认为中国的手工业行会与欧洲中古社会的行会相似，在市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垄断作用；^[18]1988年，刘广京（Liu Kwang-ching）发表了《中国的商人会馆：历史疑问》，认为行会类似于西方的基尔特组织，并指出行会和同乡会馆反映出商业互动的私有化。^[19]

另一派则脱离欧洲中心论，客观地看待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他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及中国社会的行会或会馆，如何炳棣、施坚雅、罗威廉等。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于1966年出版了《中国会馆史论》，他在该书中对中国会馆的起源做了考证，指出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为旅京官僚团体所建。他认为“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是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是指同乡组织”。他还特别指出北京的同乡会馆具有作为考生寄宿地的特殊功能。^[20]同时，他依据文献记载对中国京城、大中小商业城镇的会馆做了梳理，指出中国存在不同类型的会馆，并首次对会馆做了较为全面的界定。美国学者施坚雅开创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中心地方”模式，他在其著作《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中，从客居的角度论述了城市中的同乡会馆，认为城市中的客居是以忠于乡里原则为基础的，并因客居的同乡组织而受到推动。北京和各省会的同乡会馆在科举，入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他经济中心地的同乡会馆是“垄断式控制职业位置之争的表现”。^[21]继施氏之后，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威廉秉承了施氏中国史的研究视角，以清代中国著名商业都市汉口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汉口城市中的会馆或行会，他认为“会馆既指一座建置，也指占有它的组织。会馆是一个永久性地缘组织的驻地”。^[22]会馆不仅与汉口城市商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还与城市社会的其他领域，诸如慈善、治安管理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www.chuimin.cn)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受史学研究“五朵金花”的影响，对会馆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萌芽论相结合，开展了关于会馆概念、性质界定的激烈讨论。以雷大受、吕作燮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会馆不等于西方的行会。雷大受在《漫谈北京的会馆》中提到，北京的会馆创设之初其目的在于联系同乡情谊，北京的会馆性质大致有二：一种是工商业者的行会；另一种则是专为应试仕子解决住宿问题而设置的。^[23]可以说，他对北京的会馆一分为二地进行了客观阐述。吕作燮在《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指出，中国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且早期会馆与工商业毫无关系，北京、上海、苏州、汉口等地会馆资料显示，会馆多为地域性质同乡组织或行帮组织。^[24]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25]和《南京会馆小志》^[26]两文，进一步指出会馆是地域观念的组织，其成员有官员、工商业者、农民等各色人等，而公所是同业组织，成员仅为工商业者。

以胡如雷、洪焕春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会馆就是工商业行会组织。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中指出，“明清之际，我国才真正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或称会馆、或称公所、或称行、或称帮”，即会馆、公所是工商业组织。^[27]此后，洪焕春的《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28]、顾延培的《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29]、贺海的《北京的工商业会馆》^[30]、汪士信的《明清商人会馆》^[31]，均表达了相同的见解。1987年，李华也在《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一文中^[32]，区别了北京仕子会馆和工商业会馆，但他认为北京的工商业会馆是一种封建组织，阻碍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学者受会馆就是工商业行会组织观点的影响，还专门整理、汇编了相关工商业会馆碑刻资料。如彭泽益编著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33]，收录有关手工业公所、会馆资料；李华编著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34]，收录了北京工商性质会馆碑文；苏州历史博物馆编著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35]，收录了苏州工商性质会馆的碑刻资料；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纂的《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36]，也收录了部分工商会馆碑刻资料。

这一时段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仍在持续关注中国工商性质的会馆，但研究路径已经拓展。由于国内学者对会馆的研究晚于国外学者，故当国外学者已经从探讨会馆与行会、基尔特之间的同异转向探讨会馆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时，中国学者还在集中讨论会馆与行会、基尔特的异同。总体上会馆研究的地域范围仍然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

20世纪50-80年代的清代云南会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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