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学界研究动态的梳理发现，尽管中国会馆史研究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可是对云南会馆的研究稍显薄弱。薄井由对清末民初云南会馆的分布、兴衰转移和发展特点做了梳理和分析，其引用的调查报告是研究云南会馆的重要史料。[88]2011年，卞伯泽出版了《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一书，该书是云南省会泽县城会馆研究的重要成果。......
2023-10-30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对云南会馆的清代研究成果
【摘要】：19世纪80年代，一些欧美人士到中国后发现当时的中国商人正借助会馆、公所与外国商人进行竞争，便对中国工商性质的会馆、公所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对北京及其他商业城镇的工商会馆展开调查。1927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一文，提出与和田清相似的观点，认为作为会馆先驱的行在唐宋时代已经存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会馆、公所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19世纪80年代，一些欧美人士到中国后发现当时的中国商人正借助会馆、公所与外国商人进行竞争，便对中国工商性质的会馆、公所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对北京及其他商业城镇的工商会馆展开调查。如麦高文（MacGowan）、马士（Morse）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会馆、公所与欧洲的基尔特（guild）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认为这就是行会，并用“guild”一词来翻译它。[3]欧美学者在调查时，将中国工商会馆与西方行会进行了对比，找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但并未注意到中国工商会馆的特殊，这也导致后来学界对“会馆是不是行会”这一问题争论不休。
20世纪初，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的大旅行调查中，对中国各地的会馆进行了调查，并将相关调查资料收录进《支那别省全志》和《支那经济全书》。以仁井田陞为核心的研究团体开始对中国北京的工商业会馆、公所进行了集中调查，收集整理了《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展开了对会馆的长期研究。其团队成员和田清发文《关于会馆公所的起源》指出中国会馆、公所的起源可追溯至唐宋的“行”，是商人经济组织。[4]与欧美学者相似，和田清接触到的大多为晚清中国工商业行会、公所资料，他在关注会馆、公所缘起的商业组织性质时，忽略了会馆最初的移民同乡社会组织的属性。
鉴于国外学者对中国会馆、公所的片面认识，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1925年，郑鸿笙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一文认为公馆并非西方的基尔特组织，公会、会馆、公所这三种社会团体之间有着微妙区别，会馆与一般的社会团体不同，它具有财产团体和公益团体的双重性质。[5]郑鸿笙的研究植根于中国社会，他对中国会馆、公所、公会的认识更为客观，注意到了会馆的双重属性。
但是，此文并没有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和共鸣。1927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一文，提出与和田清相似的观点，认为作为会馆先驱的行在唐宋时代已经存在。[6]1928年美国学者伯杰斯（Burgess）在《北京的行会》一文中的观点与先前的美国学者以及日本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7]1928年，日本学者大谷孝太郎撰文《上海的同乡团体及同业团体》，指出近代上海商人团体的发展，时间越靠后其乡土结合越凝固，这种乡土结合实际上是在分割市场，阻碍了资本的聚集，[8]该研究的立足点依然是会馆为西方基尔特组织，不过他注意到了会馆等商人团体乡土结合的特性，却对商人团体所发挥的功能阐述不够全面。(www.chuimin.cn)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会馆、公所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首先，在会馆是不是西方行会的问题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否定了早期关于会馆就是西方基尔特的观点。1934年，全汉昇所著《中国行会制度史》一书问世，他在该书中论及明清时期的行会制度时，用的章节标题为“会馆”，肯定了明清会馆的商业行会组织的属性，但他指出其与欧洲的行会有本质区别。同时，该书明确了乡土观念在会馆源起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会馆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应对客居者在生活、事业中遇到到诸多困难，它还具有同乡团体的性质。此外，该书还对客帮与会馆的联系、会馆的内部运作、事业活动等做了详细的分析。[9]该书虽然不是有关明清会馆的专著，但是作者对明清会馆的认识较为全面深入，是这一时期会馆研究的代表性成果。1935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对会馆有了新的认识，他在《论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一文中对中国唐宋至清代的商人组织做了详细的考证，并将这些组织与会馆、公所进行了一一比较。他认为，欧美学者将中国会馆视为西方的基尔特，“但是相当于基尔特的却是行”，“所谓会馆是明代嘉靖、隆庆以后，集中在北京的各省官吏、士子等按照乡籍的差别而设置的憩息燕集场所，似乎北京以及各省的商人会馆也是模仿这种性质的。……商人会馆的发生，难以说是本地的行发展壮大的必然的结果，而显然是因为和其他都市的通商关系密切起来，其他地方的商人定居下来的人有所增加，也就是商业更加发展的缘故”。[10]1942年，他又发表《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一文，进一步澄清了会馆与工商业行会的区别，阐述了行商、坐贾以及商业发展与会馆的关系。[11]
其次，国内外学者对会馆研究的视角也在逐渐拓宽。1932年，根岸佶发表了《支那的行会》，将会馆研究视角从探讨会馆是否是西方行会，转到研究会馆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将部分管理经济的能力让渡给了商人。[12]1945年窦季良拓宽了会馆研究范畴，他在《同乡组织的研究》中从同乡组织视角对四川地区的移民会馆展开研究[13]，使会馆研究范畴不再局限于工商业性质的会馆，该研究堪称会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一阶段，学界研究的主力军为欧美、日本学者，研究的焦点为清末民初的工商性质的会馆。学者们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收集了许多会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会馆的起源、会馆与西方行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对中国会馆最直观的也较为片面的认识，但这种认识随着他们对中国会馆研究的深入而变得更加客观。中国学者研究会馆的成果不多，但他们的认识较国外学者更为客观，研究亦较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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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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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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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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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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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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