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化产业研究成果与启示

刘心一 苏勇[1]

〔摘要〕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文化产业在我国整体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理论和实践发展亟需深入研究及科学指导。国外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早，已建立起相对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及发展模式，其成果经验值得借鉴。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分析，归纳总结了国外文化产业研究的现状特点，并从理论体系、产业政策及发展模式三个方面探讨了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启示。

〔关键词〕 文化产业；国外研究进展；启示

一、引 言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人们对文化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全球化趋势的出现打破了地区和本土文化的限制，为人们的生活和文化方式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景观。在我国，文化产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定以及国家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决策，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教育的空前普及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全面进步，文化消费得以快速增长，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特性的认识也逐步深入。文化产业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有效途径[2]。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确立，文化产业的地位和作用也得以日益突显和提升。

从理论角度看，随着社会进步和技术革新，新的发展趋势为文化产业的理论建设带来种种新的挑战，需要更为系统深入地探索和研究[3]；从实践角度看，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要使其与当前新形势相适应，需要廓清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4]。而国外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早，已建立起相对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及发展模式，其成果经验值得借鉴。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分析，总结了国外文化产业研究的现状特点，以及相关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启示。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文献综述

通过对SAGE等数据库2003—2012年收录的相关英文文献进行归纳梳理，目前国外文化产业研究范畴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及发展趋势研究。Scott认为，文化产业是指基于娱乐、教育和信息等目的的服务产出，以及基于消费者特殊嗜好、自我肯定和社会展示等目的的人造产品的集合[5]。Kirchberg对文化消费进行了分析，通过融合相关理论建立模型，阐释了博物馆等艺术机构的社会意义[6]。Pratt采取“文化生产”视角，深入探讨了文化经济三个内在关联的领域：新经济、创新及消费[7]。Kerr和Flynn通过对电影及数码游戏产业的分析，考察了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趋势[8]。Wang和Yeh以电影《花木兰》和《卧虎藏龙》为例，研究了文化产业的全球化与混合化发展趋势[9]。Taylor则考察了人口因素的变化给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主要研究了一度非主流的电子音乐开始运用于电视广告这一趋势[10]。Zhang探讨了中国公共文化事业的改革，认为核心在于推进国有文化产业向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变，其发展路径是由“事业”走向“产业”[11]。Lu通过研究日本动漫的国际化来阐释该流行文化产品背后的文化政治现象，建立了相应理论框架并提出三种文化政治现象[12]。Umino等学者探讨了“二战”后印刷媒体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日本出版业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图书、报纸及杂志这三种出版媒介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影响效应[13]。Shim考察了韩国流行文化产业在亚洲的崛起，主要研究了韩国电视剧、音乐及电影所代表的流行文化在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受到欢迎及追捧的原因等[14]。Alvarez和Yarcan研究了伊斯坦布尔在文化和创意方面的发展，关注其在文化活动方面取得的新进展，认为伊斯坦布尔正在转型成为世界城市，其多元文化、历史背景及地理位置是重要优势[15]。Heur通过分析伦敦和柏林的音乐制作及其集聚趋势，探讨了艺术生产网络与由此衍生的创意集群之间的冲突关系[16]。Currid和Williams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对洛杉矶和纽约的文化产业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表明当文化产业被分解为独立的子行业（艺术、时尚、音乐等）时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关于文化产业集聚趋势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理解选址模式有一定启发[17]。

第二，文化产业的政策体制及宏观战略研究。Pratt认为随着相关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增长，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文化及创意产业，并通过对欧洲文化创意产业及其政策的案例分析，探讨了与政策转移相关的问题与挑战[18]。Markusen等学者从概念及职业角度考察文化创意产业，对三种文化经济前沿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并探讨了政策制定者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推进地区文化经济[19]。Mommaas研究了欧洲西北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分析了在不同文化、经济与空间条件下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态及轨迹，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20]。Pratt根据英国的创意城市发展经验研究了相关政策思路和产业治理，指出在政策制定中应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在核心价值[21]。Wang分析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在中西方不同制度下的差异，并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中国加入WTO的关联[22]。Jin研究了美国在全球电影市场中的文化政策，阐明了美国政府如何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强化其国家权力，通过自由贸易协定阻碍他国的文化多样性及自主权并影响其电影和文化产业[23]。Breen考察了《美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对澳大利亚的影视及音乐等文化产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美国媒体强势主导的环境下导致澳大利亚失去发展和加强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能力，带来本土艺术家和制作人的就业机会减少等后果[24]。Mc Leay研究了澳大利亚政府对流行音乐产业的监管，为文化保护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对产业实行了相应的监管[25]。Peichi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例，探讨了大众传媒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制定有效政策培育网络游戏产业，通过对比两国文化政策的历史环境及政府干预情况，阐明本土化策略的重要性[26]。Ho以新加坡为案例研究了其创意产业的政策及实践，指出推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是新加坡的核心竞争战略，重点在于建设基础设施、加强相关教育培训、提供鼓励政策等，强调营造适于产业特性的多元化、有活力的氛围的重要性[27]。

第三，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及管理策略研究。Markusen和Gadwa对艺术与文化在城市或地区规划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回顾总结，指出为指导文化发展，相关研究应考察不同策略的影响、风险和机会点及相应的投资回报模式[28]。Kuipers探讨了文化全球化及跨国文化领域的出现，基于一手和二手数据对比分析了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波兰四国电视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跨国领域的形成，并指出文化中介在跨国领域的重要性[29]。Roberts分析了电视产业在产品发展过程中的决策情况，重点考察了文化产业中大众传媒娱乐公司在商业与创意两者间的感知差异及冲突程度[30]。Bielby考察了国际电视市场上对文化价值的判断，研究表明，合理具体的产品评价标准代表盈利能力，而审美标准则反映娱乐维度[31]。Miller考察了尼日利亚的影视产业，指出其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居主导地位的全球文化产业生产和分销网络[32]。Lozano考察了墨西哥观众对本土和外来影视产品的消费模式，并阐明在文化、地理、商业、历史因素上的相近性带来的影响[33]。Carlo等学者提出利用文化打造城市形象，通过对米兰竞争性定位的深入分析，探索了其城市品牌形象及特性，得出关于重新定位的参考建议[34]。Waitt和Gibson通过澳大利亚卧龙岗的案例，基于城市改造和再生理论探讨了创意经济与城市之间的关系[35]。Catungal等学者指出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中的就业、旅游等方面关联越来越紧密，通过对加拿大多伦多一个文化产业园区进行案例研究，探讨了地方打造策略并对地理位置迁移现象进行了分析[36]。Tschang考察了文化创意产业中文化、经济与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亚洲的表现，探讨了中国网络游戏产业及菲律宾动漫产业的案例[37]。Zheng以上海为例，评估了创意产业集群对都市创业主义的影响，指出集群在培育人才和推动创意产业创业方面发挥的作用尚为有限[38]。Su分析了在软实力语境下，中国电影产业作为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采取的新策略及新趋势[39]。Yang研究了台湾的韩剧热现象，指出文化产业对韩剧的包装及运作成功的前提在于两地间的文化相近性[40]。

（二）研究特点

首先，以概念界定来看。在西方，“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批判；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化产业更多是与“大众文化”和社会问题相关；此后，全球化促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大转移，文化产业成为解决城市就业、经济发展、城市更新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文化产业及相关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41]。但目前西方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产业概念，不同学者基于其学术背景、研究视角对文化产业做出了不同的界定。而在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兴起的；2000年国家“十五”规划首次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文化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近十年来，尽管国内学术界就文化产业的定义展开了各种讨论，但基本出发点在于必须体现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兼具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

其次，从研究主题来看。文化产业的政策体制、市场运作及管理等研究主题受到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相关理论成果广泛应用于文化产品的研发、销售、管理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等；此外，在地理学研究视角下，文化产业的区域集群发展趋势这一主题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尽管这些主题在国内也有大量研究成果，但西方学者更注重具体个案的调查研究，国内则多采取宏观理论视角进行论述。而在对于“文化产业”外延的理解及行业归属上，各国家地区的分类体系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这既是各国文化背景、政策制定、经济发展等实际状况的差异的反映，也是各国对文化产业的性质功能等方面认识上的差异的反映；体现在研究导向上可以看出，相较于将“文化产业”作为宏观整体把握来开展研究，国外研究更倾向于细分行业市场，主要涉及创意、艺术、影视、音乐、传媒、动漫等领域，其中针对影视、音乐及创意行业的研究最为多见。

最后，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外相关成果偏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建构理论框架和定量分析进行具体考察和案例研究，研究切入点较小，提出的策略建议较为具体和富有针对性；而国内研究多以宏观战略为主，注重理论研究与定性分析。国外相关研究融合了较为丰富的学科视角，大量借鉴和引入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相关理论及方法进行广泛分析和深入研究。整体而言，国外对文化产业共性、一般性的研究较多，对各国差异的比较分析较少；通过比较研究，可进一步加深对文化产业政策的认识、对文化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功能。

三、国外相关理论及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一）理论体系

我国文化产业规模性的发展、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兴起的，文化产业从无到有，由萌芽到逐渐发展，再到现在各个领域和行业类别全面发展，有些领域甚至呈现迅猛发展之势；而中国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仍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方面严重落后于实践的发展[42]。在数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并形成体系，为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总体而言仍不尽完善。首先，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不足。从文化产业的基础研究上看，对文化内涵、外延、统计标准的划分难以完全统一，对文化产业的概念、范畴、标准和要素的不统一使其研究难以进行横向比较；从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上看，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不足，难以将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经验判断有机结合。其次，学术成果和理论研究的转化率不高。从文化产业理论成果的转化上看，文化产业研究的动态反馈机制缓慢，对实践的梳理，对产业发展中的成败得失的总结，对引领产业发展的前瞻性探索不足，难以直接为宏观调控提供准确依据[43]。

而国外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趋于完善，与产业实践连接紧密，互相推动。从研究领域看，国外开展了丰富的基于行业细分市场的相关研究；随着现代科技向传统文化产业不断渗透，国外文化产业的外延不断拓展，不再限于文学、电影、电视、美术、音乐、舞蹈、传媒等传统行业，进一步将教育、旅游、建筑、体育、互联网、文化遗产等纳入其范畴，且日益表现出高技术含量特点。从研究取向看，并非只有推向市场的文化活动才属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较发达的国家始终把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保护文化遗产、改善公民福祉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西方学者始终把政府和私人文化资助体制研究作为文化产业及政策研究的重要方面。从研究方法和层次看，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处于全面深入阶段：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开始采用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方法；文化产业应用研究开始深入到产业链内部；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开始深入就业、资助政策等层面[44]。

（二）产业政策

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政府所制定或采取的产业发展政策所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进程”，其突出表现为，“文化”逐渐上升为各国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主题。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城召开“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把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提升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战略高度[45]。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从文化艺术自身及意识形态目标转向经济文化交融并重的多元目标体系，从政府管制和政治调控为主转向放松规制和经济法律调控为主，从机械的科层管理转向互动的网络合作模式，为发达国家文化产业跨行业经营培育了市场主体、文化要素、创意阶层及运行体制[46]。

文化产业属性构成的多重性决定了其政策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复杂性。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积极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具有紧迫性、跨越性和延续性特色，其后发优势比较明显，但技术战略不足，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和目标高度逊于欧美和日韩等国，这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密切相关。为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我国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克服政府失效与市场失效。通过学习美英等国家的自由市场导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进一步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应保证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营造更有效的文化市场环境，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和建立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增强多元化供给能力，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47]。

（三）发展模式

国外文化产业得以良好发展，源于其自由的市场导向、多样的融资渠道、政府的大力支持、良好的法治环境及充足的人才储备。国外文化产业的成功管理模式大致分为三类，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调节型”、以日韩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及以法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型”[48]；同时，当代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化特征也日益突显，主要呈现出四种发展模式，即资源优势模式、资本技术模式、整合集约模式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当代西方国家在文化产业区域模式的选择和应用方面，不仅利用了区域比较优势，突显了区域特色，而且遵循了文化产业和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由非均衡发展逐渐过渡到均衡发展，最终呈现出了良性协调发展的态势[49]。

当下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迈入新阶段，面对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随着文化产业的强劲增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现阶段支撑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一些现实依据也将随之减弱或消失。因此，有必要探索新形势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下一阶段应尽快转向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具体而言，一是把政府精力放在宏观调控上，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应该从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创造好的市场环境等方面，减少对文化市场主体的行政性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二是明确市场主体，政府要逐步缩小直接举办营利性文化生产企业的范围；三是要放宽文化产业准入限制，通过政策调控等手段鼓励社会力量介入文化产业领域。国外的经验证明，文化产业发展的好与坏，法律保护、政府支持是一方面，但最根本的是以产业规律来经营文化产业，只有市场运作才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50]。

[1] 刘心一，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讲师。苏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旅游学系兼职教授。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24）、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SHKXYB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073029）、（71373054）的资助，特致以谢意。

[2] 陈霞、刘钢：《我国文化产业兴起的背景及发展途径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 程臻宇：《文化产业前沿研究综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

[4] 欧阳友权：《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四个拐点与两大趋势》，《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

[5] Allen J.Scott，Cultural－products Industries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Prospects foe Growth and Market Contestation in Global Context，Urban Affairs Review39（2004）：461－490.

[6] Volker Kirchberg，Cultural Consumption Analysis：Beyond Structure and Agency，Cultural Sociology1（2007）：115－135.

[7] Andy C.Pratt，The Cultural Economy：A Call for Spatialized“Production of Culture”Perspectiv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2004）：117－128.

[8] Aphra Kerr ＆Roddy Flynn，Revisiting Globalisation Through the Movie and Digital Games Industries，Convergence 9（2003）：91－113.

[9] Georgette Wang ＆Emilie Yueh－yu Yeh，Globalization and hybridization in cultural products：The cases of Mulan and 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2005）：175－193.

[10] Timothy D.Taylor，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Culture Industry；or，How Did Electronica Music Get into Television Commercials？，Television ＆New Media 8（2007）：235－258.

[11] Zhang Xiaoming，From institution to industry：Reforms in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9（2006）：297－306.

[12] Amy Shirong Lu，The Many Fac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Japanese Anime，Anima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3（2008）：169－187.

[13] Bin Umino，Kyo Kageura，Shinichi Toda，A sixty year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Publishing Industry：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irculation，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 26 （2010）：272－286.(www.chuimin.cn)

[14] Doobo Shim，Hybridity and the rise of Korean popular culture in Asia，Media Culture Society28 （2006）：25－44.

[15] Maria D.Alvarez ＆ SükrüYarcan，Istanbul as a world city：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4（2010）：266－276.

[16] Bas van Heur，The Clustering of Creative Networks：Between Myth and Reality，Urban Studies 46（2009）：1531－1552.

[17] Elizabeth Currid ＆Sarah Williams，Two Cities，Five Industries：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in and between Cultural Industr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9（2010）：322－335.

[18] Andy C.Pratt，Policy Transfer and the Field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Europe？，Creative Economies，Creative Cities：Asian－European Perspectives （2009）：9－23.

[19] Ann Markusen，Gregory H.Wassall，Douglas De Natale，Randy Cohen，Defining the Creative Economy：Industry and Occupational Approaches，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22（2008）：24－45.

[20] Hans Mommaas，Spaces of Culture and Economy：Mapping the Cultural－Creative Cluster Landscape，Creative Economies，Creative Cities：Asian－European Perspectives（2009）：45－59.

[21] Andy C.Pratt，Creative cities：tensions within and between social，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UK experience，City，Culture and Society 1（2010）：13－20.

[22] Jing Wang，The Global Reach of a New Discourse：How Far Can“Creative Industries”Trav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2004）：9－19.

[23] Dal Yong Jin，A critical analysis of US cultural policy in the global film market：Nation－states and FTAs，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3（2011）：651－669.

[24] Marcus Breen，Digital determinism：culture industries in the USA－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New Media ＆Society12（2010）：657－676.

[25] Colin Mc Leay，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the Australian popular music industry：The rhetoric of cultural protection，the re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Geo Journal 65（2006）：91－102.

[26] Chung Peichi，New Media for Social Change：Globalisation and the Online Gaming Industries of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Science，Technology ＆Society13（2008）：303－323.

[27] K.C.Ho，The Neighbourhood in the Creative Economy：Policy，Practice and Place in Singapore，Urban Studies 46（2009）：1187－1201.

[28] Ann Markusen ＆Anne Gadwa，Arts and Culture in Urban or Regional Planning：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9（2010）：379－391.

[29] Giselinde Kuipers，Cultural Globalization as the Emergence of a Transnational Cultural Field：Transnational Television and National Media Landscapes in Four European Countrie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5（2011）：541－557.

[30] James Paul Roberts，Revisiting the creative／commercial clash：an 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during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television industry，Media Culture ＆Society 32（2010）：761－780.

[31] Denise D.Bielby，Staking Claims：Conveying Transnational Cultural Value in a Creative Industr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5（2011）：525－540.

[32] Jade Miller，Global Nollywood：The Nigerian movie industry and alternative global networks i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8（2012）：117－133.

[33] José－Carlos Lozano，Consumption of US television and films in Northeastern Mexico，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3（2011）：685－705.

[34] Manuela De Carlo，Silvia Canali，Annette Pritchard，Nigel Morgan，Moving Milan towards Expo 2015：designing culture into a city brand，Journal of Pla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2（2009）：8－22.

[35] Gordon Waitt ＆Chris Gibson，Creative Small Cities：Rethinking the Creative Economy in Place，Urban Studies 46（2009）：1223－1246.

[36] John Paul Catungal，Deborah Leslie，Yvonne Hii，Geographies of Displacement in the Creative City：The Case of Liberty Village，Toronto，Urban Studies 46（2009）：1095－1114.

[37] Ted Tschang，Creative Industries Across Cultural Borders：The Case of Video Games in Asia， Creative Economies，Creative Cities：Asian－European Perspectives（2009）：25－42.

[38] Jane Zheng，“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s”and the“Entrepreneurial City”of Shanghai，Urban Studies 48（2011）：3561－3582.

[39] Wendy Su，New strategies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as soft powe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6（2010）：317－322.

[40] Fang－chih Irene Yang，The Genrification of“Korean Drama”in Taiwan，China Information 22 （2008）：277－304.

[41] 钱紫华、闫小培：《西方地理学界关于文化产业研究述评》，《人文地理》2010年第2期。

[42] 王骏飞：《当代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4期。

[43] 齐骥：《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化产业十年总揽（上）》，《学术探索》2012年第2期。

[44] 王安琪：《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商业时代》2011年第8期。

[45] 江凌：《中外文化产业政策基本特征比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

[46] 李敏：《发达国家促进文化产业跨行业经营的政策变革及特征》，《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1期。

[47] 冯华、黄凌鹤：《后危机时代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经验和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6期。

[48] 方彦富：《国内外文化产业管理若干模式探究》，《亚太经济》2009年第6期。

[49] 韩美群：《当代西方文化产业区域发展模式评析》，《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50] 胡攀：《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比较》，《改革》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