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旅游市场结构探析书名文化视野下的旅游业

沈德兰 贺怡萌 沈涵[1]

〔摘要〕 民国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旅游活动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旅游活动的兴起促进了旅游行业发展和旅游市场的发育。本文从产品供给和市场需求两个角度观察了民国时期旅游市场的特征和规模，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当时旅游市场的结构进行综合分析，对需求推动下的自由市场引领的行业发展动力和特征予以总结。这对现代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市场结构；民国；旅游业

一、民国时期旅游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旅游业作为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标志，在人类社会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不断发展。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个人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人们对世界探索和享乐需求的增强，旅游成为一项普遍的现代社会活动融入生活中。在产业层面这些需求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演化出来的旅游服务供给种类繁多，现代旅游业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二战”之前的近代旅游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呈现何种发展态势？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何种联系？这些问题在现代旅游研究中讨论得还比较少。探究中国近代旅游业，我们可以将其放入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脉络中，从中获得有关整个产业演进发展的图览。

首先，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发展与得益于民国时期经济发展所奠定的物质基础。

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1912—1949年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5.6％[2]。民国早期，一方面，一些列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国内尽管军阀割据，但无大规模战争爆发，因此政局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宽松的经济政策，扶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12—1920年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高达13.4％[3]。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工业、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方面都获得了较大增长，国民收入也获得了较大提高，消费需求逐渐上升，且用于生活享受的消费支出比重上升。这为近代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动荡，战争造成大量白银外流，物资匮乏，政府的多次币制改革，致使官僚资本膨胀，民族资本衰落，普通民众生活拮据，经济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沼，从而压制了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旅游需求；但是，西南地区的旅游业却进入了黄金时代。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西南地区成为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由于东部人口和物资的流入，西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提高，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旅游活动频繁。

其次，民国时期旅游业的发展还得益于当时较为开放的思想观念。

自近代西方文化伴随着战争进入中国后，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开始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致力于中国人国民性的改造，旅行活动成为重塑国民性格的重要手段。许多近代思想家认为西方“动的文明”表现为勇敢进取的精神，从而善于探索和冒险；而中国“静的文明”则表现为稳健内敛、喜静厌动的民族性格，从而安土重迁，不善出门远游，这种性格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因此，梁启超、李大钊等思想家鼓励中国人以勇往直前、开拓进取的精神重塑自我。民族旅游性格是国民性的一部分，因此国民性的改造也引发了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推动了华夏民族旅游性格从“稳健内敛”的原生特征到“冒险外张”的此生特征的转换[4]，中国近现代的旅游者一改“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开始遍游祖国山川，甚至周游世界。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民国时期得到新的构筑。

第三，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为近代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

近代旅游业的发展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和交通运输业结构转变有着极大的关系。民国时期，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新式交通工具陆续出现，配套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也日趋完善。陇海、粤汉、东北、杭州等铁路干线相继建成通车，连通南北，外与欧亚交通相接；同时，国民政府也着手建设京杭、京沪、京芜、杭徽、芜徽、苏嘉等公路，连十省公路于一体。至1936年，铁路总长约为13 000公里，公路总长约为96 545公里[5]，陆路交通网络初步形成。船运方面，官商经营的各种轮船公司相继出现，外国轮船也频繁来往于各个通商口岸，至1923年，国内已出现了28家外资轮船公司和25家资本逾万元的华商轮船公司[6]。空运方面，中国、欧亚、西南航空公司相继成立，此后，火车轮船不能到达的偏远地区，乘坐飞机短时间内便可抵达。汽车、火车、轮船成为人们主要的出行工具，大大扩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民国时期的城市化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城市生活的形成推动了旅游的流行。

城市化带来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城市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中心，催生了旅游需求。民国时期，出现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城市体系、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城市体系、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体系、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城市体系[7]，中国近代化城市格局初步形成。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工商业的中心，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使得城市成为旅游的客源市场，观光考察、会议商务、休闲娱乐等各种形式的旅游活动开始兴起。从社会阶层来看，进入民国后，旧有的封建等级逐渐瓦解，社会阶级发生流动，消费中的等级尊卑观念也被打破。在一些发达城市中，以公务员、专业人员、知识分子、企业职员等为主的中产阶级开始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洗礼、文化素质较高且职业相对稳定的群体，他们生活殷实，重视休闲娱乐方面的消费，因此具备了旅游消费的能力和意愿。这些中产阶级逐渐加入了旅游的行列，构成了民国时期旅游的主体。因此，城市的发展、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城市生活的形成，使得旅游成为近代城市中的流行活动。

二、民国时期旅游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一个行业内部买方和卖方的数量及其规模分布、产品差别的程度和新企业进入该行业的难易程度的综合状态，是某一市场中各种要素，如市场现有供需双方、替代品、潜在供需双方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征。市场结构主要由市场内相互竞争公司的规模分布所决定，因此可以用于评估市场的竞争状态[8]。市场结构对公司竞争方式及其获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大量的研究形成了对市场结构的评估标准，一般认为，可以用以下要点评估市场结构的类型和特征：

1.市场上厂商的数目。一般而言，市场上企业数目越多，市场竞争越激烈；反之，一个行业内企业数目越少，其垄断程度越高。

2.厂商所生产产品的差异程度。产品差异是指产业内互相竞争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之间可替代的不完全性，即企业向市场提供产品或销售产品的过程与同产业内的其他企业相比具有的可以区别的特点。产品差别越大，越具有竞争力。

3.进入壁垒。进入壁垒是指新企业进入某一类型的市场所面对的障碍性因素的统称[9]。进入壁垒越大，厂商对市场的垄断程度越高。一般地，行业的进入壁垒包括外生来源，如必要资本量、研发强度、资产专用性、纵向一体化、行政壁垒等；还包括内生来源，如过剩的生产能力、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区位、人才、资源）、专利、广告等。

4.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是指某个企业销售额占同一市场（或行业）全部销售额的比重。在一个市场范围内，垄断力量通常随市场份额的变化而变化。当一个公司的市场份额上升到约15％时，市场力量开始起作用；份额上升到25％至30％时，市场力量开始变得很明显；当市场份额上升到40％至50％时，通常意味着公司的市场力量很强，影响很大[10]。

5.市场集中度。其中一个测量方法是测算少数几家最大的企业占据整个行业经营活动的百分比。一般而言，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的垄断程度越高。

根据上述不同市场结构特征指标，可以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民国时期在旅行社、交通客运、旅馆饭店、旅游景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标志着大众旅游活动的开始。本文选择旅游业较为核心的四个产业——旅行社业、交通业、旅馆业和景观业来研究民国时期的旅游市场结构。

（一）旅行社业

民国时期是旅行社业在中国的萌芽阶段。中国旅行社（以下简称“中旅”）是全国唯一一家大型旅行社，垄断国内大部分旅行业务。其他众多旅行社和旅游团体也相继兴起，旅行社行业规模扩大，但这些旅行社的业务水平、经营范围和市场份额都无法与中旅抗衡。除中旅外，其他各旅行社的主营业务大致相同，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程度不高。旅行社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较低，进出相对自由。

20世纪初期，外国资本开始进入中国旅游业。英国通济隆旅行社和美国运通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兼营旅游代理业务；在东北地区，英国托马斯·库克公司的联运旅游业发展到了中东铁路沿线，法国万国卧车公司垄断了中东铁路部分地段的旅行业务，日本国际观光局则垄断了满南铁路大连至长春沿线的所有旅行业务。

受西方旅行社的影响，国人也开始创办旅行社。由陈光甫创立的中国旅行社是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也是民国时期国内唯一一家大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成立于1923年，最初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设的旅行部，1927年独立成社，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66家分支机构、业务遍及海内外的旅游企业[11]。此后，受战争影响，中国旅行社前期的经营损失大半，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未恢复至鼎盛水平。中国旅行社是民国旅行社业的缩影，纵观中旅的兴衰，可知民国时期旅行社业发展的全貌。

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旅游呈现大众化的趋势。中国旅行社最初主营业务为代售客票和组织游览活动，后逐渐在各大城市、铁路沿线建立了一大批分支机构、招待所和景点景区，此外还经营代办出国留学手续、出版旅游刊物、发行旅行支票、经营邮政和保险业务等。1923—1930年初创时期，中旅的投资额较大，致力于开拓市场而不计较成本，利润较少甚至有亏损，但业务量大增；1931—1937年达到鼎盛时期，分支机构快速增长，业务范围也大大扩展，利润达到最高水平。20年代末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旅行社业发展的高潮，大城市的旅游需求旺盛，大量专业性和非专业性的旅行社涌入市场，种类繁杂，水平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香烛店代理旅行业务的局面，可见当时旅行社业的行业范围模糊，缺乏进入和退出壁垒。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经纬旅行社、四川旅行社、东方旅行社、外国旅行社等，主营业务包括组织游览活动、代售客票、开办招待所、代办手续，这些旅行社总体而言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业务范围不及中旅广泛，企业规模也无法与中旅抗衡[12]。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争的阴影笼罩全国，旅游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向西迁移。原本需求旺盛的华东旅游市场开始衰落，而西南地区的旅游业却因为东部物资和人口的流入进入了畸形的繁荣期。此时中旅的营运单位向西南迁移，在西南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设立分支机构和招待所，不仅经营传统的旅游业务，还为难民旅客的西迁提供咨询、订票、货运等服务。至1941年，中旅的业绩可称良好，主要得益于代售客票和货运业务的收益。但此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中旅遭到重创，业绩急转直下，连年亏损，抗日战争结束后虽有恢复，也未能达到鼎盛时期的水平。

分析中旅能在当时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先发优势。中旅的创始人陈光甫独具慧眼，首先发现了中国的旅游需求。中旅的创办领先于其他旅行社7—8年时间，多数旅行社进入市场的时间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此时中旅已发展至鼎盛时期，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第二，资本雄厚。中旅创办之初依托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由银行拨款5万国币（约合175万元人民币）独立成社，资力雄厚，为其日后在分支机构、招待所、景点等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以及达到规模经济资本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第三，政府和社会资源。中旅自创立起一直与政府保持着合作关系，合作范围包括代售客票、经营招待所等业务；此外还与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美国的运通公司、日本的国际观光局、苏联的国营旅行社等都签订了互相代理业务和约[13]。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中旅比其他旅行社更有效率，规模更经济，因此，民国的旅行社业形成了以中旅为首的自然垄断。

表1 民国时期中国旅行社盈亏状况 （单位：元）

续 表

资料来源：易伟新：《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述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① 戴建兵：《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伪中储券》，《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二）交通业

旅游活动主要体现在游客物理位移的变化，从客源市场出发，达到不同的旅游景观。这种位移的变化势必对交通客运的技术、承载力和路线规划提出很高的要求。民国时期的交通设施建设取得了突出进展，新式交通工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旅游的形式内容，交通路线的多元化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旅游出行，也促进了沿线旅游景点的发展，衍生出了许多新的旅游产品。

民国期间，国内的路政局、铁道部、轮船公司、航空公司等主要交通部都多与中国旅行社有代售客票的协议。从中旅的售票情况来看，火车和轮船是大众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1924—1935年间，火车票的销售量增长了23倍，船票增长了22倍；飞机由于票价昂贵，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员、富商、外国人，没有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

1.铁路

20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设立铁道部主持铁路建设，开放省办、商办及借款兴办铁路的新途径，完成粤汉、陇海、浙赣、杭江等铁路的建设，苏嘉、江南、淮南、同蒲、东北铁路网形成。至此，中国近代铁路网络基本形成，火车成为人们国内旅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自铁路进入中国以来，由于投资主体不一，铁路的所有权也一直很分散，主要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种。在运营方面实行分线管理，各自为政，各条铁路互不相通。1928年，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铁道部，出台《铁道法》，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原铁路企业的股份由铁道部换发公债。同时，大力发展铁路联运，铁道部设联运处，负责协调各路局的客货联运工作。

铁路的发展对近代旅游的大众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交通业开始积极地介入旅游业中。例如，1919年起，沪杭铁路开设海宁观潮专列，车票包含往返船价在内，每张六元，收到很好的反响。民国时期铁路实行国有国营的管理模式，由政府垄断经营，政企不分，只有少部分民营铁路公司。铁路业务由政府主导，虽有其局限性，但政策的执行力得到提高，铁路联运有利于有效地配置资源。1928—1937年是民国铁道部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铁路旅游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2.航空

中国民航的发展起步于民国中期。从1929年至1935年间，中国、欧亚、西南三家航空公司相继建立，开辟了北至北平，西北至兰州、包头，西至成都，南至广州、琼州，西南至龙州等10多条航线。

民国时期的民航业呈现寡头垄断的局面，主要有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后改为中央航空公司）和华商投资的西南航空公司三大企业（见表2）。从企业资本和航线范围来看，中国航空公司规模最大，欧亚次之，西南第三。民航业进入壁垒较高，主要由技术和资金壁垒所致。此外，因为航线基本互不重合，每家企业都有各自的市场腹地，三家企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竞合关系，自1934年起还展开合作，“颇就已通航之航线，谋彼此相互间的衔接”[14]，如中航沪平线与欧亚平粤线隔日衔接，欧亚平粤线与西南广龙线隔日衔接，中航沪粤线与西南广龙线衔接。

表2 民国时期各大航空公司

资料来源：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5—179页。

3.轮船

轮运方面，自开放通商口岸以来，外国轮船频繁地往来于各口岸。到1923年，国内已出现了28家外资轮船公司和25家资本逾万元的华商轮船公司（主要轮船公司如表3所示）。它们既在内河航行，也航行外海。

表3 民国时期各大轮船公司

续 表

资料来源：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从国籍看，外资轮船公司的规模胜于华商轮船公司。若以船只数量和吨数为依据推断企业的市场份额，英船在华吨数最高，英国轮船公司势力也最盛，日船次之，华船则居于两者之下（见表4）。

表4 民国时期各国船只往来中国境内吨数一览 （单位：吨）

续 表

资料来源：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三）旅馆业

民国时期旅馆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民国初期开始，中国旅馆业兴起和发展。西式高档饭店、中西合璧的新式旅馆、公寓旅馆、中小型低档旅馆以及铁路招商客栈等不同类型的旅馆陆续兴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旅馆业发展达到顶峰。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旅馆业进入萧条时期，中国旅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与破坏，基本未再造新的旅馆。1945年旅馆业发展获得短暂复苏，但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及国民党经济统治的加强，中国的旅馆业日渐衰败[15]。(www.chuimin.cn)

表5 民国时期的旅馆类型

资料来源：龚敏：《近代旅馆业发展研究（1912—1937）》，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第151—165页。

从民国初年开始，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和大型城市纷纷建设经营西式饭店。其中，上海的西式旅馆数量为全国第一，占一半以上[16]。此外，天津、北京、南京以及全国各地沿江、沿海及铁路线边的大中城市也陆续兴建数以百计的西式旅馆饭店。

表6 民国时期部分西式饭店

资料来源：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随着外国资本对西式旅馆投资的增加，中国民族资本开始投资旅馆业，兴建很多半中式半西式的新式旅馆。1919—1927年，中西式饭店建设和经营规模迅速扩大，高层旅馆建筑从仅限于租借地内扩张到租借地外。以上海为例，上海新建、扩建的中西式旅馆最多，规模最大。据不完全统计，超过100间客房的旅馆有14家，占20年代新建旅馆总数的70％以上[17]。

表7 民国时期部分中西式饭店

资料来源：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民国元年以后，各种中小型、中低级旅馆数量也不断增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中小型、中低级旅馆遍布全国，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小型旅馆开始学习、模仿西式旅馆的先进管理方式。在大型旅馆饭店聚集的京、津、沪等大城市，仍有大量中小型低档旅馆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型旅馆纷纷停业，而这类旅馆仍有大量的客源。由于高级旅馆价格昂贵，中小型旅馆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客源。同时，交通旅馆、中国旅行社开办的旅馆招待所相继涌现，旧式旅店也大量存在。

民国时期的旅馆业呈现垄断竞争的局面。首先，民国时期市场上旅馆数量庞大。大型西式、中西式旅馆不断增多。中旅招待所、公寓等类型旅馆快速扩张兴建，例如，中国旅行社自1931年开办第一家招待所后，1935年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建招待所，先后开设16家左右。从1931年到1949年，中国旅行社共经营管理了百余家招待所[18]。此外，各地交通沿线的招商客栈、旧式旅店数量庞大，不减反增。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全国各地不同类型、规模和档次的交通旅馆、招商客栈总数达1 057家[19]。

表8 加入同行业工会的旅馆数量统计（1947）

资料来源：上海市旅店业同业工会档案：《外埠各城市旅馆业概况和会员名单、房间、价目表等有关文书》，1947年。

其次，从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来看，大型高档饭店和中小型中低档旅馆构成了民国旅馆业的主要支柱，其营业额与客源占整个民国旅馆业的一半以上[20]。各类型饭店、旅馆、旅店、客栈都占有一定的市场和特定的客源。

再次，民国时期旅馆业进入、退出较为自由。虽然大型饭店的所需的投资额较大，但旧式旅店、客栈的开办金额较少，因此，这类旅馆在市场上数量庞大。在上海，旅馆行业组织自1931年开始采用资本额作为划分旅馆等级的标准，戊等旅馆数量最多。旅馆业经营模式较多，有直接经营、租赁经营和合同经营。直接经营要求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以中国旅行社为例，其在1935年投资、新建十多家招待所，投资总额达40余万。此外，到1941年，中旅租赁经营的招待所达39处。至1946年，中旅合同经营的招待所的数量近60家。因此，个体、资本家、企业可采用不同的投资经营方式经营旅馆业。

表9 上海旅馆同业公会旅馆等级

资料来源：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表10 北平市旅馆同业公会旅馆等级

资料来源：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最后，民国时期旅馆业中，不同供应商提供相近却不完全相同的住宿产品，饭店、旅馆之间通过有差别的住宿产品进行竞争。住宿产品的差异来自不同的区位、服务内容、装潢设施和价格。西式、中西式大型旅馆设施一流，服务至上，管理完善，重视培训，因此价格也相对昂贵。其为客人提供舒适完备的设施，如单独的卫生间、暖气、沙发、软床、电灯、电话及其他客用物品，并带有娱乐设施，如弹子房、跳舞厅、剧场、游泳池、球场等。客房内的装饰设计也颇具匠心，努力营造宾至如归的氛围。注重设计和提供适合客源特点的不同的客房产品，如单床房、双床房、套房、豪华套房，甚至总统套房。服务多元，如行李服务、预订服务、洗熨衣服、访客接待等，十分重视餐饮服务，聘请名厨主理中西菜式[21]。旧式旅馆大多规模较小，收费低廉，设施简陋，服务简单。一般按房间大小、质量高低分为数等，按等付费，不提供任何服务。吃饭、用火、点灯、烤火、睡觉均需另外付钱。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面对大众旅游者，价格合理，设施主张舒适实用，重视清洁卫生，提供标准化服务。这种旅馆不如大饭店，但普遍水平较中下级旅馆要高得多。多设有浴室、理发室、餐厅、舞厅等，中西餐皆备，收费低廉，设备齐全。其特点是服务周到，如迎来送往，代定车船票、旅馆，运送行李，代为购物等[22]。

公寓地域特点强，一般处于主要大城市，多设于大城市中较为幽静的地区，在接待对象上，以居住较长时间的旅客为多，在房金的收付上，多以月计，甚至以年计算。普通公寓主要分布于学校附近，服务于青年学生。豪华公寓主要分布于大街通衢，规模较大，设施完善，租金昂贵，租住者多为外国商人、律师、官员等[23]。

（四）景观业

作为旅游业一个重要的市场要素，旅游景点的供给在民国政府时期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江南等地作为旅游市场较为成熟的地区，在民国时期的旅游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这个地区的旅游景点投资和建设非常繁荣。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无锡是当时的旅游热点城市，西湖、钱塘江、富春江、太湖、莫干山、普陀山、黄山、雁荡山等是当时的热门旅游风景区。除江南地区以外，当时中国的其他地区也形成了一批有名的旅游度假地，如五岳（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嵩山）、庐山、北戴河、鸡公山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东部人口、资金和物资的流入，西南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一些城市如昆明、石林、四川等地也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从晚清开始，西方人在中国口岸城市和租界中修建了很多新颖、功能专一的旅游项目和主题公园，如公园、动物园、博物馆、海滨浴场、风景度假区等，大量中国游客前往大城市和通商口岸进行游览。受西方旅游文化及旅游景观建设的影响，中国人开始发展旅游事业，营建近代的旅游风景[24]。中国旅行社创始人陈光甫在20世纪30年代投资开发风景区，在上海金山建造华亭以纪念民族英雄戚继光，又在山东修缮泰山石径方便游人登山。无锡的荣德生兄弟学习瑞士等欧洲国家开发旅游事业而带动经济发展的经验，倾力投资了无锡风景旅游区的建设。荣德生兄弟对旅游景观建设的投入引起了其他无锡商人建设旅游景点的热情，王禹卿、杨翰西、蔡缄三、王心如、王昆仑等先后建成蠡园、万倾堂、横云山庄、退庐、七十二峰山馆等一大批园林景观[25]。

在大规模兴建旅游景观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爱国商人和政府也认识到传统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提出了保护和开放的主张。例如，杭州市政府对西湖风景区的诸多名胜古迹也进行了修缮保护。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人力物力的西移，西南地区的名胜古迹也得到了修缮。

受到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民国政府将文物古迹对公众开放，各地也将清代官署或私家园林改造成公园，不收门票或少收门票，方便参观的游客。

民国时期的景观业处于政府垄断状态。由于建造旅游景点的投资额较大，大部分旅游景点由政府投资，少部分旅游景点由企业、民族资本家、士绅投资；大多数景点具有公益性质，对游客不收费用或略收费用，由私人资本投资的旅游景点也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而是通过旅途中的住宿、旅游服务间接盈利。热门旅游城市和景区集中在江南和西南地区。

三、总 结

民国时期，在西方旅游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启发下，旅游成为当时中产阶级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消费活动，并且逐渐融入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孕育了规模庞大的旅游消费市场。意识到这一新兴市场的机遇，民族资本加大了对旅游业相关产业，如旅行社、旅馆、交通、景观等产业的投资，从而实现了供给方对市场的大力驱动。在需求兴起和投资供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的旅游市场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由于旅游市场要素在产业中处于比较稀缺和垄断的状态，但是旅游产业本身的开放性和低壁垒使得该产业又具有相当的竞争性，这些特性在旅馆业、旅行社业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景观业和交通运输业，相应的垄断倾向更为强烈。因此，总体来看，该时期旅游市场的结构呈现垄断竞争的态势，这在近代旅游产业兴起的初期，对产业的规范化和市场的稳定性具有积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市场结构下，近代旅游业获得了较好的起步，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观念、市场和产业基础。

[1] 沈德兰，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本科生。贺怡萌，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本科生。沈涵，博士，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教授。本文是“复旦大学985二期补充研究课题：民国时期的旅游市场结构演进”的研究成果。

[2] 易伟新：《中国近代旅游业兴起的背景透视——兼析中国第一家旅行社诞生的条件》，《求索》2004年第3期。

[3] 同上。

[4] 谢贵安、谢盛：《中国旅游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64页。

[5]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6] 易伟新：《中国近代旅游业兴起的背景透视——兼析中国第一家旅行社诞生的条件》，《求索》2004年3月。

[7] 程卫红：《民国时期的旅游业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8] 郑世卿：《中国旅游业市场结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论文，2006年，第9页。

[9]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151页。

[10] 宋海岩、吴凯、李仲广：《旅游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8页。

[11] 易伟新：《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述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第26—42页。

[12] 同上。

[13] 易伟新：《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述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26—42页。

[14]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15] 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16] 同上。

[17] 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18] 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19] 同上。

[20] 同上。

[21] 龚敏：《近代旅馆业发展研究（1912—1937）》，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151—165页。

[22] 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23] 龚敏：《近代旅馆业发展研究（1912—1937）》，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151—165页。

[24] 谢贵安、谢盛：《中国旅游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3页。

[25] 谢贵安、谢盛：《中国旅游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