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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重点产业,占GDP的比重接近20%

【摘要】: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或支柱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或接近20%[3]。我国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使民营文化企业发展迅猛。目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已初步形成。

胡田 余光胜[1]

〔摘要〕 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对市场发展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文化产业理论,而且对产业自身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对国内外文化产业市场发展的研究文献进行整理爬梳,比较了国内外研究的异同点,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市场的现状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并在进一步总结国外文化产业市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文化产业市场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文化产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文化产业市场的研究背景

第一,从世界文化市场看,跨国文化产业集团在世界文化市场中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生产全球化、技术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消费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深。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跨国文化集团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开发新产品,进行全球化经营,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等全球最大的50家媒体娱乐公司,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95%的份额(Foord,2011)[2]

第二,从国内文化市场看,文化产业已形成园区化、集团化模式,集群化趋势明显。国内文化产业已经呈现出集群式发展格局,已经组建的文化产业集团包括广播影视集团、演艺集团、出版集团、新华发行集团等,涵盖行业门类多样,发展模式各有特点,逐渐形成了复合型、关联式业态,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生态链,并呈现出以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为核心的园区化、集团化发展模式,逐渐向外衍生、辐射,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文化产业市场的现状特点

第一,市场体系初具规模,但整体实力偏弱。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 123亿元,占GDP的比重是2.5%;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有1 132万人,占全部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1.5%。2011年我国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超过30万家,初步形成由娱乐业、演出业、音像业、网络文化业、文化旅游业等组成的文化产业体系。但总体看,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仍不大,实力偏弱。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或支柱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或接近20%(张晓明等,2011)[3]

第二,市场布局趋于合理,但区域发展失衡。目前,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围绕发展创意产业、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彰显民族特色等思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带。在东部,积极构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文化产业带;在中部,在弘扬晋商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上做文章,促进演艺业、影视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西部的云南以地域性民族文化为内涵、以文化旅游为主线、以品牌运作为核心的产业发展路径,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

第三,市场主体不断壮大,但集约程度不高。近年来,随着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与联合重组的深入,涌现出一批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我国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使民营文化企业发展迅猛。2011年,我国民营文化企业约29万个,从业人员320万人,分别是国有文化企业的5倍和5.5倍(张晓明等,2011)[4]。目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已初步形成。但与国外相比,我国文化企业的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如2005年,中央电视台总收入为120亿元,而美国时代华纳公司2003年营业额就达416亿美元。

第四,外部市场有所扩展,但国际竞争力偏弱。近年来,我国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企业通过提升竞争力加大产品服务出口力度,培育出一批具有民族特色、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创性的知名文化品牌,在扭转文化贸易方面初显成效。2011年,国产电影海外销售额再创新高,78部影片销售到47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收入总计20.2亿元人民币版权贸易结构逐年改善,图书版权进出口贸易逆差从2006年的9∶1缩小到2011年的5∶1(张晓明等,2011)[5]。境外演出收入大大提高,有的节目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演艺产品的价格水平。但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状况依然存在,文化贸易逆差严重。我国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口和出口比例约是10∶1,对欧美国家甚至达100∶1。

三、文化产业市场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文化产业市场的国外文献综述

第一,文化产业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综述。Throsby(2008)[6]研究了文化产业的同心圆模式,他通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实证数据来说明该模型的主要特点,即文化产业的文化内容输出就像是一个由核心向外的递减运动,通过使用生产部门中创造性劳动力的比例作为文化内容的代理,结果证实了模型的有效性。Lawrence(2002)[7]界定了文化产业生产和销售的意义,他们讨论了艺术商业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管理人员所面临的挑战。Jeffcutt&Pratt(2002)认为创造力不是用来维护特定群体组织的,而可能是组织或产业的一部分,同时他们认为管理与创意之间有着相互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个框架以研究创意生产在知识经济中的动态性。Lampel,Lant &Shamsie(2010)[8]认为文化产业的管理者所经历的两难困境也存在于越来越多的其他行业中,他们提出了五个正在文化产业中形成的组织惯例。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综述。Steinert(2003)[9]指出,近年来文化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的文化需求快速增长,企业和组织团体对于文化生产给予了充分重视,文化需求呈现跨国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产业的生产体系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化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幅提升。Lash &Lury(2007)[10]认为,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品牌建设。全球文化产业存在着不均衡性、不统一性,品牌能够帮助文化产品建立在全球市场上的独特性,体现出产品之间的差异并便于消费者识别。Yoan(2009)[11]对全球化背景下韩国动漫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指出全球化和本地化的价值取向可能存在一定差别,因此,动漫产业面临着全球化和国家化的双重压力,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寻找适当的道路。

第三,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综述。Dowler(2007)[12]对于加拿大图书、期刊和报纸印刷业,音像制品业,电影电视业,数字信息业等文化产业中的主要行业进行了分析,指出加拿大文化产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薄弱环节是政府合理规划的缺失,文化产业政策仅仅着眼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了增加文化产出这一更为基础的层面。Beyers(2008)[13]探讨了美国的文化和娱乐产业状况,发现文化产业改变了美国的家庭消费模式,成为一项重要的消费支出,而且创造了新的就业空间,如旅游业、博彩业等使内华达州、密西西比州和夏威夷成为文化产业最为集中的地区。Power(2002)[14]尝试定义和测量瑞典的文化产业,他通过大量数据的分析证明了文化产业在瑞典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贡献。Power(2003)[15]用数据分析了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的就业情况。结果显示,数据体现出国家之间的一些有趣的不同点。在区域上,四国文化产业都表现出城市凝聚的特点,而且呈现出更强的集中化趋势,这意味着空间动力可能是文化产业竞争和成功的关键点。

第四,数字化新兴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Umino(2010)[16]等构建了一个六因子模型,分析了日本出版业自1955年到2010年间的发展历程,发现图书、报纸、杂志这三种出版媒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效应,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以及电视和可视化媒体的出现都对传统出版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Cheong &Lee(2011)[17]将诸多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微博的研究进行了一次梳理,他们还调查了澳大利亚全国“为地球熄灯一小时”活动实施时能源消耗减少的程度和全国即时Twitter使用者人数之间的关系。Riemer &Ritcher(2010)[18]从集体合作和知识创新的角度论述了微博作为一种合作交流形式的重要性与必然性。

第五,文化产业市场结构与效率的研究综述。Hesmondhalgh(2010)[19]从文化从业者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其工会组织情况等方面,通过半正式座谈的方式调查了英国音像、电视和杂志这三个文化行业,他调查的目的是厘清在产业组织中最为基础和最富创造性的艺术劳动者的基本状况,从而分析英国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可能存在的偏差与遗漏。Bell &Jayne(2010)[20]认为,英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中存在着忽略乡村文化创意产业,过于强调城市在创意产业中核心地位的弊端。Preteceille(2010)[21]研究了巴黎市区文化生产者职业碎片化这一趋势。

(二)文化产业市场的国内文献综述

第一,文化产业发展理论的研究综述。胡惠林(2004)[22]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产业与现代社会运动、文化产业与先进文化建设、“入世”与文化产业发展、全球化背景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政策选择的影响等理论问题开展了研究。傅才武、宋丹娜(2008)[23]对文化市场演进理论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是贯穿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条红线。彭继红(2009)[24]从意识形态角度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国家政策为依据,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划分为兴起、崛起和初具规模三个阶段,说明国家政策制度从压制逐渐转向引导,在日益宽松与和谐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文化产业的发展走上了规范化轨道

第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的研究综述。邹广文、徐庆文(2006)[25]认为,文化产业发展受到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影响。我国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决定了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大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限,因此,需要准确把握全球化的脉搏,结合我国优势,扬长避短,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王弦(2007)[26]对我国创意产业开展了系统研究,认为我国创意产业的投资环境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创意产业并没有被公认为一个产业,从事创意产业的企业无法获得优惠贷款等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的概念框架、支撑体系,以及文化和创意产业的数据不完善,各级政府也很难就如何投资创意产业做出正确的决策。张泽、杨晓萍(2005)[27]从资源配置角度,认为资源配置机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未到位,文化体制及产业运行机制存在不少问题。李京文(2006)[28]也认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产业发展服务体系不完备,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影响了文化产业正常发展创新。

第三,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综述。陆祖鹤(2006)[29]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是全民文化意识和文化素质的提升,要依靠文化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的完善保障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注重依靠民营企业的力量,并着力构建都市型文化产业。蔡尚伟、王理(2010)[30]认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妥善进行战略规划,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注重将文化产业发展的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周云逸(2010)[31]对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指出应当通过实施重大农村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充分挖掘地区性的历史文化资源,引导民资和外资进入农村文化产业,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可持续、规模化发展。

第四,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路宁(2003)[32]强调了强化和规范文化市场管理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和必要性。曾玉梅(2010)[33]认为,未来十年,国内文化产业将向着集团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一批具有垄断竞争力的文化传媒巨头。为此,要鼓励文化传媒集团走集约化的产业经营道路,选择适当的经营模式。王焯(2010)[34]通过对辽宁省沿海经济带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分析,认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着力打造形成以原生态优势文化资源为主的现代文化产业模式,以消费新生力量为主的文化新生资源拓展和培育模式及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模式。

第五,文化产业集群研究。欧阳友权(2010)[35]认为我国文化基地的集聚化、文化产业集群化已是大势所趋。袁海(2010)[36]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地理变量新经济地理变量和产业政策变量在内的计量模型,利用该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省域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发现沿海区位与文化资源禀赋等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城市化也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政府的财政支持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而关于文化产业集群内知识共享性、网络外部性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则得到了雷宏振等(2010)[37]基于陕西省部分文化集群内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支撑。他们的研究证明了文化产业集群中组织间通过网络外部性的中介作用实现知识共享,会对文化产业集聚产生积极的作用,并提出知识共享是文化产业集群内知识管理的最佳模式之一。李兰(2010)[38]对文化产业园区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她认为,现有的国外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园区发展和运行模式,在借鉴经验的同时还需要选择个性化的路径。

第六,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方彦富(2009)[39]总结了以美、日、韩、法四国为代表的三种文化产业管理模式。韩美群(2009)[40]总结了当代西方国家区域文化产业的四种发展模式:资源优势模式、资本技术模式、整合集约模式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李雪茹(2009)[41]探索建立一个普适性、统一性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体系。程臻宇(2011)[42]认为,我国幅员辽阔,受文化本身的多样性所决定,不同地区文化产业也表现出异质性,各省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差别明显,因此,针对各地情况的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对于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文化产业市场的国内外研究异同

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产业概念。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界定,既反映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宏观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开放性。正如文化认知的开放性一样,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也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

第二,从研究领域来看,国外文化市场的外延不断拓展。随着现代科技向传统文化产业不断渗透,国外文化市场的外延不再局限于文学、电影、电视、美术、音乐、舞蹈、传媒等传统行业,教育、旅游、建筑体育互联网、文化遗产等亦被纳入其范畴。相比较而言,由于国内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新兴文化市场的研究范围还比较有限。

第三,从研究层面来看,国内研究的中、微观层面亟待加强。国内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以宏观研究见长,中、微观层面明显不足。中观层面缺乏文化市场发展的制约、动力因素和法律政策研究。微观层面缺乏文化市场主体培育和文化企业运行机制的系统研究。

第四,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文化市场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方法研究文化产业及市场,但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的研究尚未进入国内文化产业及市场研究的主流。

(四)文化产业市场的创新点

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文化产业的研究是一种交叉性边缘课题,涉及经济学、政策学、文化学、产业政策学、管理学等知识领域,以往对国内文化产业以宏观的定性研究为主,且研究视角单一。本研究采用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包括经济学、管理学、产业政策学等学科,对国内文化产业市场进行系统研究,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

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研究从微观、中观和政府监管三个层面对文化产业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入分析文化产业市场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文化产业市场发展的因素,进而对如何促进国内文化产业市场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

第三,研究应用的创新。文化产业是兼具意识形态和一般产业属性的特殊产业部门,政府规制既要体现规制的一般规律,又必须充分考虑到该领域规制的特殊性,不能照搬一般产业的规制经验,更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的规制思路。所以,本文在总结、评估西方文化产业规制研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我国文化产业监管实际的目标函数、激励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探索中国文化产业有效的政府监管体系。

四、文化产业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第一,文化体制改革的矛盾依然尖锐。国有文化单位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配套政策不完善,民营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有文化经济的平稳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战略与事业性质的体制特征之间存在矛盾,如传媒文化产业集团“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文化产业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是制约文化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二,经营机构集约化程度依然较低。随着社会资本进入步伐加快,文化产业多元化投资格局开始形成,文化产业的门类众多,细分行业多达14个。尽管经营机构数量多,但集约化程度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集中度不高,缺乏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由于起步较晚和条块分割市场壁垒等原因,我国的文化企业规模小、分散和实力弱的问题比较突出,缺少战略投资者和骨干企业。

第三,文化产品市场化程度依然较低。由于受传统体制束缚,我国文化企事业单位普遍对文化市场的重视和调研不够,市场开拓意识不强,营销能力普遍较低,尚未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营销模式,导致文化产品市场化程度低,即使是优质产品也难以形成产业链,产品附加值未能得到有效挖掘。以动漫为例,动漫产业链包含了动漫作品的创意、制作、发行以及衍生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我国动漫产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各环节企业间尚未建立起良好的共赢经营模式,导致上下游诸多环节不能默契配合。

第四,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依然较低。以动漫产业为例,国产动漫一直走不出缺乏创意的困境。创意环节位于动漫产业链的源头,是所有下游环节的基础,目前我国动漫产业创意环节依然薄弱。除“喜羊羊”外,近年国内动漫企业塑造的新形象乏善可陈。在题材方面,中国特色类作品依然是广为人知的古典名著和历史故事,奇幻类作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难与国外作品抗衡。此外,动漫衍生品的开发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诸多问题也是阻碍动漫产业发展的因素。

第五,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依然不畅。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普遍存在,部分地区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还存在一定障碍,融资渠道不畅,资金来源缺乏体制保障,投资主体单一,各级政府财政紧张,加之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筹资渠道单一,使得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目前国内90%以上的动漫企业是小规模的民营企业,这些小企业往往无力自主开发动漫产品,80%以上的中小动漫企业生存比较艰难,资金不足是导致其难以为继的首要原因。

五、国外文化产业市场发展的经验

第一,国家战略推动模式。国家战略推动模式是指,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诸要素中,国家战略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是最重要的资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国家战略的主导下,国家文化产业领域实现了要素汇聚和力量裂变,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43]。这一模式体现为,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全面介入,市场体制尽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国家通过政府行政力量,如政策、法律、税收、公共财政等强有力的手段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实施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和韩国。

第二,市场发展模式。市场发展模式是指,在“政府—市场”的二元格局中,市场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核心和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44]。与国家战略推动模式相对应,市场发展模式更强调市场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除宏观政策调节和少量公共资助外,基本不介入文化产业领域的运作过程。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行政力量,如政策、法律、税收、公共财政等具有重要影响,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主要由文化市场中的生产商、销售商、运营商等市场主体来主导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一模式在形态上体现为:以政府与市场保持“一臂之距”为基础的市场自由发展模式。实施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和英国。

第三,混合型发展模式。混合型发展模式是指,在“政府—市场”的二元格局中,政府与市场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45]。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阶段,尽管两者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是绝对均等,但差异并不明显。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产业领域,如动漫产业,政府的影响力较为明显,但对于国家文化产业的整体而言,两者的影响难分伯仲,故称之混合型发展模式。实施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法国和德国。

六、国外文化产业市场发展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第一,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法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主要依靠政府管理和资助,但政府集中精力于宏观层面管理,即:致力于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定向;致力于法律、规章、标准、政策的制定和经费支持;致力于对文化单位的管理和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对其绩效进行评判,使市场在文化资源的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适度整合管理部门。无论是最初的“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还是现在的文化、新闻与体育部,英国创意产业的策动和管理部门一直较为集中,政策在一个机构的统一管理下制定完成。

第三,注重引导个体创新。英美政府不办文化、只管文化,不直接参与、靠政策推动,三三制的资本结构方式,其本质上的共同特征是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既提供发展空间与条件,又留有压力和风险。这种政策引导方式,要求个体必须积极主动地寻找机遇、挖掘资源、开拓市场,从而将政策和资本的效率发挥到极致。

第四,重视拓展新兴行业。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的过程中,韩国十分重视开拓以往未能受到充分重视的文化行业发展路径。游戏、人物形象、漫画、公演等新兴行业已发展成为韩国文化产业的新亮点,吸引了大量的风险投资。(www.chuimin.cn)

第五,合理利用文化资本。韩国政府直接提供资本支持,然而政府资本的效率问题却饱受争议。面对这种情况,韩国政府转变了支持方式,从直接提供资金转变为营造透明的流通体系,从而间接刺激文化产业创作部门的潜力。

第六,完备完善法律体系。例如,美国文化产业法律体系相当完善,文化产业发展大多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美国对文化产业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法规主要有《联邦税收法》、《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版权法》、《无线电法》、《1996年联邦电信法》,以及《文娱版权法》等。这些法律法规都对文化产业、文化市场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从而使政府局限于宏观管理领域,也就给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1] 胡田,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余光胜,博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24)、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SHKXYB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073029、71353054)的资助,特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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