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哲学与研究方法-文化旅游视野

潘海颖[1]

〔摘要〕 休闲思潮是人本主义的——它与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也与人们的文化取向和生活追求的变化密不可分。休闲的哲学意义，可以从两个维度去探求：一个是个人的维度，一个是公共的维度。从个人的维度看，休闲是“自由”的隐讳表达，与个人的自由和心灵有关，是人获得生存意义的重要途径；从公共的维度看，休闲是“民主”的隐讳表达，休闲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休闲不仅仅是关于“小我”的，也无法只在“小我”的范畴内得以实现。休闲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建立一种以“休闲”为中心的伦理观；休闲学的研究，是指向伦理学的。当代的休闲哲学研究，应该从怀疑论开始，即从繁杂的休闲现象去探究其哲学本质。

〔关键词〕 休闲研究；休闲哲学；方法论

一、中国当代休闲思想的兴起

1.当代哲学研究的困惑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家的思想紧紧地与时代的进展平行，这正是哲学史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2]一方面，历史是人写就的，每个时代的人都会以不同的世界观去看待历史，分析历史，评价历史；另一方面，每个时代的人都在完成历史，也都在创造历史。

哲学反映社会思潮，哲学引领社会思潮。尼采说“上帝死了”，目的是打碎理性的枷锁。然而，“上帝死后”的社会，经济、消费占领了大脑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科技占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两千年来哲学及哲学家的角色和地位，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也许是因为哲学以“科学家的方式”介入，而干脆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哲学”，哲学逐渐疏离于我们的实际生活。分析哲学也好，文本论者也罢，西方哲学仍然未能摆脱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思维模式。

西方社会思潮的理性与反理性，西方哲学思想的现代与后现代，中国社会似在其中，又游离其外。百多年来，西学东渐，中国哲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也与西方哲学不断地碰撞。当代，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实践地，同时又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领域。

2.国学复兴与休闲思潮

21世纪以来，国学复兴有目共睹。国学书籍纷纷再版，书店里面国学柜台前人头攒动，各路学者或穿西装，或着长衫出没于各家媒体的“百家讲坛”。有人把此归功为某些明星般的国学研究者的带动，其内在原因似乎深刻得多。

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总感慨人世的沧桑巨变。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巨大变革，而巨大变革需要哲学的支撑和创新。

在一个时代结束以后，人们试图冲破大一统的理论禁锢和僵化刻板的生活。人们急切地探寻精神家园的复归；同时，寻求个性表达的多样化，寻求生活的审美化。人们的探索，在现实中表现出两种指向：一是国学复兴，二是休闲思潮。综合看，两者都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复归。中国人的哲学在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在中国文化中可以说一直是大写的。在文化惨痛断裂之后，国学重又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不能直接往前，也许“复兴”就是一个迂回向前的过程。一方面，文化不是那么容易被格式化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光辉依然夺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哲学的引领和照耀，何况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悠久哲学积淀的、文化相对统一和独立的国家。怀旧有的时候也并不仅仅意味着某种情结，不仅仅是面向传统寻求价值依归，而更预示着反思和突破，预示着反击和前进。因此，国学复兴不是简单地复兴，更多的是从传统中汲取营养，试图去突破、去创新。

但迄今为止，国学复兴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复兴的是精神，还需要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支撑。理论的变革和创新的基础，或是新的发现，或是新的方法。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本身，都不应是教条；但也许正是由于对理论持续不变的信仰，理性已经失去了其光辉。“我们发现有些人正在系统地阐述着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终极答案，而这些问题因为过于微妙易变，是不能这样来处理的。这种企图最终导致的愚行是狂信和独断的态度。”[3]一种哲学如果不能以哲学的语言去叙述，以真正哲学的目的去指导人们，那么，它就会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教条。此时，创新显得无比重要和迫切。如何面对社会的阶层分化，如何看待复杂变化的人……人们渴望新的、切实符合中国文化实际的，并且能反映当代社会思想、最重要的是能指导当代社会生活的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那么如何看待休闲思潮？休闲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提出来，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不论是思想家们对于休闲理想的追求，还是普通大众对于休闲活动的热衷，都是基于对个人的关注。在革命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人变得无比渺小，个人的生活只是革命洪流中最不起眼的一朵浪花。现如今，个性得到崇仰。这样的潮流，是人本主义的——它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也与人们的文化取向、生活追求的变化密不可分；那是对人自身关注的潮流，是探寻生活趣味的审美潮流，是追求休闲境界的潮流。“对休闲的哲学反思既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化，又是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深化。”[4]

也许，休闲思潮能成为“复兴”后的“重建”力量，倡导和引领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全面重建；或者至少，休闲思潮能为一种新的价值建立提供一种“人文生态”。

二、休闲的哲学意义

休闲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界定。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去理解。休闲的定义有很多，其中自由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和最基本的元素。“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5]比较来说，客观的定义往往忽视人们休闲的本能和直觉体验；主观的定义又无法加以细分和量化。休闲就如同生活本身，纷繁复杂。休闲是创造意义的活动，但又远远超出这个范畴；它远离工具性目的，又体现在各种实实在在的行动之中；它既是感知，又是行动，更是全面的自由。

美国思想界的凯利对休闲概念进行了哲学解释，他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将休闲视作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活动为背景而产生的一种体验，“休闲的存在模式是经验性的，以感知世界中现实的具体的体验为出发点”，“休闲是游戏的行动可能性。使用符号的行动者无意识地创造出一个世界，而休闲便是这个世界里的决定性行动和自由。休闲是创造意义的活动的体现”[6]。休闲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自由。严格地说，这也不是休闲的定义，而是休闲所隐含的哲学意义，或者说是休闲的哲学定位，指引我们如何去全面地认识休闲，并且从人全面存在的意义中去诠释它。

休闲“作为哲学思潮，其特点就是从哲学视域去研究休闲问题”[7]。休闲的哲学意义，可以从两个维度去探求：一个是个人的维度，一个是公共的维度。其本质不仅与个人的自由和心灵有关，是人获得生存意义的重要途径，也与政治、国家、政体、民主、法律等概念息息相关。休闲不仅仅是关于“小我”的，也无法只在“小我”的范畴内得以实现。

1.休闲之个体生存意义

从个人的维度看，休闲是“自由”的隐讳表达。

自古以来，空闲时间为哲学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氛围和可能性。皮普尔引用柏拉图的文字，“哲学家的成长方式绝不同于一般奴隶，前者成长于自由和闲暇之中”[8]。但是，时间始终是一个让人疑惑的概念，也是基本的哲学命题。柏拉图认为，时间的存在与坐标有关，时间坐标就在于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所谓的时间。时间只是一种可能性和手段，而闲暇则提供了可能性。

幸福，是古今中外个体生命的终极追求，休闲就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必要条件。“幸福还似乎包含着闲暇。因为我们忙碌是为着获得闲暇，战斗是为着得到和平。”[9]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不同于消遣，消遣是一种休闲与松懈，闲暇则是别无其他目的而全然处于自身兴趣的活动[10]。他高度推崇沉思对于人类获得幸福的重要意义，“如果人可以获得的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享福祉的人的其他特性都可在沉思之中找到，人的完善的幸福——就人可以想的一生而言，因为幸福之中不存在不完善的东西——就在于这种互动。诚然，休闲不仅仅是自由，自由只是休闲追求的空间”。“幸福在于沉思（或爱智慧的活动），因为沉思（1）是我们本性的最好部分的实现活动；（2）最为持久；（3）能带来最纯净的快乐；（4）最为自足；（5）自身即是目的；以及（6）含有最多的闲暇”，幸福与沉思同在；“幸福就在于某种沉思”[11]。皮普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对抗工作那种全然活动性的观念的，就是闲暇的‘不活动’观念，这种观念强调一种内在的无所忧虑，一种平静，一种沉默，一种顺其自然的无为状态”。“闲暇的态度不是干预，而是自我开放，不是攫取，而是释放，把自己释放出去，达到忘情的地步，好比安然入眠的境界。”[12]

当代社会，信仰危机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会的大变革中迷失，寻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教徒般的“苦行”让位于后现代社会的“享乐”。当代中国，人们逐渐意识到休闲不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是工作是为了更好地休闲——休闲已经成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休闲的理由变得非常简单而直接：我们，现在，需要休闲。其背景却是如此复杂：产品商品化、商品形象化、文化符号化、精神物质化……人们处在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的世界中，但依然无法摆脱孤独、压迫和恐慌。正因为此，闲暇是排除了功利物欲的时空；闲暇之中，人们可以无限地表达自我，贴近人性。

人们需要自由，行动的自由和思考的自由。人们以个性化的方式、个性化的活动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始终有从“围城”中跳出去的渴望，没有哪一种召唤比得上“自由”来得如此让人激动。“我们不必是哲学家，只要能掌握闲暇，即能感应人生的真理；不断去体验惊奇的感觉，然后怀抱希望，继续摸索前进，直接走向哲学的至终本质：洞见和智慧。”[13]

2.休闲之政治民主意义

从公共的维度看，休闲是“民主”的隐讳表达。休闲需要政治学基础，或者说，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理解其哲学意义。休闲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

人类的幸福不是与生俱来的。人是社会动物，人类的幸福来源于创造和获取，幸福具有过程性。人是群居动物，离不开群居的法则——政治性。休闲的实现也具有政治性。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4]休闲并不是人性自由的乌托邦，相反，休闲本身就是对人性的关怀，是现实的、可触摸的人性关怀。休闲除了人性自由的理想表达，更落实于各种现实世界的活动，表现为人们各式各样的休闲行为。在探讨这些休闲活动和行为背后的哲学意义时，我们似乎不得不引入卢梭所说的“人民”、“公民”概念的联系与区别[15]。休闲是关于共同体中的公民的。公民在道德与集体的共同体中存在，这些共同体是有着统一性、有着公共的“大我”的生命和意志的；同时，“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的公民，并不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被统称作“人民”的。也就是说，公民存在于共同体的“大我”之中，但公民又是个别的、独立的参与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真正的公民才是政治性动物；只有具有这种政治性，才能真正摆脱肉体的束缚和压迫而达到最高善的幸福。

休闲与经济、休闲与文化、休闲与宗教等主题被人关注得很多，休闲与政治民主似乎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民主的精髓是平等。当今社会，休闲是非常重要的人权。在休闲中，人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找到了作为人和作为社会的有意义的成员的价值（《休闲宪章》）。休闲关注的既是人的精神层次和心灵世界，同时也是以欢乐的情怀、愉悦的态度、丰富多彩的姿态，追求身心的完善。从本质上看，休闲是人本主义的：一方面，政治民主是人人享有休闲权利的保证；另一方面，休闲体验也为政治民主提供最重要的人本基础。(www.chuimin.cn)

三、休闲研究的哲学方法

1.休闲研究的目的：建立以“休闲”为中心的伦理观

休闲具有哲学意义，或者说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和高度去体认休闲。休闲是关于人的，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但休闲并不直接等同于哲学，或者说休闲只是哲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和方向。休闲因其对人之生存意义的探讨，与哲学不谋而合；因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与伦理学两相观照。

伦理是社会价值秩序的体现，是人们对自身行为调节和规范的尺度，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价值观。伦理学则以道德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社会道德是社会中理想人格的泛化和概念化，社会道德的确立最终是为了确保人们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幸福。休闲追求的也正是一种理想人格和理想的人生境界；同时，作为“共同体”中的“小我”，追求的过程和方法，不仅体现社会共同体的道德和价值标准，休闲本身也正是伦理观的体现。

胡伟希认为，西方传统休闲哲学是建立在“工作—休闲”两分法基础上的，其实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割裂；而中国的传统哲学则强调生命的整体观，倡导建立一种“工作—休闲”一体化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16]。工作成为人的自为，工作充满创造力。工作与自由不可分，工作与休闲不可分。休闲成为人的必然王国，不断彰显人的能动潜能。两者统一的关节点在于自由时间。自由成为两者共同的尺度，两者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休闲哲学作为人生哲学，从根本意义上说，不仅追求当下的幸福，也试图去化解生命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冲突。

也许，我们可以说休闲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建立一种以“休闲”为中心的伦理观；休闲学的研究，从个体生存的意义上看是指向伦理学的，从政治民主意义上看是指向政治学的。

2.休闲研究的起点：怀疑主义的积极方法论

“塞克斯都说，怀疑主义起源于对获得精神上的平和或宁静的期望。……这个原则的结果就是，‘我们以消除独断而结束’。”[17]其实，他们对精神宁静的追求都不是一种消极的方法，也不是一直采取拒绝思考的做法，而是一种积极的方法。

其实怀疑主义一开始就是积极的方法，这里说“积极方法论”，目的在于撇清一些成见，主要是为了强调。思考的独立和自由，一定是从“怀疑主义”开始的，现在，需要怀疑主义。正如怀疑论者质疑的不是现象而只是“对现象的解释”，休闲学的哲学研究，也应该从怀疑论开始，即从解释复杂的休闲现象入手，去揭示其哲学本质。“它能让我们保留一种谨慎态度，这样我们才不会错把现象当成实在，尤其是能避免狂信和独断论。虽然我们即便没有一个真理的标准也可以满怀热情去行动，但是我们心理上的安全要求我们让研究的渠道保持敞开。”[18]怀疑主义并不意味着虚无主义，至少，怀疑主义可以作为研究休闲这样一门新学科的起点。

哲学，依然保留着教育的目的；创造是哲学的根本属性之一。哲学如何保持其最根本的创造力，并以其自身不断地创新去获取存在的理由？哲学要走一条发现日常生活，并适应日常生活的道路。休闲不仅为哲学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和舞台，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的休闲研究为探索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1] 潘海颖，博士，浙江工业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

[2] S·E·斯通普夫、J·菲泽著，匡宏、邓晓芒等译：《西方哲学史》（修订第八版），译者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

[3] S·E·斯通普夫、J·菲泽著，匡宏、邓晓芒等译：《西方哲学史》（修订第八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91页。

[4] 季忠：《休闲的哲学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7卷第5期，第64页。

[5]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6] 约翰·凯利著，赵冉译：《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7] 刘明石：《浅析休闲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学术交流》2008年第13期，第104页。

[8] 约瑟夫·皮普尔著，刘森饶译：《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9] 亚里士多德著，寥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6页。

[10] 同上书，第307页。

[11] 同上书，第310页。

[12] 约瑟夫·皮普尔著，刘森饶译：《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0—42页。

[13] 同上书，译者后记。

[14] 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

[15] 同上书，第21页。

[16] 胡伟希：《论中国休闲哲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未来发展》，《学习论坛》2004年第9期，第36—40页。

[17] S·E·斯通普夫、J·菲泽著，匡宏、邓晓芒等译：《西方哲学史》（修订第八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00页。

[18] 同上书，第103页。